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口秀吵到卫生巾，两性关系到底怎么了？
2022 年 01 月 04 日 12:46:24 海上落花
有人将2020年称为“女权主义的秀场”，从冠姓权等社会事件，到《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十而已》等女性向的影视综艺，女性话题被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潮。
但舆论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从鲍毓明事件到杭州杀妻案，残酷的现实将高昂的呼声衬托得愈显虚妄。
不论女权的主张看起来多么像是“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在男权看来，都是在剥夺他们已有的权利。相比女性的沸腾发声，大多数男性是沉默的，沉默地抗拒着。
最近网络上的一系列话题再起引起了两性间的对峙，比如岳云鹏说李斯丹妮腿粗，不适合跳舞；脱口秀大会女选手杨笠吐槽直男迷之自信；由散装卫生巾引发的“女性高消费都是在缴‘智商税’”的男性言论等等。有些争论已经脱离问题本身，进入了鸡同鸭讲的撕扯阶段，在这些撕扯里，我们是否有可能理解一些除了“夺权”以外的，两性性格、思维上的鸿沟以及背后的原因，或许这些才是真正让两性陷入日常绝望的所在。
杨笠的脱口秀始于一个段子：85分的不快乐女孩和40分的快乐男孩。“不成器的儿子”和“不开心的女儿”一直是性别研究的课题。自打女性可以从婚姻以外的途径获取社会成就之后，女儿们也难逃尤其是母亲的期待。特别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生下女儿的母亲常常暗下决心，要把女儿培养得比儿子更优秀。而培养优秀女儿本身也传递出一层讯息：在生和育两个阶段里，如果生了儿子，那么作为母亲的女性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如果生了女儿，则需要在“育”上继续努力，以弥补上一环的缺憾。
在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一书中，她将这些女儿们称为“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她们接受着母亲发出的双重信息：“要像儿子一样成功”的期待，以及“让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谴责。接受了这种互相矛盾的双重信息的女儿们，常常陷入自责与不开心。如果在中国教育的语境中来解读 “女生的不开心”，我们发现还有另一种社会成见在作祟：85分的女生经常被敲响危机的警钟，而40分的男生总是获得鼓励的期许。大约从三、四年级开始，每个学生都会被老师提醒“今年是关键的一年，很多以前成绩好的同学，都会在这一年跟不上，尤其是女生，经常忽然就掉队了”“别看男生，他们现在成绩不好，他们一使劲儿，就冲上来了”。从四年级到高三的九年里，女生的耳边时刻萦绕着这种近乎诅咒的提醒。而男生们则一直被告诉“你很聪明，只要你肯学，很快就能超过那些女生”。有人将男生的潜力解释为他们发育迟、懂事晚，所以能后发制人；也有人认为男性在智力上天生地高于女性。正因为这种观点建立在生理优势上，才看起来是客观的，甚至很多女性也持有这一观点。比如自然科学领域的顶尖研究者男性远远多于女性，即便是在文科领域，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的男女比例也十分悬殊。事实上，最近50年的大量研究倾向于两性智力无显著差异的结论。斯坦福的变性教授巴里斯（Ben A. Barres）在成为男性后发现，那些不清楚他的变性人身份的人对他显然比从前尊敬，例如发言时被男性打断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了。在06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巴里斯说：“人们依然把男性目前在科学界上的优势归结为男女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不过，这种差异即使真的存在，也无法确证这是与生俱来的。即使真有与生俱来的差异，也还不清楚这种差异与男性在科学界的优势是有关的。有些微妙的差异没准还更有利于女性。”
回到中国教育，不断被期许的男生和不断被敲警钟的女生，最终的升学结果到底怎么样呢？根据2019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看，普通本专科学历以上的女性数量为1712万，男性为1605万，获得高等教育的女性比男性多出107万人。而同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3049万人。如果再考虑到一些教育资源稀缺的地区，女性甚至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情况，我们似乎能看见两性学业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成见之间的分歧。2019年各级各类学校女学生（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9/qg/202006/t20200611_464800.html）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女性的警钟会一直敲进职场。85分的女生并不一定比40分的男性更容易找工作，在一些并不隐秘的角落，降分优先录取男性常常是不言自明的。直到彼时，她们才知道为什么老师和家长在学龄阶段对她们的鞭策如此猛烈，因为40分的男性被默认有更多的可能性，而她们除了过硬的分数，其他基于性别的一切，可能都是劣势。在一些或公开或私密的场合，总能听见“男人工作更拼命”“女人容易喊苦喊累”“一到了生孩子的年龄，女性就没有什么心思在工作上了”等另类职场“箴言”。如果说，学龄阶段的女性歧视还停留在生理层面，进入社会之后，两性不平等正式彰显它在文化构建层面的威力。男权文化不断强调女性由于生育产生的劣势以及对男性的依赖，继而导致了一系列后天性格的塑造和社会资源的倾斜问题。事实上，将生育视为弱势的背后，是视男性特质为“正常”和“标准”的体现。至于女性在智力和拼搏精神上不足，与其说是天生的，毋宁说她们一直被鼓励磨平好胜心，做一个文静温顺的女人。有一类特殊的性别歧视被称为“反向歧视”，它通过赞美甚至夸大女性的能力，来制约女性的发展，比如我们常见的“温柔贤惠”“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等等。而这种不好胜的温顺恰恰是最不受职场待见的。于是摆在她们面前有两条路：抹去身上的女性化特质，将自己同化成“男人”；或者退回家里做一个温顺安逸的女人。然而，不论她们选择哪一条路，都会有人指责她们没能同时兼顾自我价值和家庭责任。几乎是在一种众望所归中，大部分女人命定一般地结婚生子退居二线，看着老公忙碌的身影，渐渐地，连她们自己都开始相信“就算没有家庭，或许我也没法像男人那样拼命工作吧。”于是，在教育自己下一代的时候，她们又一次分裂起来，她们从自责的女儿变成谴责的母亲。在女儿上学的时候，希望她出色得超过男孩，却在她们毕业的时候，急踩刹车：“别太优秀了，别把小伙子们吓着了！”“工作差不多就行了，找个好归宿更重要。”杨笠问：为什么他们（男人）可以那么自信？因为社会一直对他们另眼相待，正是由于他们的优越，才对他们要求更高；他们被鼓励踏上更艰难的道路，因为那里有属于他们的男性自豪感。为什么女性不开心？正是由于她们“本质”上的顺从和软弱，才被所有人劝说走一条更舒适的、依附的道路，不论她们现在看起来多么优越，那都是暂时的，它很快会被那些坚韧又极具潜力的男性甩在身后。在杨笠吐槽直男爆火网络之时，颇具意味的是，同登热搜的是“岳云鹏说李斯丹妮腿粗”。在综艺《未知的餐桌》里，李斯丹妮谈到父母曾反对自己跳舞，旁边的岳云鹏迅速接了一句：“我觉得你不适合跳舞，因为我近距离看你的腿很粗。”李斯丹妮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一旁的男主持沈南笑出褶子。在气氛一度尴尬之际，李斯丹妮开始自嘲没有脚脖子，并和饭桌上的女主人做对比，岳云鹏继续调侃：“好丑啊，你那脚脖子。”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小岳岳说：“我之前也想去刺双眼皮，但是眼睛太肉了刺不了”。李斯丹妮自然接话：“但我觉得这就是你的特色啊。”大伙一致赞同，场面一度和谐。如果不是被放在公众视域之下，小岳岳甚至是无罪的，虽然这里面充满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和羞辱。但是它太常见了，常见到李斯丹妮的玻璃心还没掉到地上，就已经得心应手地把局面收拾好了。另一对双胞胎脱口秀演员颜怡颜悦说，他们从小到大，都经常被调侃可以嫁给同一个人。一般情况下她们会沉默，或者用开玩笑的方式打岔过去。如果问男性为什么惯于冒犯女性，女性本身或许也有一定的责任。上千年的历史让女性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维护男性的尊严和面子，对她们来讲也有好处。用上野千鹤子的话说是：“女人一直没有订正男人的误解，是因为让误解继续流通下去对她们自己更有利吧……对男性来说，女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他的自尊心。无论哪个女人，都有讨男人欢喜的秘诀。那就是，绝不伤害男人的骄傲，一定要不厌其烦地倾听已经听过无数次的男人的自夸，把自己的脸倾斜四五度从下往上看着他，像唱催眠曲一样在他耳边不断地喃喃低语‘你真行，你好了不起。’”因此，多数男性择偶有一个心态：找一个让他在一生中反复确认自己优越性的人。也就是俗话说的“男高女低”。在另一段脱口秀表演中，男演员小块在段子里多次埋汰老婆，说她“躺在家不工作”“长时间躺着，都肌肉萎缩了”等等，这场表演得票很低，最终被淘汰了。罗永浩点评说：“一般来说，讲夫妻之间的段子，如果是男脱口秀演员，讲老婆把自己弄得很狼狈是比较讨喜的。”对此，我征询了身边的男性朋友，问他们是否真的也更欣赏所谓“女高男低”的段子。其中一位朋友的回复是：“作为直男，确实欣赏‘女高男低’的段子。‘男高女低’太正常，正常就不好笑。”社会学家将择偶过程中“男高女低”的观念称作婚姻梯度——婚配时，身材要男高于女，年龄要男大于女，学历要男胜于女，职业要男优于女。男性一向被视为家庭的靠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形象从压迫者转为保护者，“男高女低”的文化也正是在这种转变中顺利传承了下来。这种婚姻观造成处于梯度两极的人成婚困难。也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知识与才能之于女子，反而增加了依附的困难。这也恰恰说明，即便是职场女强人和高知女性，她们也未必走出了心态和文化上的依附状态。当然，随着思想和经济相对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男高女低”的婚恋模式正在面临挑战，长期在话语权边缘位的女性也开始公开反击。而这种旧秩序的瓦解同时困扰着男性和女性。对男性来讲，便利而舒适的女人越来越少了；对女性来讲，令人仰慕和可依靠的男人也越来越少了。不过，男人的优越感不会那么容易被女人打击，就像罗永浩评价杨笠那样：“她把在座的男的都骂了，但每个人都坚信跟自己没关系。”前两天“散装卫生巾”一事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某网店盗用卫生许可证出售散装卫生巾，由此引发大量关于女性“经期贫困”的讨论。有人计算过，女性一生平均约经期时间是2353天，折合为7年。如果一天使用3~4片日用、1片夜用卫生巾，按照目前国产品牌的定价来看，女性仅在卫生巾一项上的开销就比男性多出上万元，而不合格的散装卫生巾正是钻了“月经贫困”的空子。此事一出，引发不少女性的共鸣。有网友说 “割包皮纳入统筹基金支付，伟哥进医保降到2块，与此同时，避孕药被移出医保之外，卫生巾一如既往贵还重税。”许多人例举澳大利亚、印度等多国对卫生巾免税，意在呼吁中国是不是也可以借鉴外国经验。令人意外的是，这场本来和男性并不相关的话题再一次激荡出两性矛盾。有男性网友质疑，卫生巾免税的做法不能真正解决价格过高问题，，反而有“追求大牌”和“交智商税”的嫌疑。在后续的发言中该网友还将卫生巾与球鞋类比，“你有用用看各种不同价位品牌的球鞋吗？一天几个小时捂着，还带脚汗，还是三十天。便宜的确实有，使用感受就没那么好——国家为什么不给球鞋免税？”表面上看，这又是一次男权文化对女性权益的无视和压制，其中还裹挟着对“女性的高消费都是在缴智商税的”的歧视。撇开交智商税其实不分男女，更令广大女性愤怒的是，他们对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卫生巾的舒适度和体感大加评判，并自诩真理地将女性按在消费鄙视链的下游。实际上，在男女权博弈的背后，还有一种两性本身的差异应当被看见——共情的性别差异。大量的国内外研究表明，女性的共情能力明显高于男性。而这种差异在婴幼儿阶段并不明显，是进入学龄阶段之后才开始显著。这背后有生理基础、心理特征和社会化过程等各个方面的原因。有观点认为，采集时代女性负责育儿因而发展出了更强的共情的能力，而男性捕杀猎物则需要抑制自己的共情。到了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女性的社会角色仍以照顾家庭为主，以关注他人的情感与困境为导向；而男性则因为参与更多的社会生活，以关注公平和秩序为导向，他们更强调的是普遍性而不是具体某个人的需要。正是由于男性的共情能力较低，而月经又是一个共情难度过高的情境，因此他们在“卫生巾事件”中的表现看起来无理又无情，他们自视客观地说：“比起以前的女人只能用草灰和布条，你们已经很幸福啦。”除了共情能力，“卫生巾事件”也再次将男性群体的“身体蔑视”拉出水面。这种“身体蔑视”与其说是加诸在女性身上，不如说是先加诸于他们自己身上。如果说性别社会化让女性长期处于不利地位，那么男性就是单纯地获益吗？日本学者、哲学家森冈正博说：“很多女性主义者最大的盲点，可能是没有认识到男人的自我厌恶问题。作为一个男人，明明在恋爱、性等方面伤痕累累，却要装做什么痛感也没有，一直就这么欺骗自己，以这种方式让自己去适应社会构造。我意识到这一点，用了很长时间。”所谓“社会构造”，或许可以理解为：女人从属于身体，而男人支配身体。他们被迫要彰显自己是身体的主人，自己的精神性高于肉身性。他们糟蹋身体、锤炼身体，以显示自己不会被身体所制约。正如男性普遍对健康问题不太在意一样，他们对“卫生巾事件”的鄙夷同样来自于——仅仅是身体上的损耗，有什么值得如此大呼小叫的。事实是，无论女性认为自己受到了多么不公的对待，在不太善于共情的男性看来，这些都只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女性情绪化的刻板印象。面对这群看起来总是不太开心的女人，自信的男人更坚定了自己才是更堪大用的一方。如果他们偶尔同情心泛滥，安慰她们道：“其实你们不用这么拼，找个好老公就可以舒舒服服在家里待着，然后就不用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啦。”那时，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捅了一个多么大的马蜂窝。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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