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爆款”折叠的女孩
2021 年 12 月 20 日 22:41:08 海上落花
“不想那么无聊”是孙玲在做人生每个关键决定的时刻优先考虑的因素，对十几岁的她来说，种地和理发都有一点无聊，所以要改变。到了深圳，每天在流水线上测试电池正负极也很无聊，所以也要改变。当上程序员，每天坐办公室朝九晚五，时间久了也难免无聊，所以依然要改变。人们对孙玲故事误解最深的是，觉得最终拥有一份高薪工作就是这个女孩最好的结局，但孙玲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遗照![被“爆款”折叠的女孩]()
堂屋积灰的桌子上安放着两张遗照。一张旧一些，已经有了年份，大概有十年，是这家的奶奶。遗照上面黑色绸布扎的花已经变形，没精打采地歪到一边，落了不少灰。新一些那张，53岁的男子在今年年初死于癌症，他是山村里一名普通的木匠，一生勤恳。他生前很高大，在湖南乡下，他的个头儿给很多人留下挺拔的印象。不过遗照只拍半身，显不出来。而因为癌症的折磨，本来挺拔的身型也被耗得脱了相，遗照选取了生病之前的一张照片，很精神，显得年轻，汇集在堂屋里的女人们说起来，还是觉得可惜，太年轻了，“一天福也没享到。”这家的女主人谢友云用娄底方言简短介绍了遗照里两个人的一生，家里现在用的桌椅板凳都是离世的丈夫手工打的，用的都是好木料，十几二十年用下来已经有了一层包浆。但木匠的活计并不能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丈夫也要跟人去打工，最开始的时候一天挣5块钱，8块钱，到后来20块，30块，前些年最好的时候甚至能到60块，可劳动力终于开始值钱的时候，他被查出癌症，治了三年，花了很多钱，人也没留住，一辈子都白忙了。另一张遗照里的婆婆是个苦命女人，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三十岁出头就守了寡，一个人拉扯大五个孩子，“作为一个女人好为难。”大山里的生活常常呈现出一种命定的循环。今年，谢友云也守了寡，虽然她的两个孩子都已成年，但儿媳几年前南下打工，丢下三个孩子，此后杳无音讯。因此事实上谢友云还是继承了婆婆的命运，抚育孩子，照料田地，等着孙子孙女长大成人，自己变老。谢友云不是那种愁云惨雾的女人，在乡村世界，愁云惨雾的女人是活不下去的，说到婆婆和自己命运出现的一些巧合，谢友云说起来带几分洒脱，“人（一生）就是这些事咯。”但谢友云的生活里也有亮色，她的女儿孙玲跳出了原本那个“循环”，不必再重复自己和婆婆的命运。2019年底，一篇题为《出身湖南山村，我用10年，从深圳流水线走到纽约谷歌办公室》的文章刷爆网络，这则励志意味浓郁的故事当时引发了大量自媒体的追捧，题目起得都很抓人眼球，《从月薪2300女工到年薪70万谷歌程序员：人生，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一个深圳流水线女工的10年：工资翻了40倍，我还不认命！》。紧接着新冠来袭，父亲重病，孙玲从美国归国探亲，因未能按照公司规定时间回到美国，孙玲失业，这一轮的题目更直接，《从女工逆袭到谷歌程序员，现在却失业，面临艰难选择》、《高中毕业的娄底女孩孙玲，从流水线女工到年薪80万，现状让人叹息》……这些特供网友们猎奇的“爆款”背后，是一个山村女孩从一种循环往复的命运中幸运突围的故事，这个故事因为孙玲出生在山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有过在深圳工厂打工的经历而产生了巨大跌宕。在人们的意识中，从农村到城市的独木桥向来有且只有一座，那就是高考。不能通过这座独木桥的人，自然就被命运退还给土地，男人劳作，女人生息，按照自古形成的巨大惯性，过一种虽然时间上延续、但在内容上不断重复的生活。在农村，这种重复往往定义和预示着女性的生存轨迹。谢友云不善言辞，普通话也不大好，于是把邻居和亲戚都推出来聊天。于是当天，背对着堂屋里的两张遗照，对话最终变成了一场小规模妇女恳谈会。李文莉是孙玲的堂嫂，但比孙玲小四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刘丹丹是谢友云的外甥女，也有三个孩子。在孙玲这里，李文莉和刘丹丹目睹着命运的另一种可能。因为年龄相仿，她们很容易总结出命运出现分岔的节点，刘丹丹是个乐天派，她说自己从小一读书就脑壳痛，“不读书就改变不了命运”这句话现在经常被她用来激励自己的几个孩子，但收效甚微。李文莉心思重一些，她说起自己一直读到高二，成绩不错，但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再继续读书。这个原因是什么，一再追问后，李文莉红着眼眶，决定保守这个决定自己一生的秘密，“还是不要说了”。所有的话题最后都会回到孙玲身上，“她一个人真的好不容易”、“她爸爸治病的钱都是她出的，还在网上借了钱”、“肯定羡慕她啊”、“还是希望她能找个男朋友，早点结婚”、“她很厉害，可以说英语，我的普通话都讲不好”、“她就是比较顽强，我们就比较容易放弃”……大多数时间在一旁默默听着的谢友云为女儿高兴。她比所有人都更明白，这一路家人没能给孙玲任何帮助，因为丈夫的病，因为儿子的家庭，给女儿的甚至都是拖累，谢友云也不晓得网上那些文章里都写了些什么，生活比“爆款”细碎复杂得多，女儿能从一种足以吞没所有人的巨大惯性中逃离，谢友云说，“她只能依靠她自己。”生存故事![被“爆款”折叠的女孩]()
对孙玲来说，人生的分叉可以追溯到一列一路往南方开的绿皮火车。在高铁尚未普及的年代，绿皮火车纵横往复，将一车车的劳动力从内陆输送到沿海。沿海制造业对劳动力的巨大渴求为80、90的农村一代提供了走过独木桥或回归土地之外的第三种可能。相比于父辈单纯的候鸟式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渴望更强烈，对农村、农业、土地的感情更陌生，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涌入城市，又事实上长期处于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某种真空。回忆绿皮车上的场景，孙玲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兴奋和憧憬，印象有点深的是夜里11点多，火车不知道开到哪里，车厢里很闷，车顶的风扇也没什么作用，但是夏天的风会一阵一阵涌进窗户，吹一下就凉快一些。买的硬座票，怎么想睡也睡不着，孙玲就掏出随身携带的《红楼梦》看。《红楼梦》是孙玲少女时代唯一的一本课外书。那时候家里养一头牛，如今回想起来，每次去放牛的记忆都是很开心的，下午放学回到家，揣上《红楼梦》，找个安静的小山坡，牛吃它的草，孙玲看自己的书，看到天色将晚，山村的一天就结束了。孙玲不是黛玉党，也不是宝钗党，她最喜欢的角色是史湘云，“我觉得她特别潇洒，为人处事是很干脆利落的一个性格。不像薛宝钗她太多心思，林黛玉就感觉太感性了。”孙玲不是个感性的人，或者说生活没怎么给她可以感性的机会。踏上绿皮火车，原因也很简单，在遭遇了高考的打击后，孙玲想的也是普通农村孩子会有的最普通的念头，多挣些钱，养活自己，减轻家里的负担，仅此而已。等在孙玲前面的原本是一颗螺丝钉般的生活，她进入了深圳一家电池厂，日常的工作是测试电池正负极，孙玲不能偷懒，也不能走神，作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她的“上家”和“下家”都需要她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样“流水线”才能真的成立。相比于农村，工厂生活是另一种吞没。孙玲很快懂得，适应工厂需要做的就是尽快实现自己的格式化，每天超时工作，工友们之间没什么话说，十几个小时的劳动之后，也会累到不想开口。但打工生活的好处在于，在流水线、晶体管、电路板、车间的烟尘与噪声共同造就的另一种“循环”之外，日子还是会留有一些缝隙，有缝隙就有选择，有选择对于当时的孙玲来说，就意味着逃脱循环的可能性。但不是所有选择都会导向好的结果，有次工厂放假，孙玲到外面闲逛，等公交的空档，有人上来搭讪问她想不想要换工作。那个时候孙玲对日复一日的测正负极有点儿厌烦，被对方忽悠着填了表格，她当时想，如果能换一份心仪的工作，花点钱也没什么，于是她把身上的400元现金和银行卡里仅有的1600块存款都交了出去，然后满心喜悦地等待着对方承诺的面试通知。劳动密集的珠三角工厂中，人们对幸运或幸福的想象通常有一层纯洁的功利主义。如果能得到一份文员或销售助理的工作，就意味着更好的收入，更轻松的工作，以及性价比更高的婚恋可能。只是左等右等，面试通知没有来，孙玲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在中国几亿农民集体涌入城市的巨大时代幕布之下，以面试和培训为名，针对低收入地区年轻男女的骗局一度成为城市的流行病。2012年，纪录片导演陈为军拍摄的《出路》中，一个所谓的“学校”的负责人对着镜头讲述他的生意经：“我们是个公司，我们不是个学校，严格来说，它是一个公司，把学生弄进来，交了钱，再把他弄走就可以了。中间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学校从来不会管你教得好或是不好。”被骗之后，等候那些年轻人的，通常是命运的吞没，被击垮的信心，被榨干的钱财，和对个人前途的绝望，这一切最容易造就的集体选择显而易见，那就是认命。不同的是，被骗的经历让孙玲对工厂生活产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绪，她觉得这么简单又低能的骗局自己竟然上钩，一定是在工厂里呆傻了，她一定要改变。2010年，孙玲从工厂辞职，报了一个软件培训班。离开工厂那天，孙玲用日记记录下自己的心情，“说到彻底离开这里，还真是有点不舍。但这地方太狭窄了，不能够容纳我的心。”前《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作家张彤禾在自己的《打工女孩》一书中，曾描绘过珠三角地区的培训班盛况，一些主打“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的速效班，更容易收割迫切需要改变自身短板的打工者的心。而英语和电脑课虽然最受欢迎，但坚持下来的人很少，因为它们的收效很慢。但孙玲还是坚持了下来，她当时的积蓄只够学一期课程，于是白天学习，晚上打零工，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韧性陪伴她度过那段跟命运作战的日子。于是靠着边打工边赚钱，和培训机构的分期付款政策给予的喘息机会，孙玲完成了为期一年的编程学习。2011年下半年，孙玲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正式进入IT行业。工资3000，转正后4000，朝九晚六，有双休。2012年4月，孙玲报名了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学英语的动力来自于一则广告，广告中说，掌握一门语言就是掌握另一种思维方式。学费26500块，总觉得自己天资不够的孙玲把前一年攒的钱全部投入其中，不够的部分分期贷款。2012年底，觉得凭借高中学历未来找工作困难的孙玲又报名了西安交通大学的远程教育，学费10000多，同样可以分期。2014年，孙玲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拿到大专文凭后，她又接着报了深圳大学专升本的自考，周末去深圳大学上课，十几个科目，一年半的时间后，她得到了深大的自考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学习英语的经历让她认识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于是萌生了想去外面世界看一看的想法，2016年圣诞节，孙玲在一次聚会活动中的卡片上认真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去其他国家至少生活一年，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接下来是新一轮的知识储备战，刷题，考雅思，申请学校，2017年9月8日，孙玲收到了从美国寄过来的通知书，次月，她漂洋过海，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活。2018年10月，孙玲获得了EPAM Systems公司的offer，这是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孙玲负责服务谷歌，工作地点在谷歌的办公楼，年薪税前12万美金（折合人民币约为82万）。后来，这十年的经历被“爆款”文章提炼为一个励志故事，但孙玲告诉《人物》，事实上她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励志”两个字，她不励志，从小到大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志”，日子就是一天覆盖一天，父母、老师或者工头告诉她该做什么，她就会做什么。至于后来的人生变化，思来想去，那个全部积蓄被一个低劣的骗局骗光的瞬间所引发的厌恶、恐慌，以及对自己的气愤，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起了那么一点点作用，这一点点作用逼着她在关键时刻作出孤注一掷的选择。但选择学习编程，孙玲无意中走进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狂飙年代的洪流。过去十年，互联网创业狂潮制造了无数财富新贵和热门话题，这些潮头的故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搅动一下时代的神经，孙玲自然不是潮头的人，可抓住时代浪花迸开的一粒小水珠，对这个急于摆脱流水线工作的打工女孩来讲，已经是不错的收获。让孙玲自己回忆过去十年的经历，她想不出任何戏剧性的时刻，，选择编程的理由是她知道自己内向笨拙，但编程的世界很简单，你给它什么指令，它能即时反馈，这种反馈跟朋友圈被人点赞的感觉类似，“虽然是电脑在跟你互动，但那个时候这个反馈特别吸引我。”于是孙玲就被这一点机械型的反馈吸引着进入了互联网的世界，最开始报班的时候，因为没钱，孙玲要打几份工赚学费，她喜欢晚上11点之后的肯德基，因为干的工作一样，但是可以拿双倍工资。本质上学习也是这样一种反馈机制，你做了什么，就会收到什么回馈。孙玲觉得自己后来是被这种反馈机制吸引，改写命运之类的宏大概念她很少去想，她信奉的道理简单许多，种豆得豆，农民世界最朴素和实用的一种智慧。“符号”![被“爆款”折叠的女孩]()
谢友云记忆中的女儿，“真的没有什么不同”，“很乖，不会要这要那”，“学习不好的，读书不好”，“会帮忙干活”，对于孙玲后来“逆天改命”的动力，谢友云很难从记忆中找寻到什么证据，一般来说，急于逃离的人往往会呈现出巨大的叛逆，但谢友云的回忆中女儿从不如此。孙玲也觉得自己从没有叛逆过，如果硬要说什么是受不了的话，她记得有次跟家人一起收玉米，那天天热得要死，大中午被父母拽到田里干活，那块地离家很远，要顶着太阳爬一座山坡，玉米秸秆一人多高，钻进去热得喘不过气，玉米叶子边缘的锯齿划过皮肤弄得人又疼又痒，那个时候孙玲“是真的不想弄玉米，只想回家休息”。另外一个场景是收稻谷，湖南的稻谷分早晚两季，早稻必须抓紧时间收割，然后翻地，抢种晚稻。这个时期的农活必须争分夺秒，有点跟老天抢时间的感觉，是中部农民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收早稻的时候，爸妈会在田里踩稻谷机，孙玲和哥哥则要在水田里把水稻一捆一捆递给爸妈。水稻锯齿锋利，孙玲的手经常会被划出血口，最让她生气的是，因为生长期不足，早稻味道很差，抢收下来的早稻通常都是喂猪吃的。那么辛苦干活，最终都喂了猪，付出和回报之间让人沮丧的落差，是孙玲关于“不公平”最初始的记忆。至于后来，孙玲外出的这些年，谢友云对女儿在外地的生活一无所知，只是凭着一个母亲的直觉，她觉得孙玲已经习惯了报喜不报忧，习惯隐藏自己的压力和困难。“她一个人在外面，肯定是吃了不少苦头的。”但孙玲本人不大愿意跟人谈论那些苦头。在她的价值谱系中，如果你正在做的是你梦想做的事情，很多事便不觉得苦。她很少买衣服，吃东西也很简单，通常女孩们喜欢的包包和化妆品她都很免疫。谢友云有时候都嘀咕，女儿实在是太朴素了，村子里随便谁家的姑娘媳妇儿都比她打扮得时髦好多。孙玲自己倒是坦然。前些年因为学习英语，她认识了一些玩飞盘的外国朋友，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些年，因为各地组织的飞盘和马拉松比赛，孙玲走过了国内外很多地方，几乎晒遍了地球各个纬度的太阳。飞盘起初吸引她的是那些外国人的大笑，她当时特别感触，觉得怎么可以笑得那样畅快和放肆。孙玲小时候不觉得自己好看，眼睛小小的，也黑，很少有勇气直视别人，但现在她也成了皮肤被晒得很黑，比赛结束就放肆大笑的一员。大笑的照片多了，看着自己黝黑的脸孔下两排被衬得雪白的牙齿，她意识到很放肆的大笑背后，隐藏着自信和美丽。但也不是没有烦恼，随着自己的经历被越来越多人关注，孙玲也领教了当下舆论场的善变与吊诡。一开始，孙玲一路开挂、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被打造得太过励志，她被大家认为是“励志”符号、标准的成功学样本。可安稳的消失只是瞬间的事，疫情背景下，她为了赶回家见患病的父亲最后一面，而没能及时回到美国的公司，成了硅谷失业潮中的华人雇员。一部分人对她予以同情，另一些人则揪住她的狼狈，发泄情绪。尤其是失业的原因一传出，孙玲又被刻画成一个山村女孩的突围样本，她要供养重病的父亲、留在农村的母亲和哥哥一家。在网上吵得翻天覆地的性别领域，她再度被符号化，一个现实版的“樊胜美”，一个改写了自己命运但必须反过来为原生家庭输血的寒门女儿……这其中，被无限放大的一处是，初中的时候，因为哥哥突然不想上学，父亲觉得女孩上学没什么用，就让哥哥和孙玲一起退了学，孙玲被送到姑姑家学习理发，但学了两个月，洗头都洗不好，于是央求父亲重新让她读书。这段经历被很多人揪出来大肆批评，那段时间，父亲正承受着巨大的病痛，回天乏术。从美国回来后她也正被安排到镇上的酒店隔离，最终没能陪在身边，为此，网络上流传着种种指摘与审判。当走了足够远的路、明白了很多小时候无法明白的道理之后，网友们对父亲的指责让孙玲非常难过，她不觉得自己逆天改命之后就要否定家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没有资格去这样子（指责），根据我现有的生活，去说当时我爸做的选择就是不对，不能这样子一概而论。”孙玲也很难不为这些嘈杂烦恼，她不明白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可以肆意指摘他人的生活，不愿意被当作一个假想的符号被网友们分析和解构，她代表不了任何一个群体，不管是打工女孩，美国码农，还是寒门女儿。不过情绪充沛的网友们不大能干扰到她对自身生活的认知，在与《人物》的交谈中，“阶层跨越”“时代变迁”“国际关系”“女性意识”，这些词语也不大能调动孙玲讨论的热情，后来孙玲告诉《人物》，她搞不清楚外界怎么看待真实的农村生活，但其实就她观察到的爸爸妈妈或者奶奶一辈的生活，农民在现实世界中往往有一种对生活的漠然。她小时候有点胖，谢友云是个粗枝大叶的女人，孙玲身上、头发里经常藏着虱子或跳蚤，这让很多小朋友都不愿意跟她玩。她也想干净一些，穿漂亮衣服，扎小辫子，但父亲母亲光是考虑全家人的生存就已经耗光了力气，生存之外的事情，他们不是不想，是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想。某种意义上，孙玲继承了这种农民生存智慧中的漠然，她没有那么多敏感和脆弱，就像母亲从不愁云惨雾一样，敏感和脆弱这么小布尔乔亚的情感，很多时候孙玲也感知不到。网友们对父亲和家人的苛责更多时候让她感知到的是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巨大落差，网络上的口水或许让富于讨论热情的人们以为他们了解底层世界，但是事实是怎样的，“我觉得没有人真的关心。”谈到父爱的时候，孙玲说起了哥哥。三个孩子，老婆离家出走，哥哥成了农村世界里的“失败者”，也继承了父亲的沉默，跳入了属于他必须去承受的循环。孙玲能感知到哥哥面对自己时内心的某些微妙，有羡慕，有依赖，可能也有悔恨，甚至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对自己或者是对命运的愤怒，但是有时候，哥哥会跟孙玲发微信，问什么给小孩子用是好的。在孙玲老家房间的小桌子上，有一堆世界名著，《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呼啸山庄》等等一大摞，这些书是哥哥给他的三个小孩买的，但其实三个小孩年纪还很小，现在根本看不懂这样的书，这些书空白的部分被当成画本，密密麻麻地被五颜六色的水彩画笔填满。春节回家的时候，孙玲偶尔会翻起这些书，在她看来，这堆侄子侄女们根本没有看的书就是哥哥表达父爱的方式，“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他可能听人家说这些是好的，就买了。”回到自己同父亲的关系，十几年前，父亲可能只是做了绝大多数底层农民通常会做的选择，家里确实没钱，哥哥成绩也比孙玲好，孙玲的几个舅舅都做美容美发生意，如果能掌握一门手艺，至少可以逃脱稻田和玉米地的折磨。另外孙玲替父亲难过的是，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至今依然如此，让父亲这样的农民按照网友们规划的现代思想在十几年前做出“正确的决定”，一点都不现实。现在父亲离开了，孙玲飘荡在美国，能想到关于父亲的片段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大好，但这两年明显温和了许多。邻居会告诉她，父亲生病后常在屋子外面的空地上坐着，对着远处的山和池塘，一呆一天，邻居们常问起孙玲在美国的事，“他每次都会笑，都好开心。”婚姻也是父亲临终前最关注的事，病了三年多，后来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的时候，父亲也会跟孙玲唠叨起她的婚姻。“他知道这个感情的事情还是得看我自己，他一直也很提倡就是说无论你找谁，我都OK，只要是你两个人认可，两个人好就好了，所以其实我爸在这方面特别开明。我之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要找外国人的话，如果是真的找不到中国人的话，他外国人也可以啊。”还有一天晚上，父亲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家里养的鸡被偷了，村子里的鸡都是散养，一下子十几只都没了，让父亲很恼火。这件事让孙玲很感动，因为父亲一生不善言辞，几乎从不跟子女交流什么，但那天晚上，她觉得这是父亲开始慢慢打开自己的标志。那个电话里，孙玲也跟父亲说自己在准备一个演讲，很焦虑，一定做不好，一定会出丑，电话那头父亲跟孙玲说了一句她会记一辈子的话，他说，“只要你用心去做了，就都可以的。”这些细碎的小事远比网上的纷纷扰扰真切，在美国一次次面试失败，等待机会垂青的时刻，孙玲总会想到这句，“只要你用心去做了，就都可以的。”涟漪![被“爆款”折叠的女孩]()
胡鹏升是孙玲的高中同桌。虽然是同桌，但回忆上学时候孙玲的样子，她脑海里的那个女孩是模糊的，“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成绩不是很好，理解能力不是很强，然后问我问题，问完了之后就觉得，对，我好厉害这样子，但当时可能她并没有搞清楚那个（题目）。”胡鹏升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定居在广东。七八年前，通过一个共同的同学，胡鹏升和孙玲在深圳重逢，“她的变化非常大。学生时代就比较内向一点，也没有很多交流，也不怎么说话。但是我再见她的时候，她整个人就是比较阳光，就比较积极很向上，很有活力的一个人。”胡鹏升和丈夫罗伟后来都成了孙玲的好朋友，也因为孙玲的原因喜欢上了户外运动。罗伟记忆中最深的一件事，有一次大家去徒步，原本计划要走一趟60公里的山地，走到50公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开始想到放弃。“孙玲就比较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先把我们选择放弃这些人送上车，然后跟剩下的人把十几二十公里走完。”因为并不认识很多年以前的孙玲，罗伟很难想象眼前这个乐观、坚定，会跟自己讨论计算机专业问题讨论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女孩，是经历了怎样的旅程才会成为今天的样子。胡鹏升觉得自己很佩服孙玲的一点，是她比所有人都走了一条更人迹罕至的路。胡鹏升是复读生，她觉得对身处底层的农村学子来说，高考、大学、工作，好像一个一个路标，指挥着所有人应该去的位置。胡鹏升提到，她和孙玲的家乡湖南娄底新化县，最出名的是遍及全国的复印店生意，对新化人来讲，能拥有一家自己的复印店，不管在什么地方，便是最好的出路。在胡鹏升看来，“复印”这件事仿佛充满隐喻，别人怎么过生活，你就怎么过生活，农村生活的逻辑如此，城市生活的逻辑也是如此。比如她幸运地通过了独木桥，然后外出读书、工作，日复一日，她很少再去想到变化。她们重逢后不久，孙玲跟她说要花两万多块钱学习英语，胡鹏升的第一反应是，“她不是被人骗了吧？”后来孙玲决定去美国留学，胡鹏升和朋友们依然担心。胡鹏升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讲，生活安定下来，人们首先通常会想到存钱，让一切变得安稳可控，但是孙玲不一样，她好像对变化有一种迫切的渴求，“然后她查了很多资料，她确定了她要去的时候，她就树立了目标。她还打了500块钱给我，让我监督她。她说要是她3个月，就几个月没有存够10万块，这500块钱我就不用还给她了。”被问到关于驱动力的问题，胡鹏升觉得一路支撑孙玲的，可能是一种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想摆脱的自卑。同样生在深山，胡鹏升觉得每一个试图融入城市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自卑，但很少有人像孙玲一样，一直把这份自卑当成动力，一路被这种自卑驱赶着，最终有了改变。孙玲觉得，对于很多像她一样自顾自长大的农村女孩来说，那种卑微和不自信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会是自己的敌人。因为“生命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是没有人教的”。孙玲告诉《人物》，小时候读《红楼梦》的时候，读得最津津有味的是宝玉的性幻想和性经验，她是在后来读《红楼梦》的时候才能明白，“哇，原来这么复杂”。但她的少女时代，《红楼》故事里最吸引她的确实是似有还无讨论性的片段。在一个孤独的，没有任何人引导、教育和陪伴的世界，孙玲是在《红楼梦》故事里读到了男女之别，有了最初的性别意识和启蒙。“性”是无人可以讨论的事，特别是在乡村世界，常被认为羞耻，包括孙玲自己，“尤其是在刚刚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对这些东西都不懂，什么都不懂。我妈给我拿卫生巾，我说我不用，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为什么要用啊，一开始会很反抗，后面才发现，用卫生纸啊或者是其他方式都不行，所以才去用那个。我妈又不跟我讲说这个是可以防止裤子被弄脏啊，也没有讲另外相关的一些知识，也不会讲，她也不知道怎么讲。”所有的事都要靠自己去摸索，认知，发现，成为了孙玲日后的一种生存本能。8月9日，孙玲30岁生日的前一天，她接到了美国一家公司的offer，那些“爆款”故事似乎可以迎来续集，但对孙玲来说，经历了舆论场上的一段奇幻漂流，现下更重要的事是打包、搬家，准备奔赴另一个城市开启一段新的冒险。相对于被他人告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孙玲还是觉得自己试过了之后，才会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比起重新找到一份工作，她更开心的还是自己的变化，最近比较开心的一次变化是学会了“愤怒”，大多数时候，孙玲都友善随和，几乎不懂跟人吵架。但之前有一次，她实在没忍住。送走父亲后她去自己一直向往的川藏线玩了一圈，之后通过自己的公众号写了那段时间的感受，一个人跑过来留言说，“父亲去世，我觉得最好能不玩就不玩，能不要旅游就不要旅游，死者为大，更何况是自己的父亲。不管心情上怎样的悲痛，行动上至少有一段时间的尊重。古有守孝三年，现代至少三个月不为过。”对方不依不饶，那你是怎么想的？是，确实是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但根儿上还是中国人的。起码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中国的家庭观念还是需要有一些的。虽然只是一次微弱的，甚至称不上愤怒的愤怒，但孙玲还是很高兴自己反击了回去。她当然也意识到，世界正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但她不是那种特别会畅想未来的人，5年后10年后自己会在哪里生活，过什么样的人生，她完全不想现在给出设定。这比较符合她一直以来对人生的想法，因为未知，所以才不会那么无聊。“不想那么无聊”是孙玲在做人生每个关键决定的时刻优先考虑的因素，对十几岁的她来说，种地和理发都有一点无聊，所以要改变。到了深圳，每天在流水线上测试电池正负极也很无聊，所以也要改变。当上程序员，每天坐办公室朝九晚五，时间久了也难免无聊，所以依然要改变。人们对孙玲故事误解最深的是，觉得最终拥有一份高薪工作就是这个女孩最好的结局，但孙玲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不过大概所有故事一定都有一个magic moment，除了在那节绿皮火车上阅读《红楼梦》的片段，孙玲还说到，离开工厂进入培训班学习，当时的老师教的第一件事是写一个小程序，孙玲照着老师教的去做，写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小程序，输入一串指令，电脑上会即时出现一行字，这行字是“hello，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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