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宫看苏东坡之前，你该知道的那些事儿
2021 年 12 月 27 日 16:36:47 海上落花
林语堂曾给苏东坡贴过十几个标签，其中包括：饮酒成癖者、月夜徘徊者、生性诙谐的小丑，并判断：“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宦海沉浮的诗人，他们一会儿“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会儿“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他们有的孤高而不豁达，有的持重却不幽默。于是，苏轼这样一个乐天派自嘲者在人格上显得熠熠生辉。厌倦了晦涩典故和壮志未酬的读者，总愿意和苏轼一起穿着芒鞋、披着斗笠在雨中快步；在门童鼾声如雷的夜晚，一起倚杖听江声；在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默默在纸上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而最近，被称为史上首个以东坡命名的故宫大展开幕了，那些视苏轼为偶像、知己和老公的人们掩面激奔。快1000年过去了，当苏轼的笔墨摆在眼前时，我们是不是真的离他的时代更近了一步？下面我们就从苏轼“平生功业成就处”的黄州开始谈起，一起去看这场“苏轼特展”。故宫600周年特展之“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要了解苏轼的作品，得先谈谈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元丰二年（公元1079）到七年（1084年）谪居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历史中，“因言获罪”的人不在少数，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意料之中地没有避开这个雷：元丰二年，四十四岁的苏轼像往常一样给宋神宗写了一篇平平无奇，但谈及民生疾苦的公文《湖州谢上表》，遭御史弹劾并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罪名，并从苏轼的诸多作品中挑出许多反动思想，致其下狱，史称“乌台诗案”。以苏轼的好人缘，自然有很多朋友营救。苏轼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官职是宋代经常用来安置贬降官员的，俸禄低，几乎没什么实权。苏轼在这个职位上，“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很多文章称：这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截止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上旬离开黄州，苏轼在当时并不富裕的黄州待了五个年头。我们将事件再向前回溯，那位写下“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北宋诗人王安石并不如其诗句中一样遗世独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作为位高权重的副宰相主持变法改革，其中包括增加税收、兴建农田水利、推行强兵措施等项目。虽然王、苏总被捆绑在“唐宋八大家”中一键推送给后世文学爱好者，但当时的苏轼与王安石却因意见相左逐渐成为了政敌。显然，苏轼是无法跟王安石抗衡的。在王安石轰轰烈烈变法的几年，也许也是出于避祸的考虑，苏轼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远离核心政治区。但在民间的一通溜达，让苏轼更深刻地感受到，在富国强兵政策的背后，买单的总是可怜的老百姓，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等。不仅加深了人民的负担，也离间着淳朴的民风。苏轼多次仗义执言，还曾在宋神宗召见时说：“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希望国家能从长计议，不要突然给百姓施压。因此，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不是偶然，而是变法派决意拔去这个拥有话语权和社会清望的眼中钉了。苏轼在黄州是非常纠结的，旷达和悲伤像是秋千的两极，本性达观、退居自守的苏轼常有旷达自解之语，如“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当然也有意境孤寒“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展览中的一个表格中，苏轼的“敌我关系”划分地十分鲜明：左边都是苏轼的师友及政见相同的朋辈，后世也以“元祐党人”来指称，也是展览中重点呈现的，而右下角的则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政敌。苏轼的存世名迹大概有三十余件，大部分为手帖，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治平帖卷》《春中帖》、《书林和靖处士诗后》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苏轼名迹包括《寒食诗帖》、《前赤壁赋》等，相比之下，台北故宫所藏的作品更有代表性。在“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后文简称苏轼大展）中可以看到六件苏轼的真迹，其中有论诗的、有公文、也有写给朋友的信札，其中当属信札最有趣。苏轼的朋辈也有很多因与其政见相同而患难与共的人，如傅尧俞（字钦之），历史中记载，，因经历了“乌台诗案”而心有余悸的苏轼，不再将自己的新作轻以示人。但是见到傅尧俞的来使时，仍然欣然命笔，这是二人间亲密友谊的佐证。傅尧俞为官三十载，为四朝重臣，司马光赞之：“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兼，吾於钦之见焉。”傅尧俞字如其人，他的一件其传世墨迹孤本《蒸燠帖》，字形方润，间距疏朗，书帖的内容是说：天气炎热如蒸笼，希望对方要照顾好身体，是非常客气的寒暄问候的书信。宋哲宗即位后，傅尧俞和苏轼等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都被重新起用。吕大防也在此后不久入朝并官居宰辅，其任命、加恩等方面的文件多由早有诗名的才子苏轼起草。吕大防的一件传世墨宝《示问帖》是吕大防写给章楶（字质夫）的一封信札，叮嘱其治理陕西时遇到困难要“精思而后办”。章楶也是苏轼的一位友人，苏轼的婉约词名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正是出自和章楶的词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苏轼被贬黄州时，陈慥彼时正隐居在不远的岐亭，陈慥慕名而来，甚至带着精致的纸张和笔去找苏轼留下墨宝。对闲居的苏轼而言，来的都是朋友，经常即兴创作，很像现在的“你有freestyle吗”。苏轼在黄州的几年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三苏年谱》中详细记载了苏轼和陈慥的往来，有时是陈慥来向苏轼求诗，有时是观看村姬跳舞并写诗，有时则是一同去雪中赏梅，非常艺术人生。陈慥每次来都带些东西，比如精纸佳笔、揞巾（苏轼有诗“夫子胸中万斛宽，此巾何事小团团”），苏轼每次都写诗记载也可见这一阶段的他确不富裕，连好一点的纸笔都非常珍视。这次参展的《人来得书帖》，书写的内容是陈慥的哥哥陈忱（字伯诚）过世，苏轼致以哀思并安慰陈慥要“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这二帖笔意自然生动，而且以当时苏轼和陈慥的情谊，有很多关切的肺腑之言：“你要知道死生聚散是人生的常理啊，悲伤也是没有用”，这样的话也很符合苏轼的人生观。
《新岁展庆帖》，二帖书写时间相近，并且在历史上长期被共同保存，因而被合装为一卷。
古代官员调动频繁，苏轼在黄州招待了许多要去附近的地方任职特意绕到黄州来拜会苏轼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朋友太多，苏轼把黄州的名山大川都走遍了，去玩儿就要写写游记，写写诗，小到某个僻静处的亭子，都能进入苏轼的诗中。后人知道最多的是赤壁，但其实苏轼在黄州对一草一木都雨露均沾。但是虎落平阳，也有很多现实的困境，伴随着降职，最让苏轼闹心的就是生计问题了，苏轼在《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里写道：“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种地实在太辛苦了，导致这一阶段苏轼好像格外喜欢陶渊明，也是间接用陶渊明的故事鼓励自己。苏轼躬耕垄亩的成绩就是收获了二十石大麦，苏轼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故日夜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然日中腹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今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样二红饭也。”大麦是一种粗粮，苏轼一家困窘肚饿时，想着办法淘洗着、或者掺着别的粮食吃，自然是心酸，但在苏轼笔下却别有一番自嘲的趣味。苏轼在谪居期间也并不总是如此苦寒，《人来得书帖》中的“释然自勉”说得恰如其分，苏轼很喜欢在寻常生活中找乐子，如经常与朋友秉烛夜游，和桃花寺僧要来茶树移植到自己躬耕的地方。苏轼写疏冷的自然风物写得极好，有诗话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神韵，如其最知名的《记承天寺夜游》中的“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而他在黄州期间创作的《雪后到乾明寺遂宿》写：“门外山光马亦惊，阶前屐齿我先行。风花误入长春苑，云月长临不夜城。”将雪后的苍茫及映照的白光写作“长临不夜城”，很有新意。我们常说“赋到沧桑句便工”，处在人生困境中，因为情感多波澜，总可以吐纳为动人的诗句。苏轼在黄州写作的一首自认为“吾平生最得意诗也”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后半部分自况：“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句句写海棠之飘零，也是句句在写自己的人生处境。鲜于枢所书的《玉局翁海棠诗》就是录苏轼的这部作品，鲜于枢用笔劲健纵逸，董其昌在卷后题跋中称其“欲附名贤之诗以传其书，故当全力付之也”，用好字抄录好诗，的确是双重的美好。确切说，苏轼大展更应该叫“苏轼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后人演绎的苏轼作品”。与苏轼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是名垂千古的文史大家。欧阳修对于苏轼可谓是激赏，甚至说出：“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样的话。欧阳修《灼艾帖》，苏轼曾评价欧阳修的书法“用尖笔作方阔字”。而苏轼的门生及友人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王诜、林逋等，也是宋代文化星空中璀璨的明星。宋人刘过在《沁园春·寄辛承旨》中谈及：“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幻想了自己与苏轼、白居易、林和靖一起畅饮于西湖的情景。“梅妻鹤子”、“一生只觉得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的北宋诗人林逋创作的《自书诗》诗书俱佳，也是他传世的代表作，录了五首七言诗，起笔多用侧锋，写得很疏朗。这卷的后纸有苏轼诗跋，见于《东坡集》，这也是目前唯一还保持着原始装裱形态的苏轼题跋作品。苏轼在诗跋中用清丽的诗句称颂了林逋。王世贞在卷后的题跋中认为，苏轼在诗中评价林逋诗似孟郊（字东野）而无其寒，书近李建中而无其肥，很公允。王世贞还提到，因为苏轼在诗中称当地人对林逋的祭祀不够隆重，后人便将林逋移至白居易祠配享苏轼，他认为正是由于苏轼的推崇，才使得林逋能被后世所知。因为其庞大与强大的朋友圈，不仅苏轼的作品成为文人雅士追慕与再创作的题材，苏轼本身也常常入画。在一幅传为苏轼友人李公麟所作的《西园雅集图》中，根据《西园雅集图记》（传为米芾所作）记载，图中出现的人物还有苏辙、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观等。虽然《西园雅集图》与《西园雅集图记》的原作早已佚失，却成为了后世画家所喜爱的创作题材，历代多有佳作流传。![进宫看苏东坡之前，你该知道的那些事儿]()
“西园雅集”是一幅以苏轼为核心的北宋后期文人群像在另一幅王诜的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卷》中，王诜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这幅作品创作于他被贬之后。画中描绘了山间渔村雪后初霁的景色，构图深远，意境空灵，表现了作者向往山林隐逸的情怀，具有苏轼所倡导的“士夫画”的韵味。画卷后有喜欢到处题字写诗的乾隆皇帝与群臣唱和诗十余首，都以苏轼为王诜《烟江叠嶂图》所作的长歌为韵。明代李宗谟的《东坡先生懿迹图》，以白描手法表现了苏轼生平的十三则故事，画中苏轼的形象很有生活气息。另一位明代画家朱之蕃的《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也是苏轼画像中的精品，这幅画所依据的粉本传为苏轼友人李公麟之作。苏轼晚年被贬海南时，曾在访友途中遇雨，便向农人借斗笠和木屐穿上，农人争相笑看，而苏轼却能坦然处之。这种穿着斗笠和木屐的画像也成了苏轼形象的一种经典的范式。而这幅画作是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展出。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朱光潜在《什么叫做美》中写道：“创造是表现情趣于意象，可以说是情趣的意象化；欣赏是因意象而见情趣，可以说是意象的情趣化。美就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时心中所觉到的“恰好”的快感。”而苏轼的《赤壁赋》就被认为是悦目而畅神、能够将“情趣意象化”的佳作，其中“月出于东山之上”“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在后世的绘画中进行视觉意象转换时都被诗家画手们富有感情地呈现。本次展品有南宋时期、无画家款印的一册页《赤壁图》，画面内容结合了苏轼有关赤壁的多种文学作品，取南宋时期流行的“一角半边”式构图，以类似特写镜头的方式，描绘了苏轼与友人泛舟于赤壁之下的情景。不同于传统中国画中的淡远和空疏，《赤壁图》中接天的碧波充斥着画面，这体现了这一时期赤壁题材绘画与“水图”相结合的特点。![进宫看苏东坡之前，你该知道的那些事儿]()
南宋马远《水图》苏轼创作《赤壁赋》与《后赤壁赋》的时间均在元丰五年，其被贬黄州的第三年，苏轼乘醉走笔，觉酒气拂拂，文章像是从指尖流淌而出一般，苏轼胸中之块垒，借此一浇。赤壁也因苏轼而闻名，清代诗人朱日浚《赤壁怀古》中谈及“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古来胜迹原无限，不遇才人亦杳然。”虽然苏轼在当世人生遇到诸多坎坷，但故事在之后不久的南宋就开始反转，南宋高宗和孝宗时期，苏轼的文才及忠义受到从皇帝到民间的广泛颂扬，帝王们默默地允许对以苏轼为首的“元祐文人”平反，一方面默许了苏轼作品的流通，另一方面则暗示或命令御用画师马和之画了著名的《赤壁赋图》，这件收藏于故宫中的画作也是一件“禁止出国展览”的国之重宝：画面长江浩渺，远山起伏，江心一舟顺流而下，舟中苏轼与同游诸友据舱而坐正在饮酒。天空明月高悬，一只仙鹤飞过，马和之复原的是苏轼赋文中“适有孤鹤……掠予舟而西也”的段落，但在画卷的起始部位其实还描绘了赋文中“霜露既降，木叶尽脱”的景色，在结尾部分也表现了原文中“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场景，在各个地方都别有匠心。后世名家们也多有誊抄《赤壁赋》的作品，如文征明小楷《前后赤壁赋》，字体娟秀，工整精致而有古意。《赤壁赋》到了后世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再创作的题材，在各种介质的艺术作品中呈现。《青玉苏轼游赤壁山子》就是工匠利用玉石表面的皮色和绺裂随形进行构图与雕琢，既表现高远的山峦，又表现山壁和碧水以及泛舟的苏轼与友人。比较有趣的是，后人好像总是难以超脱前人放置在艺术道路上的大石头，比如在《赤壁赋》中，许多构图选择在画面的一侧绘制出象征赤壁的悬崖峭壁，将载有苏轼与友人的小舟放置在画面的另一侧，再绘制一些水波这样的图式。《赤壁赋》因此成为一种固定的“视觉典故”。苏轼书法：“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书法是一个时代美学最集中的表现。由唐入宋，美学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代书法美学追求肃静空灵，平淡天真。似乎是刚刚从伟大的唐朝里解放出来，开始向我和重视个人的表达与个性的显露。一般人所说的宋代四大书家——苏（东坡）、黄（山谷）、米（芾）、蔡（京或蔡襄），就体现了四种非常不同的个人风格。苏轼是一位自觉的书法开拓者与实践者。如同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谈道的，经过晋唐两代大家们的努力，想要从已近完善的笔法体系中出新是不太现实的。由此，他提出“尚意”的美学观点，并阐释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宋代三百年，书法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宋初是因为宗法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亦步亦趋；另外，米芾在《书史》中也提到宋代“趋时贵书”的风气——以帝王和权臣的喜好为导向和书法临摹的标准。正是从苏轼开始，文人书法才开宗立派，苏轼推崇一种尚意轻形的审美倾向和注重气韵修养的审美实践。展览展出的苏轼手札可以拼凑出苏轼在不同的时期书法的变化，他创作于34岁前后的，托治平寺僧人帮忙照顾祖坟的《治平帖》用笔婉转，结体秀雅。书法家赵孟頫称其“字划风流韵胜”。《归院帖》是一件类似公文的作品，内容是关于请示留宿学士院的行文措辞问题。苏轼当时大约五十一岁左右，正在努力学习颜真卿、杨凝式的风格，因而此帖在结字用笔上虽不刻意经营，却自然流露出类似于《祭侄文稿》和《神仙起居法》的豪纵放逸之气。苏轼曾对杨凝式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做出过论断：“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汨没者。”杨凝式作为五代时期的著名书法家，对宋代书法创作由晚唐时期片面追求法度，转向追求对意韵的表达，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苏轼认为“杨凝式书颇类颜行”，因而在学习颜真卿行草书的同时，也着意对杨凝式的作品加以关注。《神仙起居法》记录的是一种保健按摩的养生法口诀，杨凝式书写时已七十六岁，而通篇精神饱满，潇洒纵逸，用笔变化多端，饶有生动之致，显示出极为高超的艺术造诣，是其传世的草书代表之作。苏轼的《春中帖》是一封问候短札，因保存不善，不少字迹剥落不全。该帖也大约写于苏轼五十多岁时，结体圆浑，展现了苏轼成熟期行楷书的面貌。它整体遵循颜真卿的宽厚，比其略少一点刚强，略多一点柔和；少一点庄严，多一点温暖。很多宋代名帖都是兴之所至的文稿或札记，像是回归了东晋文人的书翰手札，远离政治，远离历史，没有野心，只有生活。有人喜欢苏轼的诗词，有人喜欢苏轼的书法，有人喜欢他的乐观，有人喜欢他的意趣。在文学和书画造诣上，他成就斐然，他是“宋四家”之一；他是文坛领袖和豪放派开创者。但这些成就并没有疏远他与人们的距离。说到苏轼，人们会想起他是一个吃货；他在梦里悼念死了十年的亡妻；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却被他自己称为“石压蛤蟆体”；他在给儿子洗澡的时忽然有感，写下“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然后人们好像明白了为什么他在官场上容易得罪人……比起“伟人性”，苏轼身上“凡人性”的一面让人们更喜欢他。一方面，许多人和他一样：不太得志，苦中作乐，性格棱角明明让他们吃尽苦头，但他们就是不想改变，甚至还以此为傲。另一方面人们希望像他一样：就算不得志也能豁达乐观；能在平淡甚至艰苦中找到生活本身的乐趣；能坚守个性和态度，哪怕有点放肆，哪怕这些“不合时宜”会招致苦难。不论是“月夜徘徊者”还是“饮酒成癖者”亦或是“生性诙谐的小丑”，人们喜欢苏轼，是因为他一直活在人们身边。郁文韬《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文物精品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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