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仿新加坡模式，不等于给深圳人分房子

深圳罗湖城市天际线。/图虫创意

学习新加坡模式，不是学习如何用钢筋水泥建起一栋栋密密麻麻的组屋，而是需要弄明白如何通过公共住房的供给，疏通教育、养老、交通、休闲娱乐等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否则，在以房地产为经济支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下，我们终无法做到让民生的归民生，市场的归市场。

“在深圳，80%的人租房住，其中70%的人住城中村。”

“深圳人均居住面积仅27.8平方米，还没达到国家和广东省的最低标准线。”

新闻中从来不乏关于深圳住房的讨论。如果说经济特区、一线城市、中国硅谷、高薪的工作机会等标签是深圳的A面，那住房便是这座城市B面上无法轻易根除的难题。

近日，深圳住建局提出，要学习新加坡，将来让深圳60%的市民住进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

来了就是深圳人。/图虫创意

深圳想要效仿的对象，是一个几乎实现全民拥有住房的城市，它的组屋项目更被不少人评价为世界最好的公共住房项目之一。

新加坡的住房模式，能否真正使住房供需矛盾得到缓解，令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让深圳人“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深圳或将用未来许多个十年验证这个问题。

什么是新加坡模式？

美国商业地产机构CBRE世邦魏理仕近日发布了报告，2019年全球住宅价格最高的十大城市中，新加坡排世界第三，套均价格要高于全球排名第五、平均一套房需要536万元的深圳。

以智联招聘公布的2019年各城市平均薪酬来计算，如果一个人的月薪与深圳白领的平均数持平，为10276元，他需要不吃不喝工作43年多，才赚够深圳一套房的钱。

而同样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新加坡的公共住房项目，却让买房成为了件“不太难”的事。

新加坡组屋，也有人称其为“生命之盒”。/ 图虫创意

据新加坡当地中文自媒体，购买一套政府提供的组屋，需要20-50万新币（约100万-25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二线以下城市的房价。另有数据显示组屋申请者平均家庭月收入为6300新币（约31500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购买新加坡一套组屋，只需要一家人攒个三五年的工资。甚至，占房价10%的首付，他们还可以使用新加坡的公积金系统支付。余下的房款，新加坡人同样可以申请贷款，用现存或未来的公积金支付，不存在任何还贷压力。

轻松的房价收入比，让组屋成功吸收了80%的新加坡居民。可如果时间倒退回60年前，这里和如今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存在着严重的房荒问题。

1950年新加坡某处贫民窟

建国初期，新加坡200万人口中的40%，都还居住在用木板和铁皮搭建的窝棚和贫民窟里。能够有间像样房子的，人均住房面积也仅有3.3平方米。

恶劣的住房环境，容易滋生出卫生、治安等一系列隐患，为了除掉这枚不定时炸弹，新加坡政府一改世界大多数国家从国民收入上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方式，将“居者有其屋”定为国策。

1960年，新加坡屋发展局（HDB）正式成立。这是一个直属于国家发展部的独立非营利机构，以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为局训，其工作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价房屋，

HDB成立后的第二年5月，新加坡一处棚户区突发火灾。这场原因不明的大火，将40万平米的民宅夷为平地，16000人无家可归。

可仅仅一年的时间过去，政府便成功安置下这些灾民；5年时间过去，原受灾的土地上又重新建起了新住房。

新加坡Toa Pay oh社区的公共住宅公寓建筑综合体。/图虫创意

大火没有烧尽人们对生活的希望，灾后重建的及时雨反而助长了大家对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信心。

据统计，1965年，有23%的新加坡人在组屋安居；1980年这个数字变成68%。直到今天，居住在政府组屋中的人口比例稳定在80%左右，新加坡的公共住房项目真正实现了其普惠性的意义。

与此同时，一系列相关法律出炉，也确保了组屋政策的顺利实施——

比如有法律规定新的组屋在购买5年内不得转售，或用于商业经营；还有规定一个家庭不允许购买两套组屋等条例，限制了以投资为目的的购房行为。

再比如像组屋申请资格中，有针对“已婚夫妇”开设的绿色通道，反之，单身的公民则要等到年满35岁，月薪低于6000新币才能获此优待。这也被当地年轻人吐槽为“变态的催婚政策”。

来自不同民族的居民，混住于此。/unsplash

像许多其他地区避无可避的“老无所依”问题，也得以通过组屋回购计划化解。政府出资回收组屋的部分屋契，年迈的屋主可用这笔钱购买更便利实惠的老人公寓，或直接套现，过潇洒的退休生活。

种种政策和法规，落到个人身上，无论是租房或买房，都最多不过是占去他们月收入的10%。剩下的部分，自然是该吃吃，该玩玩，该交税的交税，该消费的消费。

且随着政策的不断更新，组屋早已不再是单一面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它还惠泽到一部分中产，这些人群也将为新加坡的经济带来更多活力。

新加坡一处商业街。/unsplash

当然，在政府文书里看起来万分理想的组屋政策，实际落地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新加坡拿到绿卡两年的张先生告诉我们，组屋的用材、隔音、人均房间面积都不甚令人满意，居住在这样环境里，他常常会感到压抑。

这样一种对居住在楼房中的不同人种比例都有严格规定的组屋，还常常被视作“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为西方媒体所诟病。

“但有再多这样的弊端，也止不住它便宜呀。”吐槽完组屋的种种不堪，张先生又补充道。每个月付完房租，他手中还攥有自己95%的薪资。

更关键的是，这个小小的房间，让生存不再是他需要花精力去思考的事情，如何认真生活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