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小三，她是全中国最专业的

如果遭遇婚内出轨，你是会选择睁只眼闭只眼、凑合着过，还是会跟另一半撕到人尽皆知？

又或者，将外面的第三者暴打一顿，以解心头怨气？

2020年夏天，在全网抓小三的风潮下，一位顶着“中国最顶尖女侦探”、“婚外情终结者”、“二奶杀手”等国际头衔的女人张玉芬，再次回到了公众视野。

2002年，“包二奶”一词被收录进《新华新词语词典》，它强调一种金钱上的供养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二奶”这些年渐渐被“小三”所取代，不变的是人们对婚姻关系忠诚度的追求。

1995年年底，从南京回到西安的张玉芬首次从儿子口中得知丈夫出轨的端倪，“爸爸带了一个小红阿姨回家，晚上可晚了那阿姨还在咱家，等我早上起来就不见了。”

回家后的张玉芬在第一时间盘问了丈夫，得到的只有一句敷衍式的否认，“没有的事。”

自那之后，他开始从这段婚姻关系里逐渐消失，几天、半个月，最后发展到几个月都没个人影。

“1996年过年他都没回来。”在张玉芬的叙述里，丈夫每每回家还要教训儿子，“小孩都不叫他爸，就用‘他’来代替。”

1997年的一个电话，打破了这个早已岌岌可危的家庭表面上的平静。

丈夫的电话响了，刚好在旁边的张玉芬正准备接起，但她的丈夫一个箭步，粗暴地夺过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饭做好了，快回家吃饭。”一切昭然若揭。

“是谁？”张玉芬冷冷地问。

这一次，他的丈夫胡峰没有任何掩饰，“我在外头找的。”

上世纪90年代，恰逢国企改制，原本在工厂上班的张玉芬拿到一笔买断工龄的钱，就不太去上班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此前通过她家里关系才进入国税局的胡峰则在事业上如鱼得水。

男人有了钱就免不了动歪心思，胡峰也不例外。他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和股票，跟包养的情妇住到了外面。

起初，张玉芬和大部分女人一样，想过挽回婚姻，甚至“原谅”出轨的丈夫。她去他单位里堵过一次人，本想拉去饭店好好聊聊，结果菜刚端上来，胡峰就以下楼洗手之名溜了。

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张玉芬陷入一种走投无路的境地。中年下岗，老公跑了，儿子还在上学，她在一周之内瘦了二十斤，头发都白了不少。

这个普普通通的西安女人在短暂的崩溃后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复仇”。

“我不能就这一抹黑，我不能白白地让人欺负，我还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我必须要把这个查清楚。”

“他搬一次家，我就挖他一次窝点，10年里用坏了3部照相机、2架望远镜和4台录音机，终于拍到他俩一丝不挂同床共枕的画面。”

1998年，张玉芬将丈夫胡峰告上了法庭，罪名是重婚。虽然拿到了证据，抓到了现行，但当她把这些证据拿去法院的时候，则被告知“证据来源不合法”。

“没人帮我，没有法律站在我这里。找妇联，妇联没办法。告离婚要交钱，我连这个钱都没有。只有告重婚，因为这是刑事案件，免费。”

因为长期奔走在捉奸第一线，她结识了不少有着相似经历的中年女性，“大家都同病相怜。我气不过，就开始用我捉奸的经验帮助其他人维权。”

她将自己这些年的调查经验慷慨授予他人，“法律维护不了我们，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张玉芬的离婚官司打了9年，才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而此时距离丈夫出轨，已经过去12年了。

一桩破碎的婚姻，将张玉芬和众多有着相同处境的人连接在一起。

每一个女人都是天生的福尔摩斯，多年的实战经验让张玉芬在这方面“无师自通”。

2003年，她和另外9位女性成立了火凤凰女子侦探社，专抓破坏家庭的第三者。维权的那些年，她说自己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最小的21岁，最大的72岁，从东北跑去西安求助她。

她成了同病相怜人们的救命稻草，“但我不是万能的，能解决的我尽量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也爱莫能助。”张玉芬说得很坦诚。

但她除了调查取证之外的另一桩服务，却饱受争议。

帮助客户殴打小三，把她们扒光，现场录音并拍照，她说，“有气就要发泄出来，不能忍。”

在外媒的采访中，她有一句名言，“情妇应该受到殴打。你必须先脱掉她的裤子，以免她逃跑。”

她较为出名的一桩案子，是帮助一位上海女性查出丈夫养了17位情妇。“我告诉她该去的地方，她去了，然后她把他们一起按在床上。”

她还因为在西安北门附近殴打情妇而险些被拘留。

2015年，张玉芬出现在一档名为《社会纵横》的节目现场，她将打小三比喻成“保家卫国”，“我认为打人，比较简单粗暴，但是这个男的没有办法制裁，没有办法制裁男人的情况下，只有挥起拳头，收拾的就是二奶，打的就是你。”

火凤凰女子侦探社成立至今，张玉芬表示已帮助20万人提供捉奸服务，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也逐渐意识到，拳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被出轨者遭受的心理创伤，需要用更和平的方式解决。

在国内，私家侦探虽然一直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据保守估计，我国现有的私家侦探机构已有3700家，从业者2万多人，“张玉芬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成熟的SOP。

我们研究了包括火凤凰女子侦探社在内的各类“神探”的惯用套路，发现“等、跟、拍、捉”四个流程下来，即可保证完成委托人的任务。

首先，一个合格的私家侦探必须学会在伪装中等待。

用私家侦探戴朋俊的话来说：“我们在开展调查之前，会对环境进行预判，准备不同的应对方案和相应的服装道具。如果不分场合地穿风衣、戴墨镜，很容易被别人注意到，从而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是大忌。”

除了服装，等待时的行为也很重要。由于成本和法律的限制，国内的私家侦探一般都只能单枪匹马地行动，所以在蹲守过程中，没有搭档可以轮换，吃喝拉撒都得在车里解决，以免错失机会。更难受的是，为了避免发动机声音过大引人注意，私家侦探连车内的空调都不能开。

这样子一天下来，再酷炫的私家侦探也变成了邋邋遢遢的流浪汉，散发着酸臭的气息。而这，才是入门私家侦探的第一步。

等来了目标人物，私家侦探就要开始跟踪了。像谍战片里一样，跟踪不是逛大街，而是一件关乎生死的技术活儿。

一般说来，跟踪的原则是不要跟目标对视，因为对视容易给对方留下印象，但也不能故意躲避目标的眼神。但要是遇到反跟踪意识强的目标，更要额外注意技巧，不然容易翻车。

私家侦探戴朋俊就曾遇到一场势均力敌、剑拔弩张的跟踪与反跟踪。当时他接到了一单查“小三”的活儿。他开车跟着男目标，开着开着却猛然发现对方的车停在拐角处，呈四十五度角对着我们。

“45°”正是私家侦探跟踪时能一览360°无死角的最佳视点。目标的这个举动说明，他们不仅被对方发现了，而且被反摆一道，原本的“猎物”变成了此时的“猎人”。

顺利完成等待与跟踪后，私家侦探应该就能发现需要的证据了，这时就应该举起相机拍拍拍了。

但怎么跟拍、怎么偷拍都有背后的学问。像旅游一样，光明正大地拿起照相机肯定不行，必须有一定的遮蔽，比如一个公文包。

把摄像机放包里，再打开包，镜头对准，看屏幕，同时眼睛余光注意观察周围。这时的关键是不能乱动，要融入这个环境。这样一来，路人不知道侦探在干嘛，就算看他有点奇怪，但也不会管。

一般来说，委托人自己带亲戚朋友去抓现行，私家侦探只负责提供情报，钱货两讫。但也有的侦探不愿意“送人头”，或者委托人害怕独自面对真相，这个时候侦探依然要继续工作。

像张玉芬这样在“抓奸”上特别豁得出去的私家侦探还是少数。

2009年，原上海铁路局副局长龙京的妻子找她求助。经过调查，张玉芬发现这位高官与一名地方电台主播有染。她说：“那位妻子根据我的指示找到了他们，捉奸在床。她打开丈夫的手机一看，发现手机里有许多女人的照片，还有她们的电话号码。”

这起案件，让她有了中国“第一反腐女侦探”的名号。根据张玉芬自己统计，80%的婚外情案都涉及官员和公务员。

而这一行业的最初开辟者，的确是科班出生的。

1992年，一代名探端木宏峪从上海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处长的位子下来，光荣退休了。老人家巴适地躺着太师椅上，回想起自己轰轰烈烈的办案生涯，决定继续发挥余热，回到抗击犯罪的第一线上。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

消息传遍了整个上海滩。1992年11月11日的上海《新民晚报》社会版头条就报道了这件新鲜事。面对这样一个新兴行业，当时的报纸是这样评价的：“上海民间侦探所乃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生儿’。”

这一利好的消息，如一阵春风，催生了更多的私家侦探所。在短短几个月内，北京汉公 (1993年1月）、成都协力 (1993年5月）、沈阳克顿 (1993年7月）陆续拿到合法资格，开业大吉。这四家私家侦探所，是我国最早一批，也是至今经过合法工商注册的唯一一批民事调查机构。

可惜好景不长，还未等他们找到机会大展拳脚，就被一纸禁令彻底干灭了。1993年9月7日，公安部颁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简简单单一百来字彻底摧毁了这个新兴行业。创始人端木宏峪，碍于自身的官家背景，只能鸣金收兵。但也有一些业内人士改头换面，转战地下，披上“调查中心”、“信息咨询”的外衣，打起了擦边球。成都协力的魏武军和沈阳克顿孟广刚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两位。

地下之路一点都不好走。魏武军在起初的三年，一年平均办四五十个案子，累计下来倒亏了三万块钱。他只好拿本来用于偷拍的摄像机，去拍广告片赚钱维持生计。

和他的同行比起来，孟广刚的路要顺一点。他曾是二级警督、反贪检察官。当时沈阳有一批领导也支持他下海。区委书记亲自打电话给区工商局局长，区计划经济委员会下发了红头文件才批下来。当时执照上写的业务范围是“民事事务调查”，后面紧跟着一行字：“试办一年”。

在此之后，所有的侦探机构实质上都干着“二奶杀手”的活，宣称可以“为委托人排忧解难，寻找真相”。

而张玉芬则在这么多年的捉奸、打二奶之后慢慢悟出了生活的真相。她于2013年在北京大兴成立了“月亮湾情感驿站“。来这里互诉衷肠的不仅有女性，也有男性受害者的加入，他们像姐妹一样，互相疗愈心灵的创伤。

这些年，张玉芬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少亲自办案了。舞蹈艺术团、志愿者服务队、国学传播公司......她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

当年，她对那位72岁的大龄求助者说过一句话，“赶快回去，你都70多岁了，还有几天活头，你还这样折腾。”

到今年，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二奶终结者”也已经62岁了。

参考资料：

1.真实故事计划《“二奶杀手”老了》；

2.Aha视频《我要把“二奶”赶尽杀绝》；

3.新快报《“中国第一私人侦探”孟广刚：我曾调查刘涌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