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迪士尼动画版的《花木兰》才是真正的女性个性解放？
2022 年 01 月 01 日 21:26:31 海上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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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取材于北朝民歌《木兰诗》，在中国流传了上千年：从明杂剧到豫剧再到当代的影视作品。花木兰作为“迪士尼公主系列”的第一位中国的“公主”，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不靠公主出身，不靠嫁入皇族，而是靠自我成长、自我确认完成人格与实力的形象。
本文作者林丹娅与张春认为，比起中国的花木兰，迪士尼的动画版《花木兰》在改编之后更能体现人文主义与女性主义胶合的女性个性的解放。而中国故事里的花木兰看起来表达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思想，内在故事逻辑反而是一种对父权秩序的确认与强调。
（本文节选自《性别视角下的迪士尼改编〈木兰〉之考辨》，原刊于南开学报2019年第六期）
花木兰故事源于北朝民歌《木兰诗》，诗歌叙说一个叫花木兰的少女，因家中无青壮男丁，无奈女扮男装，代替年迈体弱的老父从军。作为女子的花木兰在战场上不输男儿，屡建奇功，于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如果木兰是男性，那么诗中这后半出可以说是功成身退、淡泊名利、归隐山林的君子戏码；然而木兰是女性，那么这个坚决辞官千里还故乡的理由就复杂得多，最明显的是无法在天子眼皮底下继续“女扮男装”，即无法继续藏匿其性别身份。实际上，由此还生发出后世许多关于花木兰拟被皇家招“附马”之类的注定要暴露其女儿身的戏码。《木兰诗》之后，影响较大的改编版有明代徐渭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其中添加的细节更是具体地反映了“女扮男装”下的女性性别境遇：裹着小脚的雌木兰因要女扮男装代父从军不得不解开裹脚布，但又担心以后嫁人被男方婆家嫌弃，当得知有药方能够使脚再变小后遂放心地放脚；木兰母亲则担心她与男兵们混居会失去贞操，于是木兰向其母保证“还你一个闺女儿回来”。于中可见，中国版花木兰叙事大体沿袭着《木兰诗》所定下的基调——虽然木兰有僭越角色规范的行为，但却也以一袭男装的社会性别属性，服从了其时性别制度对角色文化属性的设定。徐版花木兰所有增添的细节都在强化这个基调——为尽孝而僭越，所以情有可原；为服从而回归既定的性别秩序与既成的性别规范，所以罪当可赦。“父权/男权”的“秩序/话语”不仅没有因此有所减损，反而因哪怕是一时僭越，最终还得回归秩序的写作意图得以加强，端的是死水微澜，猎奇辄止，聊供茶余饭后消遣罢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花木兰故事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主要有1939年《木兰从军》、1956年《花木兰》、1996年《天地奇英花木兰》、1998年《花木兰》、2009年《花木兰》、2013年《花木兰传奇》等，花木兰题材叙事不断承继改写，呈现出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不同时代的改编者在故事中多少都托寓了特定的时代精神与话语指向。例如1939年电影版花木兰，因时值抗日战争，叙述重心便落在表现女子也能走上抗敌前线，为保家卫国做贡献，在旧有故事孝的基调上强化了木兰爱国主义之忠义；2009年电影版花木兰，则着重刻划战争带给木兰内心的痛苦及其对和平的渴望，这种情绪被导演处理为女性从脆弱到坚强的历练——属于男性的刚强战胜了女性本质上的柔软，从而取得在战争中的优势。从古往今来的中国版本木兰叙事中可见，女扮男装的木兰之所以被广泛传唱，一方面是故事的传奇性，而这种传奇本身并不悖于尽孝、忠君、事国等以传统男权文化/话语体制为中心的伦理道德，顺带还完成了既定成规内小女人个人化的美满婚姻或男性化成长；另一方面，花木兰女扮男装的行为又的确僭越了传统性别角色的规范，主观上无论是出于尽孝报恩还是尽忠报国，客观上都反映了“谁说女子不如男”，“想不到女子也能上战场，杀敌寇、保边疆”的反性别歧视之成规，这无疑契合了反叛传统规训、实现自我价值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这应该是它被着意女性形象建构与性别关系演绎的迪士尼公主系列选中，并成为从动画到真人版一再改编的第一个中国故事的显在原因。然而，中西文化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接下去我们不能不感兴趣与探讨的是，深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浸淫的“迪士尼公主”系列，又是如何吸纳并改编基于中国男权文化话语体系中产生出来的花木兰传奇？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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