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宁：一位乳腺癌专家，与她的无数次非常规试验
2021 年 12 月 16 日 17:11:55 海上落花
面对一位乳腺癌患者，除了治愈她的身体，也要治愈她的心理，帮她尽可能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而这，需要女医生特有的敏感和同理心。它曾送走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歌手姚贝娜和阿桑、《樱桃小丸子》作者樱桃子，也威胁过安吉丽娜·朱莉、宋美龄、蔡琴、汪明荃等名人。在此刻的中国，每1万个女性中就有4人确诊患上乳腺癌，每年有7万人被它夺去生命。上世纪90年代从法国深造回国后，廖宁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创立了乳腺科。在与乳腺癌的交锋中，她一步步深入到微观分子层面，力图攻破它的每一个破绽。30年来，她一直坚守着初心：让患者有尊严地存活下来，获得高质量的生活。每年10月是乳腺癌防治宣传月，让我们听听这位“粉红丝带”守卫者背后的故事。1550例。这个数字躺在手机屏幕的表格里，廖宁医生看着它，发了一会儿怔。这是她过去一年处理过的乳腺癌手术病例总数，也是医院采用新绩效统计方法后，她第一次知道，自己一年到底做了多少台手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居然超过我当年的老师了！”她对《南都周刊》记者感叹，而她的下一个念头是：“不行，我得再多做点什么。有这么多案例在手，加上我们科室其他同事的，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再好些，从中挖掘更多信息，去帮助更多病人？”但她的注意力很快转到了别的事情上。刚结束一天的门诊，此时已是晚上七点半，她打开同事打包的快餐纸袋，拿出可乐猛吸几口，然后便打开设备，准备主持一场线上专题会议，同时见缝插针地接受记者采访。与此同时，门外静悄悄的走廊上，还等着两拨需要她会诊的患者。作为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乳腺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担任美国肿瘤外科协会（SSO）国际委员会理事、美国NCCN乳腺癌指南（中文版）专家组成员等工作，廖宁的日程表密得让人难以想象：除了周一至三出门诊、周四周五全天手术之外，她每周三还要主持长达两小时的《周三见》全球专家线上会诊直播，周四则是《廖宁教授知识速递》直播和《寻找基层良医》；此外她还担任制片人，周末要出差外地，亲自参与《寻找基层良医》的纪录片摄制，如今已经拍到了第25集。接受采访的这天是周二门诊日。廖宁的诊室门口，总是人头攒动，既有拖着行李、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的新患者，也有平和淡定、耐心宽抚那些焦虑病友的老患者。根据医生助理李嘉棋的说法，大部分诊室一天平均看二三十个号，而廖宁医生的诊室，最多时一天曾开过180个号。“没办法，想挂她号的患者太多了，只能不停地加。”为了避免患者的无效等待，她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专门安排一组助理医生，先将患者梳理一遍，询问病情，将病史写清楚，需要做检查、化验的先开单，病例相似的集中归类……这样廖宁的看诊效率便能大大加快。“我们想尽可能缩短病人的看病时长，争取一次把所有流程都做完，能少跑一趟就少跑一趟。”李嘉棋医生助理解释。尽管如此，当廖宁看完最后一个门诊病人，大家推着B超机，顺着空荡荡的走廊回科室时，往往已是晚上六七点，医院的防盗门都锁上了。许多患者评价廖宁医生“医术高明、技术过硬，而且说话态度和蔼可亲，非常温柔”；而在网上搜索“廖宁医生”，也能发现另一些埋怨的声音：“明明挂的是8点的号，结果等了四个小时才见到人”“挂她的号就是想多听听专家意见，结果只聊了几句就把我打发了。”“确实有这种问题”，当记者提起这些，廖宁无奈地点点头。“中国目前对乳腺癌还没有一个筛查机制，最棘手的恶性病例会送到我们这儿来，而有些轻症患者，即使在其他医院乳腺专科就能做检查的，也会专门来挂我的号，为了求安心。”B超和钼靶检查的准确性，取决于医生的经验。廖宁判断仅1毫米大的乳腺瘤是非常准确的，而且她常常会把B超机直接推到诊室，一边看B超，一边给病人分析，这也是许多患者宁愿排长队也要来看诊的原因之一。“但是，时间确实太有限了，不是我不理人。我知道病人如果等了几小时，连一两句都没有聊到，可能会不痛快，但那其实是最好的，，说明她问题不大。如果是严重的病人，我无论如何都会留下来，跟她聊很久。你不会希望自己是后者。”说罢，她莞尔一笑。除了门诊室，在保健组、B超室等地方，也总有一批批患者等着廖宁会诊，所以她几乎每天都在连轴转。至于周四周五的手术日，从早到晚，平均一天要排10来台。有时她忙完一天回到家，会直接往床上一倒，什么也不想做了。为了节省晾晒熨烫的时间，她甚至买了一台干衣机放在家，这样洗完的衣服是直挺干爽的，立刻就可以穿。因此，当廖宁在2019年末提出，要每周进行一次直播，汇集全球顶级专家在线为患者会诊时，同事的反应都是不可置信：就算是普通上班族，每周直播两小时可能都很难坚持，何况是对一个日理万机的主任医师？但廖宁不为所动。精准个性化治疗是国际趋势，但国内的大部分临床医生都看不懂基因报告，廖宁想搭建一个平台，由她提供病例，召集分子领域的国际顶级专家一起在线会诊。“我已经做了七八年的基因组学，发表了十多篇乳腺癌在分子层面的研究文章，主要将中国人群和西方人群进行基因上的比对，找出其中的差异，进行精准治疗，这样就能逆转许多中国病人的治疗情况。”曾有位29岁的女孩，确诊乳腺癌后病情发展很快，已经在全身出现了多个转移肿瘤病灶，浑身疼得只能坐轮椅。她此前在其他医院经过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都收效甚微。而通过基因检测，廖宁判断该患者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于是立刻从国外引入了最先进的治疗方案。结果是立竿见影的，女孩一周内就能够下地了。如今，她已经可以在全国各地到处游玩。然而，此前，这样的大型国际会诊直播是没有先例的，她也来不及制定一个系统的推进工作，但廖宁并没有因此发怵。“我已经做了5届中美乳腺癌高峰论坛的工作，许多大师都比较信任我，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乳腺癌领域其实发展得一点都不差，在国际舞台是可以直接跟他们对话的。”她试着给几十位教授群发了邮件，包括美国肿瘤协会主席、美国乳腺癌协会主席、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主席、欧洲肿瘤协会主席、UCLA和哈佛的教授等，结果大家的反应是，非常踊跃！考虑到廖宁的时间只有周三晚合适，直播就这么定下来了：每周三，全球的大师们准时在北京时间18:00上线，进行两小时的集中会诊。如今，《周三见》开播已经有大半年，从未间断，许多患者和医生都会将基因检测报告寄给廖宁，由她筛选并发给所有参会教授。如果在海外，这些专家的市场价收费达6000美元/30分钟，《周三见》则完全是免费的。而它作为医疗届的一项创新的会诊形式，效果也大受好评，如今已经推广到了美国、印度、埃及等国。同事们几乎都不记得，廖宁上一次谈论休闲娱乐是什么时候。她似乎从不唱歌、逛街、旅游，只是偶尔打打网球。即使在周末，同事们也不时会收到她发来的信息，询问某篇科研文章的链接。
在学生们看来，尽管廖宁面对患者时态度好得让他们“自愧弗如”，但对自己和团队的要求，则又严格得近乎苛刻。作为一个处女座医生，廖宁最欣赏的就是跟自己一样做事利索、反应敏捷、力求完美的人，“要把事情办得漂亮”。她从不在做手术时放音乐，也不允许医生们闲谈。“我们曾在手术期间聊天说笑，就被她严厉批评过。她说，病人其实是很痛苦的，你们不要嬉皮笑脸，要严肃对待这件事情！”一位医生回忆道，“无论手术大小，她总是非常郑重。”有时，当微创手术的病人太紧张时，她也会跟病人开玩笑：“没关系的，很快就做完了，你数到30，没做完的话，你就狠狠地批评我。”而她也确实有能力在那个读数内完成手术。2018年，《柳叶刀》杂志曾做过2000年～2014年的全球癌症生存率变化趋势监测研究，我国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由2000年～2004年的75.9%上升至2010年～2014年的83.2%，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治疗水平。而这其中，离不开中国一代又一代乳腺科医生的精益求精。据科内医生回忆，每到教师节，就有学生从各地赶来，带着大蛋糕，跟廖宁一起庆祝。有些来不了的，还会专门录制一个短片送给她。从业几十年，廖宁带出的学生一茬又一茬，许多已成为业界独当一面的精英。但回忆起跟着老师学习的日子，有些人还是非常动容：“主任，你当时虽然对我很严厉，骂到我都要掉眼泪，但现在回想起来，你那时所做的，对我现在的发展来说真是太关键了！”“如果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你最想要什么？”当《南都周刊》记者这样问时，廖宁想了想说：“可能是时光倒流吧。”“啊？不应该是冻结时间吗？这样你就能做更多的事情。”“不是，我经常想，我经历过的路，如果可以重新再走一遍的话，我会做得更好、更完美。”廖宁的母亲是教师，父亲是泌尿科医生，外公和叔叔也都是医生。世家背景为她留下的，除了认真严谨，还有刻在骨子里的医者精神。她常常想起那个遥远的午后，6岁的她扒在门缝上，偷看人生第一场外科手术的情景。手术室里主刀的人是父亲，他穿着白大褂、俯身认真做手术的样子，在廖宁看来简直太酷了。“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血腥，也不害怕。也许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确定自己未来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廖宁当初深造完回国时，广东省人民医院还没有乳腺科。院长划了40个床位给她，说：“这是你们科的了”，又指着廖宁对护士长说：“这是你们的科主任。”当时，廖宁和护士长看着那空空荡荡的一片床位，面面相觑。廖宁刚进入广东省人民医院工作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靠着一个个病人收治进来，再招来一个个医生，慢慢地，乳腺科终于打造成了今天总院加分院三个科室，一百多个床位的规模。不少人以为，像乳腺癌这种科室，医生应该是女性居多。但事实正相反，女外科医生可谓凤毛麟角。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廖宁都是院里400多名外科医生中唯一的女性。一个原因可能是体力。一天连续做几十台手术时，是没有整段休息时间的，只能趁两台手术的间隙，在空手术床上躺一下。而做手术考验的还有脑力，每一个病例都是独特的，没有一台手术可以复制。医生术前要和患者长时间沟通，在脑中彩排各种突发情况，和团队一起讨论方案。有时，助理医生凌晨两点多还会接到廖宁的电话，那是她半夜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的手术方案，要立刻找人讨论一下。另一个原因，廖宁认为是家庭。如今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廖宁可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必然要放弃一些东西。如果你手术要做到半夜2点，怎么可能去接孩子放学，给全家做饭？”她无奈地摇摇头。“女孩子一开始做外科医生，好像很威风，但当你跟男医生拼体力、拼智慧、拼科研时，没有人会跟你客气。”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可能地多收女学生，给她们创造机会。因为在她看来，面对一位乳腺癌患者，除了治愈她的身体，也要治愈她的心理，帮她尽可能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而这，需要女医生特有的敏感和同理心。她遇见过决然要切除乳房的年轻女性，也见过年过七旬却依然坚持保乳，以免影响夫妻感情的老人。“每位女性的想法都是不同的，所以每次术前，我都会花很长时间跟病人谈话。有时只需要两三句话，她的想法和喜好就已经能判断了。”此外，许多患者在切除乳房的同时，会要求做乳房重建。通常在中国的做法是，将植入的假体放在胸大肌后面，这势必要切断一部分胸大肌，甚至切断背阔肌，或是将别处的肌肉移植修补到切除的地方来。“这样做的话，外形没有什么问题，但她可能再也没法舒展双臂跳舞，没法做瑜伽或普拉提；她去买菜时，左右手拎袋子的动作都会不一样，甚至她的夫妻生活都可能受影响……如果不从病人角度出发，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女性失去了一部分身体之后，每天会怎样面对镜子、面对家庭。”2020年2月，廖宁和同事在门诊部工作。（受访者供图）这些女性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也许男医生很难考虑到，但廖宁敏锐地捕捉到了，并尽量在治疗时提供解决方案。她经常对团队说的话是：要为病人以后的生活质量做打算。她在十几年前曾收治过的一位患者，至今仍会被大家提起。那是位40岁的孕妇，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胎儿已经几个月大了，是好不容易才怀上的。当时所有医生都劝她放弃孩子，以免因为无法化疗而延误病情，但廖宁跟她长谈之后，却决定帮她保胎。“当时跟我讨论的医生全都反对，但我还是采用了最安全的方法，一直帮她保到胎儿降生，然后迅速为她做化疗放疗。”在当时，这种技术在国外是有成功先例的，但促使廖宁采用这种大胆疗法的更大原因是，“如果失去胎儿，哪怕她没有因为乳腺癌而死亡，但她已经很难再生育了，老公还是单传，很可能会离婚再找。那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回想着曾经有过的家庭和孩子，还会觉得幸福吗？”在治愈的一个又一个乳腺癌患者背后，廖宁看过太多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廖宁不相信世界上有多么美好的爱情，她只是理性地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出发，为患者争取最大的希望。“那是个男孩，现在已经在读初中，聪明帅气。他对天空非常感兴趣，梦想以后能成为天文学家。”谈起那个被保下来的婴儿时，廖宁眼里顿时充满了笑意。十几年过去了，他妈妈的病一直没有复发，一家三口过得很安稳。逢年过节，患者总会过来看望廖宁，拉着孩子，让他叫干妈。“如果当时，我们将这个孩子从世界上抹杀掉了，也许就毁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如今，廖宁的身份在医生之外，又多了一个：制片人。每到周六日，她都会出差到偏远的城镇、乡村，去寻找基层的医生和患者，拍摄纪录片《寻找基层良医》，并且作为主持人亲自出镜。“你已经够忙了，为什么还要做这样一档纪录片？”廖宁没有直接问答，而是从手机上翻出一个患者家属发来的信息，“你看，她刚刚转发了一篇文章给我，很着急地问里面提到的新药能否找来给女儿试一下，因为她的癌细胞已经脑转移了。”然而，那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是2017年，那个药至今也没有被美国FDA批准，就说明临床实验多半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患者在国内搜索到的信息，大部分是旧的甚至是错的，而我每天能接触到国内外最前沿的信息，急需一个渠道传播给她们，以及缺乏学习机会的基层医生们。”于是她先做了《周四知识速递》的直播节目，每次讲解十几篇科研文章，介绍关于肿瘤的最新研究和新药。“我很努力地讲课了，到底大家学得怎么样呢？需要家访一下，这又有了《寻找基层良医》。”在我国，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每年新发的乳腺癌病例超过30万，她们大部分都是靠基层医生来救治的。“许多三四线城市的、县里的、乡村卫生所的医生们，每天做着繁琐的工作，却没有人留意到他们的贡献，我们是不是该给予一些肯定和关注呢？”廖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平凡的医生。然而在连续两届当选广东省妇联代表，2020年又被评为广东省三八红旗手之后，她觉得应该用自己的力量做些什么。与她同组的另一位妇联代表来自法律界，个子瘦小，却精力充沛。她在发起一个反家暴运动，为无助的妇女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这给了廖宁深刻的印象：原来我们真的可以为妇女做更多工作。“当看到那么多患者没有机会得到精准治疗时，我觉得很痛心。我觉得我有责任，通过尽可能多的平台，将我的知识传递出去。”在周围人看来，廖宁总是风风火火，充满了正能量，但她觉得这只是在努力对抗生活。“有天早上我醒来，打开手机，收到的第一个信息是张照片：曾经的一位患者躺在美国的病床上，遗体被鲜花环绕着。”那是个晚期病人，在廖宁的鼓励下出国参加新药试验，也确实好转过一阵，可惜最终等来了她姐姐发来的这张照片。“那本来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微信那头是你本来很熟悉的人，然而，她已经被死亡带走了，而我还得打起精神去上班。你明白那种感觉吗？”在廖宁的微信里，有着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患者。她们有些可能再也不会上线，有些则会不时发来或焦虑、或欣喜的信息。不管收到信息的时间是深夜或凌晨，廖宁总会第一时间回复。微信那头传来的，也有正能量。廖宁常常想起另一个家庭：夫妻俩都是高管，刚刚高龄产子，才发现妻子已是乳腺癌四期，全身转移。妻子唯一的请求就是，无论花费多少，尽可能让她多生存一段时间，陪陪孩子。“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办法，一有新药就让她去试，一直保持了6年，直到最后一次，大家意识到不行了。化疗之后，她还是很快去世了。”在患者去世一段时间后，廖宁收到了那位丈夫写来的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感谢医生为妻子争取了6年时间，“让我们一家三口，能一起度过这段时光，我们没有任何遗憾，感谢您！”“我觉得，在妻子去世以后，他还能写封信来感谢医生，说明我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国家卫计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肿瘤药物组》专家组成员St Gallen国际乳腺癌指南（中文版）专家组成员美国肿瘤外科年鉴《Annals of surgical oncology》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CACA-CBCS）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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