要在精神病性身份障碍中消除心理界限，相当于要放弃区分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人、人类与非人类的能力。因此，身份紊乱（identity disturbance）的概念意味着要么无法区分自我和非我，要么拥有一个清晰界定的个人身份的信念受到了侵蚀。“身份丧失”这一术语反映了每种身份紊乱（identity disturbance）的相对严重的形式。在一些有精神病性倾向的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人格中，现实检验受损不仅伴随着象征思维的恶化，还伴随着缺失一种分离的、永久的人类身份，以及拥有部分动物或其他非人类身份这样一些妄想信念。虽然变成动物的幻想在儿童和图腾社会中很常见，但与作为部分动物的妄想信念有关的精神分析文献却相对较少。这种具象的前符号思维涉及原始焦虑的潜在关系模式。

Klein（1932）和Sullivan（1953）最初使用“原始焦虑”一词来表示崩解性焦虑，这种焦虑是偏执-分裂位态的基础(Klein)，也是噩梦和精神分裂症发作所固有的解离的非我体验的基础(Sullivan)。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原始焦虑被描述为成熟缺陷（maturational deficits）和防御过程干扰了符号思维发展的结果。我曾阐述过一种观点，该观点受到许多作者的拥护，即摧毁自体和内部客体的原始焦虑在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理学中仍然占主导地位（McCarthy，1994，1996，1997）。在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期间，原始焦虑经过转换，在与许多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互动中表现为对虚无、无边界和自体-客体混乱的完全毁灭的恐惧。对身份丧失和失去身体完整性的愿望和恐惧是抵抗治疗投入和情感成长的强大动力源。

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身份丧失中的原始焦虑

在这篇文章中，我描述了间歇性的精神病性边缘型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原始焦虑是如何通过其非人类身份来象征的。我不认为这些病人的非人类身份只是因为他们过分敏感，我认为他们是共生关系和妥协后的自体保护界限的精神病性表现。放弃一个全然的人类身份而选择部分动物或其他非人类身份，象征着以妄想或幻觉形式表达的关于融合与分离的毁灭恐惧。

例如，我督导了一名8岁的精神分裂症男孩的心理治疗，男孩向他的治疗师报告说，他产生了一个幻觉，看到风吞下一只小熊。他补充说，他是一只熊宝宝，他要吃狮子。他的毁灭焦虑和他对自己的需求及攻击的恐惧完全由这一象征表现出来，在这个象征中，他获得了妄想中的熊的部分身份。他体验自己为一只动物象征着极端的身份丧失和解离的自我体验。他与幻觉的熊的融合保护了他支离破碎的身份感，使他的身体和自体免于受到进一步的毁坏和额外的威胁。同样，这也显示他没有能力区分符号和符号所代表的内在体验。他的幻觉显示了他对被融入（incorporated）的原始焦虑，也就是说，真的被吞噬和消灭，除此之外，也有他将治疗师投射感知为吞噬的内在客体的原始焦虑。

在分析师的参与下，与作为非人类存在（nonhuman entity）的精神存活有关的混乱的焦虑得以探索，变得容易理解。使用详细的临床询问，增加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反省的能力，这种临床询问是人际参与观察模式的核心。在互动模式的协作询问下，随着患者在各种精神病和非精神病水平上同时与分析师关联，这使得评估分析师对会谈中明显的初级过程思维和身份紊乱（identitydisturbance）的影响成为可能。当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逐渐克服在分析关系中对身份丧失的原始焦虑时，他们就能更加适应地、基于现实地使用抽象的象征手法。

各精神分析取向的理论家，尤其是Searles和Bion，已经研究了精神病性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身份丧失的精神动力学之间的潜在联系。弗洛伊德学派理论家对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身份紊乱（identity disturbance）的解释主要聚焦于心理结构的发展停滞以及同时发生的自我成熟障碍。克莱因学派的理论家，如Segal（1957），提出象征思维的缺陷反映了客体容纳功能的失败和偏执-分裂位态的固着。克莱因学派的作者们强调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身份丧失的发展缺陷，因为他们大量使用投射认同和分裂。例如，Racker（1957）得出结论认为反移情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中混乱的思维和解离的身份碎片重新整合的基础。与沙利文关于解离状态下原始焦虑的著述一致，人际关系理论家强调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身份紊乱（identity disturbance）中的“非我”（not-me）体验。当代人际关系理论家极大地扩展了对解离过程的理解，以及解离经验在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性参与中的作用。

Little's (1950,1957,1958,1960)和Searles's (1958,1965,1979,1986)富有创造性的论文追溯了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分析师的精神病性移情反应中共享身份和共生“一体性”的妄想体验。两位理论家都从适应不良的共生关系和超长期未分化的早期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身份丧失。Little（1990）指出，缺乏自我分化使精神病患者容易产生精神毁灭的恐惧。Searles（1965）认为，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永久的人类身份的获得产生于与母亲的共生关系到对母亲的内摄认同的混乱过渡中。与Hartmann（1953）的观点一致，他在几篇论文中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只有在建立了坚定的自我边界，并放弃了其双重和非人类身份的防御性依赖之后，才能真正区分具象思维和隐喻思维（Searles, 1960,1962,1986）。Searles（1965）假设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早期身份丧失体验的移情-反移情的重复中存在一种治愈因素。

基于类似的推理，我认为，源于无意识的幻想拥有非人类身份而产生的精神病性信念，象征着边缘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融合和分离的原始焦虑。这个想法基于两个普遍的假设之上：第一，存在一个连续的身份丧失，而并非仅限于一种特定形式的心理病理学；第二，符号应用（symbol use）反映了客体关系的配置。我的中心论点是，非人类身份象征着原始的焦虑，这种焦虑与缺乏和内在客体的区分有关。虽然我提供了几个精神病、部分动物身份及其在移情中的表现的例子，但我并不提倡对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固定的病原学理论或一般的治疗技术。我的方法是描述与患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非人类观点接触如何对分析师的身份感构成威胁。对这些原始焦虑和边界紊乱的象征性表达的体验式共享，虽然提高了病人不断发展的象征能力，以及建立可靠清晰的心理边界的能力，但也随时威胁着分析师的稳定。为了发展这些主题，我首先比较对照弗洛伊德学派、客体关系和人际精神分析关于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身份丧失的观点。就像上面提到的8岁男孩一样，我在本文后面讨论的成人患者的临床工作既体现了共生关系，也体现了妄想性的非人类身份。

符号应用（symbol use）的精神分析观点

弗洛伊德（1900）对原初思维过程的描述首先将符号及其所指之间可能存在的大量扭曲关系系统化。琼斯（1916）扩展了弗洛伊德的概念，他观察到，符号应用（symbol use）源于被压抑的内心冲突，在这些冲突中，禁忌的驱力满足被转换成它们的符号等同物。在Bleuler（1911）的系统化之后，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弗洛伊德学派研究者们被具有可定义的（definable）思维障碍的个体的象征性思维缺陷出现的频率所震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符号应用（symbol use）缺陷在结构上被归类为自我功能的“去分化”（Hartmann, 1953）和抽象思维的“去概念化”（Lotterman, 1996）过程的结果。理论家和研究人员都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模式和语言使用方式归因于对意义的普遍混淆，以及对矛盾观点进行凝缩和组合的不准确尝试（Kasanin, 1946; Freeman, Cameron & McGhie, 1958; Lidz, 1973）。其他深受弗洛伊德模型影响的理论家将符号思维的缺陷描述为精神分裂症的核心（Kubie，1953；Freeman，Cameron＆McGhie，1958；Pao，1979）。

Klein（1930）、Segal（1950）和其他克莱因学派的理论家将符号形成和符号应用（symbol use）理解为自我对失去好客体和害怕坏客体的焦虑反应。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反复出现的无法象征与区分内在和外在的能力，Blegler（1974）视之为无法达到偏执-分裂位态，这可能预示着精神病性的解体。在Giovacchini（1979）对Winnicott发展模型的阐述中，象征化失败源于养育的不足，和作为过渡客体的前体的缺失。Bion（1961）将孩子早期的符号应用（symbol use）视为建立客体关系的场所。他坚持认为，象征思维通过将外部客体作为儿童投射认同的“容器”，非常有助于内部客体的发展。Sullivan和Fromm-Reichmann感兴趣于精神病性妄想和幻觉的防御价值，Bion的观点与之部分相同，Bion（1956, 1957）主张身份感的精神分裂症性退行涉及概念和感觉之间心智联系的破坏，从而导致心智混乱。Ogden（1980）拓展了Bion的观点，他得出结论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思想和感知，导致“非思想”（non-thought）和“非经验”（non-experience）。

Sullivan（1953）警告说，我们都有潜在的精神分裂过程，他认为解离在受损的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特殊推理中有着最重要的作用，受损的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特殊推理是精神病性思维的特征。从Sullivan的框架开始，精神分裂症精神病理学的人际理论家如Fromm Reichmann（1959）和Will（1980），强调精神病症状学下潜在的系统防御过程，包括符号应用（symbol use）的紊乱。Arieti（1974）将精神分裂症的符号应用（symbol use）归类为一种“古生物思维”，在这种“古生物思维”中，原初过程思维无处不在。从人际和自我心理学的角度来看，Searles提供了最全面的自我功能广泛耗竭的描述，这种自我功能的广泛耗竭在分析师和患者身上均发生，是与边缘性和精神分裂症现象有关的一部分。在Searles（1965,1979）的理论中，精神分裂症患者通过退行到共生关系的方式诉诸于思维的代偿失调。

当代的人际关系理论家，包括Bromberg（1998）， Hirsch（1994, 1997）， Levenson（1983, 1998）和Stern（1983, 1989, 1994），已经阐明了学习解离、个人象征是如何在有分析师参与，且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持续互动中发生的。基于Sullivan的工作，Stern（1983）的“未系统阐述的体验”（unformulated experience）的概念指出，非我体验的解离对于正常和异常的人格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Stern认为，未经系统阐述的体验无法被提取，因为它从未被注意，也从未被言语表达。Hirsch（1997）的观点认为，当非我的体验选择性的被忽视时，未系统阐释和解离的体验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会发生。因此，健康和病理性人格发展的区分并非在于压抑、解离、和未经系统阐述的体验这些现象是否存在，而在于它们的相对程度。从这个理论观点出发，对被分析师特征性的符号体系的探索利用了非我体验中压抑、无意识和解离表现的所有层面。边缘型或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分析师在一起时的妄想焦虑和非人类身份体验也不例外。

身份丧失和非人类身份

作为弗洛伊德的动力和结构模型的解释者，Fenichel（1945）首先提到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边界不清晰是他们身份紊乱（identity disturbance）的关键。Federn（1952）报告说，身份感的精神病性失调是驱力或防御的冲突和妥协形成的结果。Arlow和Brenner（1964）认为，通过限制所有自我功能的防御性退行，而不是简单的身份整合，解释可以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产生效果。Mahler（1968）强调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使用过渡客体对抗精神病性水平的焦虑时，会恐惧身体的崩解和毁灭。她暗示，在身份丧失中，，极端的边界紊乱源于精神病性的识别，以及由于发展缺陷而产生的对投射的依赖。Jacobson（1967）同样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为了避免变化和丧失的焦虑，会防御性地融合自体和客体表征。事实上，对于那些本质上阐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裂症结构模型的理论家来说，如Mahler, Jacobson,Kernberg （1975）, and Boyer and Giovacchini （1967,1980），精神病性身份退行包括自我与客体表征的防御性融合，以及区分自体表征和客体表征的失败。

从Klein，Fairbairn和Winnicott的工作开始，客体关系理论家将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的身份紊乱（identity disturbance）归因于婴儿精神病性的核心，它源于早期创伤和对死亡或毁灭的恐惧，存在于各种形式的精神病理学中。克莱因（1930）就婴儿幻想在精神病性身份丧失中的作用的看法做了总结，她报告其病人Dick瞥了一眼铅笔屑，称之为“可怜的克莱因夫人”。在Volkan（1976，1995）的精神病患者那里，身体体验包含着原始的焦虑，这些焦虑将它们包裹在精神“疯狂的种子”中。Volkan将这一观点延伸到客体关系理论更广的领域，他确定了婴儿的精神病性自体侵入并接管了精神分裂症人格。Rosenfeld（1965）讲述了他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该病人认为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寄生虫，攻击他的分析师的大脑，这是由于他投射了自己混乱的思维和对分析师的嫉妒。Rosenfeld（1987）假设病人和分析师持续地内摄对方的投射性认同。根据他的婴儿精神病性自体的概念，准确的符号化和恰当的投射是不可能的，因为精神病性自体从幼儿时期就认同了部分客体和无意识的自体及客体意象。（Rosenfeld，1993）。

客体关系观点下的身份紊乱（identity disturbance）和身份丧失，同样的被指为涉及投射和内摄性认同（Rosenfeld，1965）和（Grotstein1985，1986），患者与治疗师之间完全未分化（Little，1981），共生关系（Searles 1961，1965），以及在过渡空间的精神病关系（Giovacchini，1979）。基于Winnicott的过渡关系概念，Giovacchini推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融合状态涉及一种退行的死亡状态和过渡空间的未分化。结合Winnicottian（1956，1958）结构理论的概念，Giovacchini（1997）认为一旦精神分裂症患者放弃对投射过程的依赖，自体和客体的分化就会发生。纵观客体关系理论，在偏执-分裂现象中，由于无法区分主客体，基于现实的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身份感的完整性都变得模糊不清。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身份丧失和非人类身份的临床表现是病人在与分析师的工作中，解离体验再现的产物。根据Searles（1961，1979，1986）关于治疗中身份紊乱（identity disturbance）的观点，分析师与精神分裂症患者部分地融合在一种共生关系中，这种共生关系意味着彼此自主个人身份的牺牲。分析师卷入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性移情，成为“治疗性共生”的核心，这种共生关系允许建立完整的客体关系和分化的身份。共生的移情-反移情主题包括最初的类自闭的对融合的防御、让彼此发疯的努力，和最终变得激烈的、充满情感的关系，以及对一种有回报的、深层相互调谐的早年幼儿期关系的终极享受（Searles，1965）。

对于我回顾的每一个理论模型，临床表现的身份丧失象征着在精神病理学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原始焦虑。在各种各样的精神分析取向中，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身份丧失的概念在严重的精神病理学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Bion（1956，1959）和Rosenfeld（1965）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与世界预先存在的共生关系而未能发展出共生移情关系的描述相反，Searles确信，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部分相互移情融合会导致分析师容易有非人类的感觉。精神分裂症患者关于非人类身份的信念涉及避免冲突情绪的防御机制，以及为全能而努力的置换。精神分析师对精神病患者非人类身份的参与是通过精神边界的反移情侵蚀而发生的。在评论这种情况下的反移情焦虑时，Searles（1979）观察说，我发现的最确定的标准之一，通过它可以知道一个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我发现我倾向于将自己体验为非人类——例如，就他而言，我似乎如此残忍无情或施虐成性，或是我内心充满了怪异的幻想，以至于要把我远远地置身于人类之外的领域。[p. 285]

临床资料

为了描绘分析关系中精神病性的符号应用（symbol use）和非人类身份的发展，我介绍一个与精神分裂症妇女一起工作的简明案例，以及我对一个具有许多边缘和精神分裂症特征的男人的治疗案例。两位患者的治疗里都有具象思维和偶尔有意识的怪异信念，即拥有动物的部分身份。对每个病人进行分析工作的早期阶段，其重点是逐渐发展出一种合作性探究，探究关于病人精神病性过程的防御，以及我们互动中的无意识。我对每个患者死守着非人类身份的情绪反应会侵蚀我的心理界限，并威胁到我的个人身份感。我审慎地揭示患者与动物身份之间的关联，并探索患者对此的反应，这有助于提高他们将妄想性的符号与外部现实区分开来的能力。

一名极其偏执的精神分裂症年轻女子在治疗中将自己描绘成经常被剥夺的绝望的受害者。她常常充满敌意，对每个人都很挑剔，与盛气凌人的父母没什么区别。她混乱的具象思维使她很难追踪任何心理反应的前因和背景，但她因没有朋友和缺乏社交上的成功感到沮丧。她最初的担忧包括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被残酷的误解，以及对她有限的成就感到沮丧。尽管她坚决否认自己内心生活的感受，并将自己的愤怒减到最低程度，但她提及自己时用“咬人”和“咆哮”的频率很高，这足以表明她间歇性地意识到自己是一只凶猛的狗。

由于这个女人的怪异和她奇怪的面部表情让她看起来像非人类，一开始我感觉排斥她是排斥我的。我也有焦虑和孤立的感受，就像我在太空中绕转，试图与一个来自遥远星球的外星人交流。在分析的早期，病人在我心里培养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我被当作她的宠物狗对待，似乎我偶尔会被轻拍，而且由于不够忠诚和谨慎，我通常会受到拷打。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充满威胁的德国牧羊犬，这让我很不安，直到我决定揭露这种联系，并邀请病人对此反思，这种感觉才消失。她的回应是慢慢地搜集自己的想法，她认为每当她表达自己的意见时，父母都在控制她，并对她进行心理约束。

经过大约一年半的治疗，我越来越意识到病人对我的吸引力，病人似乎不再那么虐待狂，也更人性了，变得明显的是，由于从侵犯和彻底解体的原始焦虑中产生了精神分裂性退行，她作为一只狗的身份的动力性和系统性的方面变得更加复杂。我感到困惑、厌恶和吸引，这些充满张力的情感使我最终邀请病人细想她是否曾经被当作，或者被感觉为她父亲的女朋友，而不是他的女儿。她的回应是试探性地讲述一段不为人知的童年经历，她的母亲反复警告她永远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她的父亲对她的性侵，即使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虽然她有思维障碍，但是她开始把精神上被折磨的经历与她错误的现实检验，她频繁地愤怒，和整体的无法理解联系起来。随着分析的继续，我邀请她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狗的身份可能会如何保护她免受痛苦的感觉上。她最终识别出愤怒、内疚和绝望，因为父母暗中侵入她的心灵，使她的现实检验无效，并使她对自己与父母融合的程度始终感到困惑。同样，她与精神病性的、非人的关联，使她避开了与同胞和威胁到俄狄浦斯渴望有关的竞争感，也避开了对父母报复能力的恐惧。

这位女性的健康的人类特质在很大程度上被分离了，同时她的防御需要不断地与其父母的表征融合在一起。她已经完成了一个无意识的移情性投射到我身上，她无意中需要吞食和毁灭，以避免感觉被侵犯和被毁灭。她不能清晰地思考，她奇怪的无关联性，以及她作为一只狗的身份，所有这些都使她免于灾难性的焦虑，这种灾难性的焦虑与拥有一个独立的身份，有自己的思想，能够自主思考和逻辑推理有关。通过在治疗中重建她残缺的动物身份，并短暂地与我分享这段经历，她能够避开用自己独立的思想来思考和象征的威胁。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男人，聪明但功能欠佳，有着许多精神分裂症和边缘型特征，缺乏一种完整的、无妄想的永久人类身份感，有时，他叙述起来似乎他将自己体验为半鸽子。这名男子一直沉迷于他的幻觉力量，通过与在他的纽约社区大楼上空飞过的鸽群交流来控制恐怖主义和犯罪。他例行公事地数鸽子，长时间地盯着天空，这使他越来越让家人感到尴尬。他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像黑手党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暴力的迫害性的掠食者，以及像鸟儿一样需要帮助的生物。他无法意识到自己在人际交往方面的缺陷，以及发病前的社交和工作能力的丧失所带来的悲伤。尽管他完全依赖他的父母，与鸽子融为一体，与新闻里的犯罪头目认同，但他可以感觉自己的强大而无所不能，不需要付出任何实际努力，也不需要冒人际关系失败的风险。他无法意识到他的傲慢自大、他的控制欲和他对自己的需要与情感的漠视。

我最初对这位病人妄想性地把自己当成超人鸽子，以及他的反间谍行为的故事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似乎是一种疏远机制。我试图引起他对自己精神生活的好奇，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不过他还是定期参加治疗，尽管他经常会撤退到幻觉幻想里。在第一年的治疗过程中，他试图通过他扭曲的现实感知引诱我作为他的镜像，来侵蚀我内心的现实感，我感受到了他身份紊乱（identity disturbance）程度的威胁。他对鸽子行踪的谨慎关注，与他不确定我是否会永远忠于他妄想的世界观类似。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偶尔问他有没有好奇我是否拥有任何隐藏的、特殊的能力。最初，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通过自愿接受和广播他认定与特定恐怖主义和犯罪袭击密切相关的隐秘编码信息向我宣扬自己的鸽子身份。他可以通过自己思想传播的天赋来预测和防止这些暴力袭击。当我询问他能否猜测我与这些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有任何牵连时，他补充了更多细节，他说他有必要减少有组织犯罪分子今后的破坏行动，他曾认真研究过这些人的行为。

这个男病人渴望我作为他的共生伙伴与之融合，我与他的这种渴望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我倾听他鸽子活动强度的变化，他对我的感觉，以及他对与内在父母的分化而产生的不稳定的焦虑。我很难和他联结上，再加上他焦虑于迫在眉睫的强烈危险感，又很难在治疗过程中表达清楚，这导致我定期让他重新审视他收到的秘密信息，与我“攻击”他心智能力的可能性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有一次，我邀请他考虑一下，他是否通过沉思专注而使自己感受不到对我的伤害或愤怒。他的反应刹那间柔软下来，他想起童年时期对朋友的鸽笼的兴趣，那似乎给了他一些安慰和安全感，使他远离了无法抵抗的大家庭。他匆忙地从这稍纵即逝的记忆中撤退回到他那无所不能的幻想中，既不谈他的朋友，也不谈他的情感经历。然而，随着他逐渐不再强制性地依赖于自己全能的鸽子身份，他开始识别出对我的能力的恐惧，恐惧我会通过秘密摧毁他独特的、特殊的能力来影响他。

与他受限的情感和令人讨厌的整体表现不同的是，他更加坦诚地唤起了自己对鸽子命运的强烈兴趣和温柔关注，这让人想起他与理想化的父母的共生关系。对于他的精神病性想法和怪异习惯，父母双方似乎都在焦虑性回避和广泛地容忍之间摇摆不定。从鸽子的自体中独立出来，从对家庭几近完全依赖中解脱出来，似乎等同于他的“特殊”身份的瓦解，和彻底的身份丧失，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他执着于自己妄想的、浮夸的力量，将他无所不能的需求用于支配世界，这使他无意识地与母亲融为一体。然而，我努力通过详细询问让他参与到探究他的情感生活和我们互动中的交互影响，这部分地降低了他的超然冷漠和移情性防御，他移情性防御的是经过伪装的能力不足、愤怒和空虚的感受。这些治疗中的探索有助于促进他更广的心理意识和对分离感的耐受。

这两位患者的非人类身份象征着他们对内在状态的长期困惑，包括对混乱和毁灭的共生恐惧。我参与了他们对动物的精神病性认同，帮助他们更加清楚地表达他们恨的情感的频繁投射和没有边界的依赖。

当我更加深入地参与他们的内心体验，同时对我们交流的顺序和感觉基调保持着反思能力时，他们也从习惯性的具象化和怪异的抽象，转变为更加一致认可有效的象征思维，也有了更好的现实检验。这两位患者在治疗互动中自我观察和反思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这成为他们建立相对更持久的人类认同感的初始基础。他们的整合程度提高，对现实的精神病性感知减少，并拓展了参照系，使之能够包含更准确的因果关系概念。

我对临床资料的凝缩既没有完全捕捉到患者没有能力思维的全部意义，也没有完全捕捉到他们对剩余人性的矛盾心理的特征。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传达这样的信息：他们通常表现出一种普遍的认知和情感的扁平化，这种扁平化使他们免受自体解体的焦虑，以及各种更多的神经症焦虑。每一位患者的融合与分离的原始焦虑，在他们的非人类关系和他们攻击自己思维过程的移情主题中，都被重新激活了。他们交流能力的提高消除了灭绝焦虑，也增强了他们的思考能力和关系能力，这建立在拥有更稳定的人类身份的信念的基础之上。伴随着更少的具象性和更少的自体与客体关系的妄想性转换，他们同样也提高了自己更多地使用基于现实的抽象象征的能力。

总结

我没有推测精神分裂症思维的具体原因，也没有明确区分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现象，而是用三种方法来关注非人类身份的象征。首先，对精神分析关系中出现的非人类身份的仔细检查，有助于阐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其他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潜在的精神病性过程的保护性方面。第二，通过参与观察，分析师沉浸其中体验妄想性的非人类身份，这增加了病人在精神病性和非精神病性功能之间转移的能力。第三，部分动物的妄想性信念表达了边缘型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共生身份，也表明他们将个体化和分离，与自体和内在客体的毁灭等同了起来。

许多精神分析理论家已经证明，受损的象征思维和其他思维障碍的迹象增强了回避痛苦影响的机制。从拥有非人类身份的无意识幻想演变而来的妄想信念，构成了对毁灭和解体的解离焦虑的防御性反应。这种精神病性推理的具象思维的特点是对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均丧失了身份和个体性感到困惑。融合和分离的原始焦虑一旦在治疗互动中表现出来就可以理解，这样精神病性的精神状态就变得易于分析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