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王耳朵先生(ID:huangezishiba)
前段时间,备受关注的《朗读者》第三季先导节目《一平方米》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有网友说,3天的直播节目,内容都太让人感动,只是偶尔点进去看一会儿,就已经哭了很多次。他的左手,还带着9个月前在那场恶性事件中所受的伤。可他说起行医救人的故事,却像从未被这个世界辜负过一样。不是轻微弯着腰,而是整个人佝偻成90度,脚步颤颤巍巍,矮小得难以想象。他们在庄稼地里刨了一辈子食,肩上常年挑着重重的担子。万一身染疾病,需要开刀做手术,风险和难度更是难以估量。11年前,年轻的陶勇就在这样一位老人面前,犹豫了很长时间。那是2009年,陶勇29岁,刚刚成为眼科主治医师不到2年。那是农村里最常见的老人,苍老的身子小小的,不起眼,很沉默。佝偻得几近90度,患有晚期白内障,已经失明很多年。流动医疗列车上的条件,也不如医院的手术室那样完善。也有人劝,万一失败了,将是职业生涯上的一个污点......陶勇迟疑了:“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告诉自己,不能给她做。”王阿婆用方言对他说:“我想亲手给自己做一件寿衣。”而按照江西的风俗,老人去世时,都要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寿衣。为了这场手术,他费了很大力气把老人的驼背放平,垫了3床被子。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王阿婆的视力,恢复到了0.6。但就在那最后7天里,阿婆完成了心愿,为自己做了一件寿衣。寿衣上,她缝了一个口袋,里面装进丈夫和儿子的黑白照片,再把开口缝得紧紧的。她说,这些年,她一个人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很孤独,很想回家。我选择专攻葡萄膜炎这种比较困难的疾病,是因为我想挑战疑难。哪怕那场撼动全国的劫难似乎就发生在昨天,陶勇说起救治过的病人,眼睛里的光仍比星星还闪亮。
可手术很快开始,他逼自己忍着痛,研究病例、开术前会议、做术前准备,再走进手术室。“如果把视网膜比作一张卫生纸,这个患者的情况,相当于在纸上涂满胶水,放一年再打开成原样,还不能弄破。”可他看清这个世界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感谢医生,而是抡起菜刀,把救治他的陶勇,砍进了ICU。他8岁的女儿得知爸爸受伤,问大人:“我爸爸是好人,为什么砍他呀?”所有被他诊治过的病患,对陶医生的形容也都是两个字:善良。心疼拖家带口来北京看病的病人,他坐诊到夜里十一二点。理由,就因为在接受陶勇的手术之前,这个患者曾由另一位医生做过手术,出现并发症。即便陶勇成功地让他恢复了视力,他却觉得自己花了钱还遭了罪,心头生出愤恨。那把菜刀,是为了最初那位医生准备的。但因为当天那位医生没出诊,陶勇便成了他发泄全部怒气的目标。接受电击治疗时,他被电到手部抽搐不止,咬紧了牙,腿都止不住地颤抖。作为眼科大夫,面对的是最精密的手术,需要准确到微米。就连吃饭也感受不到烫,吃完才发现被烫出了巨大的水泡。躺在病床上的他安慰妻子:“幸好被砍的是我,我年轻,跑得快!”休养期不能出诊,他就上线网络问答,让有需要的病患提问。左手不能动,他就用右手打字,艰难地完成新书《眼内液检测》的后记。伤势稍好一些,他就又穿上白大褂,继续为病人写下一页页诊疗单。哪怕遇到一个身份不明且可能是骗子的人,仍然真诚相待。时间虽已过去了3年多,但那场骇人的杭州保姆纵火案,至今让人无法忘怀。脊柱、右臂、右胯、前额多处骨折擦伤,住院3个多月,半夜疼得睡不着觉。曾经幸福的生活,一夜之间全没有了,只有受伤的身躯和残缺的灵魂。可就在我们都以为,这个男人将一辈子被悲恸裹挟的时候,林生斌花了两年时间,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四川九寨沟地震,他默默地捐了5万,并寄去2000件衣服。在偏远的泸沽湖,他听到一所小学的校长说孩子们没有操场,平时没有场地活动。回来之后,他就和朋友商量,决定为他们捐建一个操场。林生斌看到男孩头发很长,就轻轻地把他抱到门口的椅子上,,给他剪头发,换上带来的新衣服。今年疫情爆发初期,杭州市民捐赠物资的清单里,有人看到了他的名字。他尽自己所能,收集了5000个N95口罩,全部捐赠,价值9万元。3个月前,林生斌将用了很久的微博ID“老婆孩子在天堂”,改回了自己的名字。陶勇救了小半辈子的病人,为无数个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这让人不禁怀疑,善良难道也要付出代价,当好人真的就这么难吗?在陶勇和林生斌续写的故事里,我看到了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我们选择做一个好人,我们坚定地做善良的事,不是为了别人的感激,不是为了某种回报,只是因为这是对的,为了无愧于心,为了自己看得起自己。1963年,一个叫玛丽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栏目主持人西勒。“我是个好孩子,弟弟是个坏孩子。爸爸妈妈要求我们每晚9点睡觉,每次我都很听话,按时上床。弟弟却很捣蛋,每次要一个苹果才肯上床,而他居然都能得逞。我也想要一个苹果,爸爸妈妈却总是不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