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知道，城中村如果不拆，到底会有多少种可能性？距离去年冬天的“刘付英演唱会”已经过去了快一年，如今的深圳宝安桥头村，曾经贴满桥头广场和各大地铁口的演唱会海报，都已花落不知何处。唯一留存的一张，黏在刘付英本人的凉茶摊上。来往的茶客，多是她熟悉的村民。偶尔路过的“深漂”，会弯下腰看看海报，又抬起身看看这位烫着酒红色卷发、身着旗袍的“凉茶婆”，然后点点头，确认海报上写的“桥头一枝花”、“万人迷”、“凉茶女王”、“实力与美貌兼备的女歌手”是她本人无疑。“凉茶婆”总是笑声琅琅，推销起治疗“渣男渣女病”的凉茶来，中气十足。这把嗓子，不管在KTV还是舞台上，都是一把好手。2019年12月22日晚上近7点，第八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宝安展场开幕式上，最后一位发言的嘉宾话音刚落，村民刘付英就迫不及待地拨开人群，瞪着高跟鞋往台上冲。“我想多唱一会儿，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机会了。”彼时的台下，刚参加完开幕式的艺术家们看着台上突然冒出来的人，一脸懵圈，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而这位桥头村无人不知的“凉茶婆”，已经忘我地为上千名观众亮开了嗓门。无论是《心雨》《人生何处不相逢》这种老歌，还是《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嘴巴嘟嘟》等广场舞神曲，她都张口就来，同时摇摆生姿。早早搬来凳子的村民们在台下大喊：“刘付英！刘付英！”前来听歌的人越来越多，场面几度失控。一位维护秩序的保安大叔回忆，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火爆的场景，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刘若英的演唱会。气氛嗨到顶点时，观众们甚至爬上了舞台，跟着刘付英一起载歌载舞。现场的布展工人甚至打开微信视频，给远方的亲友现场点歌。那晚，原定9点半结束的演唱会，超时了半小时也没有收尾的意思，设备团队只好把麦克风全给静音了。凉茶婆挥了挥手：“大家回去吧！时间到了，我也要回去卖凉茶了。”转身离开半分钟后，她又折回台上，对不愿离去的村民喊：“不走就来我那喝凉茶吧，今晚免费，大家开心就好！”台下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场演唱会也是那届深港双年展桥头分展场的作品之一。在三万平方米的宝安桥头社区展场，受邀50余组参展人需要用自己的创意，为社区空间“重构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场域，形成空间与空间、人与人、城市与人之间的积极交互”。Mapping工作坊的发起人何志森也是受邀者之一，他还记得当时带学生到桥头调研时，见到凉茶婆第一眼的印象：“一身旗袍，举止优雅，是桥头村的时尚女王。”卖了二十多年凉茶的刘付英，之前做过赤脚医生。“村里人都说，她的凉茶摊就像个移动诊所，治好了他们很多奇奇怪怪的小病。她还帮人家介绍男女朋友，就像个社区领导者一样。”他们很快跟热情奔放的刘付英交上了朋友，去她家里尝药酒，还跟着她去唱KTV。刘付英嗓音洪亮，穿透力极强，自带颤音，唱起偶像李宗盛的歌来极其忘我。唱k结束时，她说了一个秘密：梦想有一天，能够站在村子的戏台上开一场演唱会。后来大家才知道，她说的戏台就是村头废弃多年的桥头广场。双年展那些抽象的艺术作品，她看不懂，也不屑。她只想让这些领导、艺术家、外国人也来围观一下自己，做一次双年展开幕式的主角。何志森和学生们决定帮她在7天内实现这个愿望。村子太小了，开演唱会的消息一下传到了村民耳中，大家都特别开心，到处宣传。刘付英的家人一开始也不知道此事，直到看见海报后，他们还不太敢相信，以为只是长得相似的歌手而已。她们走程序、交申请、跟街道办沟通，向双年展团队借用音响灯光、制作海报……刘付英自己也发动了很多朋友来帮忙，从表演者、主持、伴舞、曲目编排到现场的点歌设备、化妆等，全部由她一个人组织……演唱会办成以后，刘付英依然住在亲戚家自建房的楼梯间下，和自己的小摊车睡在一起。不出门的时候，她就在几罐自酿的药酒中擓几勺，根据当年做赤脚医生的经验，详细辨认各种味道；需要出摊时，她照例穿着优雅，趴在隔板上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唯一不同的是，她的名字出现在了各类文章中，前后一拨又一拨的记者过来采访，凉茶摊的生意也更火了。晚上十点多，还能看到她对着信号不好的手机给记者回语音：“美女，不要打字好不好啊？讲话吧，我在外面卖凉茶。”她有时也疑惑：“你们为什么来采访我啊？又没钱又没米的。”在她的理解中，只有赫赫有名的人物才值得被万众瞩目。凉茶婆身上的矛盾，其实是整个城中村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是极具吸引力的。凉茶婆的舞台——桥头广场有五十年历史了。它最开始是为村民提供粤剧表演的场所，斗转星移，又退居成为周边工业区和住宅楼的后勤空间，供人修衣补鞋。然而，桥头广场却在艺术家的介入后，重新“活化”了：传统杂技、地方醒狮、艺术声像演出、露天电影放映、社区介入式表演等活动在展期内轮番上演。在这些声像狂欢中，系统内各种莫明奇妙的格式更新、迭代、破碎、重组，暗示着城市生态体系中各个板块也形成了撕扯后的混合物。（Pink; Money团队的现场表演作品《TEARING.qiaotou》曾吸引不少观众）自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城中村改造一直是市政工程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早在2005年，深圳就曾提出要在五年内改造 40% 的城中村，改造的方式是全部拆除重建。那一年，策划首届“深双”之前，香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杜鹃曾这样评价城中村：“不是大家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所有人都知道，只是没人觉得它有什么意思，甚至觉得它是这座城市的‘家丑’。”十多年过去，一条条鲜活的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不同而又相似的命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艺术家、设计师、建筑规划师、社会营造师甚至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直在用行动证明：“我们想回答的是，如果不拆，城中村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城中村的“传统”与“发展”之间，他们每个人都画了一笔他们来深圳城中村调研时，不仅仅是扫一眼马赛克式的握手楼，而会仔细辨认其中独特的斑驳。在他们看来，杂乱电线的影子、细小的摊铺霓虹灯条、小巷中的小矮凳拖鞋和皱巴巴的衣裤，“全光谱式地展示了从近代到当下城村演变”的丰富空间，这里藏着太多故事。201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系的黄河山，曾在“一席”登台介绍过自己的毕设项目：“野生设计”。“野生”的本质是社会需求激发下的“野蛮自生”，廉价又“流氓”的它们，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比如，通过卫星地图看深圳的城市肌理，在代表工厂区的蓝色方格子旁边，通常会有又密又乱的细线，那就是城市和乡村过渡的地方。几年中，黄河山走遍了北京和广州，用镜头和画笔记录了牛皮癣一样的广告、印有传销口号的人民币、足疗店伸出门外的一排大腿……“我们总是想要将事物变成什么样，但是不关心事物自己是什么样，想要成为什么样。”所以，尽管自己的身份是设计师，他更希望观察那些本身处在这种生活里的人，用他们的视角去看。他看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几把小凳子，不管洗脚、喝茶、聚众打牌还是霸占车位，屁股好像就长在上面，而且，它们通常都是极具创意的改造品。于是黄河山去宜家买了很多凳子，跟当地村民交换了一些这样的作品。其中一个被他命名“爱之凳”的储物凳，有这样一个故事：余师傅年轻时去女朋友家玩，家徒四壁的年代，这位准女婿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坐。于是在一生中最穷的时候，这位生活的艺术家、技术的巨人密斯·凡·德·余，为女朋友做了一个有储藏功能的小板凳，成功将女友变成了老婆。余师傅在讲这个故事时，妻子不在店里，工友们在一旁咯咯地笑。把凳子交给黄河山时，他不舍地拍了好几张照片。此后，他的爱情作品就成了一件艺术品。收到了许多人的观赏和祝福。然而，除了发掘这些自发的创意，更多的艺术家却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带来了大大小小的社区更新项目。“踏实玩乐TAS”是一个借由设计展的契机进驻南头古村的社会组织，但其创始人小神老师在谈到村中各类设计活动时，却有很多不太愉快的回忆：比如，海归设计师曾为小商铺带来颇具艺术性的店铺招牌更新和空间改造，却在短短的展期结束后就被拆了；双年展留下了两座漂亮的建筑，本想作为南头古城的公共空间，却因为孩子们每天在那里抠瓷砖，漂亮的瓷砖墙不到半个月就变得破破烂烂，而特地装的镭射灯和LED屏也从没亮过。为了不让小朋友们搞“破坏”，这个公共空间的门被封上了。再后来，这个闲置空间被租给了商户，不再“公共”。比如，深圳置业的南头古城“焕新计划”，曾让“沈记客家黄酒”的色彩变得悦目明亮，但新换的瓷砖地板一滴上酒水，马上就变得很滑——而这一点，没有实地体验过的设计师是想不到的。同样一批设计师，将“九街糖水铺”改造成了粤港街市风情店，韵味十足。但是，当他们想把 1995年的老招牌改掉时，老板娘制止了他们。因为这块看上去不太时髦的老招牌，承载着街坊们的集体回忆。“幸好老板娘有自己的想法和执着。”小神老师感叹。在他看来，许多外来的设计师并没有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而是强行介入，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到改造对象上，他们“其实是在消费城中村这个概念”。怎样的介入、改造才是居民们需要的？改造究竟为谁而做？对于任何城市更新项目来说，这都是一个问题。Mapping工作坊的发起人何志森，曾在2018年发表过题为《一个月里我跟踪了108个居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80%的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尿壶》的演讲，视频收获了超过2.4亿次的播放量。此后，“关注弱势群体”的赞美声和“偷窥狂”的批评声长期交织，在何志森的研究和实践生涯里激荡。但他不在乎，他坚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城市跟踪”不是猥琐的窥私，而是以另一种视角观察城市，挖掘出建筑空间里隐藏的秩序，“做建筑就是要理解每个人的生活”。让这位建筑师坚固的理念被摇了一下的，是他在深圳城中村的一场名叫“超级乱糟糟SUPER MESSY”的实验。他们试图通过这个作品，让鲜少进入城中村的观展者体验一下：街巷不仅是行走的空间，它们有的挂满衣服，有的摆放旧沙发，有的停放三轮车，孩子们在此踢球，妈妈们追着他们喂饭，爸爸们和其他男人头挨着头，七七八八地扯着时政新闻，还有商贩靠在土地神像上叫卖……然而，观展者却觉得被冒犯了：看到随意挂着的艳红色内衣裤，他们匆忙转头；刚绕过一堆锅碗瓢盆，又差点被电线绊倒。最后，写着“这是一场向城中村学习的工作坊”的海报被涂改得面目全非：“自恋！”“谁说的？”“HOW？”“精英教育……”这些话都在向展览初衷提出质疑：为什么学习？有什么好学习的？你真觉得你能学到？工作坊的一名学生也站出来指责：在团队带有偏见色彩的共识里，这种“猎奇式发掘”，将所有看似有趣的东西，以一种毫无逻辑的方式堆成一种奇观，村民作为观众，，却被推得远远的，许多村民从头到尾就没去看过展。而建筑师，策展人，艺术家等，也只是面面相觑并享受此刻的展览，再无其他。“其注定不可能是建筑师希望的那样，成功地被他们想象中的大众所解读。”当《南都周刊》记者复述那些批评时，何志森反复念着这句话。他“想象中的大众”，不该是村民，因为人无需在展厅里旁观自己的生活；观众应该是那些与他同时借着展览的机会，蜂拥而至的专业人士们。而这些“乱糟糟”，就是城中村改造的《用户使用协议》，急于求成的设计师们，不应该直接点选“是”，而应该先好好阅读它，再思考改造的意义。“我跟你讲个案例。”南头古城有30多家理发店，而其中一家理发店，承担着十多种社区工作：中专毕业的理发师，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阿婶会问他怎么告骗子，阿公会让他开治跌打损伤的药方，阿珍会天天来店里拿快递，阿强则会在第N次相亲失败后来求他：“靓仔！你人缘好，介绍个对象啰！”……Mapping工作坊的目的，就是尊重和保留这种相互依存的社区模式，所以，对那些自以为是的闯入者，何志森忍不住发牢骚：“干嘛要把理发店改成网红店啊！干嘛要搞新的社交空间啊！你以为你是谁！”所以，他不想再做一个跟踪村民的镜头，不再做那些“不会和村民发生关系”的事情。2019年冬天再次回到深圳时，何志森让学员们各自到村民家中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并合作完成一件“作品”，而作品展览的主导权交给村民，他们自己制定观展规则、开放时长、为谁开放、是否免费等等。除了凉茶婆的演唱会外，何志森团队还和村民一起，将林氏宗祠背后的垃圾场变成了一个公园。大家一起把原本要丢的沙发、凳子、椅子、花草树木、瓶瓶罐罐送到这里。村民光头梁还为这块场地专门提了字，他很骄傲：“这个公园不是某个人设计出来的，是很多人合作参与出来的，这是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园。”“一个村子旺不旺，先看水井活不活。”桥西170号是一个水井多、孩子更多的地方。团队跟孩子们多次打交道后发现，孩子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考上大学，改变家庭命运。于是，一所无老师、无教材、无教条的“三无”大学成立了。孩子们用毛笔字写下“桥头大学”四个字，自己主导、自己授课、自己评估，通过好学生帮差学生这种“结对子”的方式来相互启发、相互学习、互为师生。而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团队只起到了辅助作用，贴一贴黑板，放几场电影等。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开始来井边聊家常、做家务，放心地晾晒起了衣服。以前，何志森总是告诫学生：建筑师不是万能的，我们只能观察，不能瞎搞。但跨过“消融边界”这个门槛后，他突然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双年展后，一些学生再次回到桥头村时，惊讶地看到，孩子们正自发地在地铁口和主展场，分发学生们临走时留给他们的传单，向路过的行人介绍他们村子里的作品。自从凉茶婆办完演唱会后，何志森也不再纠结于那些创意活动的意义。演唱会当晚回酒店时，他曾偶遇一位艺术家，对方问他：“你如何定义这（演唱会）是不是一件艺术作品？”《深圳校服咋就成了网红爆款，还登上了国外著名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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