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教母” 梁龙：我要当导演
前不久看《乐队我做东》，臧鸿飞在里头说，“麻烦放一下广东二手玫瑰（五条人）”，嘿你看，人没来都被cue到了，那二手玫瑰去哪了？
在《明日之子》呢！二手玫瑰主唱梁龙在里边做教导主任，跟他同台坐镇的导师有朴树、郎朗、邓紫棋、周震南、欧阳娜娜。
都说梁龙是最不火的那一个，那咋了，乐队这事，人最专业啊！
当期是导师助阵乐团演出，梁龙带着二手玫瑰，与自由时光乐团一起演了首神仙民乐《明日桃源》。
这是首关于回乡的歌，马头琴、唢呐、横笛等传统乐器哐哐齐上，炸裂全场有排面，欧阳娜娜、邓紫棋蹦蹦跳跳乐开了花。
那个熟悉的二手玫瑰又回来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以前在音乐节看过很多次二手玫瑰的现场，口红、墨镜、露大腿，江山如此多娇，数谁最风骚？龙哥！
梁龙一句，“二手玫瑰，接客了”，底下村民就开始摇着扇子、旋着方巾，一片红配绿翻滚的海洋，二人转瞬间万人转。
二手是二手，梁龙是梁龙。
被称为“中国摇滚教母”的梁龙，近些年有些“不务正业”，绝对称得上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滚圈第一美妆博主”、798“红配绿”艺术展、综艺《明日之子》导师…...
还没完呢，前几天华语青年电影周发布了2020“猎鹰计划”创投年度35强，一眼看到了梁龙，电影项目叫《大命》。
惊呆了，不至于吧，老炮儿为啥还走创投。赶紧给龙哥发微信，“龙哥，《大命》是您的项目么”，“是”。
确凿无疑，二手玫瑰梁龙，要当导演了。
金马颁奖礼上，一首十足二手玫瑰风格的歌把台下的电影人吓坏了。
按龙哥的话：“隔了三秒才鼓掌，他们忘了鼓掌这事儿，唱完了还在那‘嘘’，突然得有礼貌，鼓掌吧，开始鼓掌。”
金马颁奖礼，二手玫瑰献唱
当然，去年贺岁档宁浩《疯狂的外星人》让更多影迷知道了梁龙，他给片子做了主题曲，“哥是一根葱，来自外太空”，也给全片做了配乐，伴着神兵下凡的音乐，外星人着地。
但谁都不知道，梁龙跟宁浩因为配乐干起来了，撂挑子给宁浩“你换人吧，我干不了了”。
这次采访，就从这段江湖恩怨开始聊起。
给宁浩《疯狂的外星人》做配乐，干急眼了
记者：很多影迷知道你，是因为宁浩的《疯狂的外星人》，片中同名主题曲是怎么合作的？
梁龙：他在画面上贴了几百个歌曲，当他贴到《命运》这首歌的时候，他觉得配乐只能找梁龙了，“就他了，给我找梁龙的人”，就把我找来了。
一开始，前面那个节奏、旋律不是从《命运》扒下来的，我是写了一首新歌，就“哥是一根葱，来自外太空……”那个其实跟《命运》前面没有太大联系。
当我歌出了之后，宁浩说“龙，我没办法”，我说“怎么，什么叫没办法？”
他说你只能干一个比较违背自己的事了，他说副歌儿我一定要《生存》的旋律，没有替代，就“命运啊……”
没办法，我也就委屈求全，写了个“外星人啊……”其实整个歌全是重做的，节奏全都变了，只留了副歌旋律。
宁浩说：“我们没有办法替代，没有旋律可以替代。那个外星人骑着自行车奔跑，‘命运啊！’就是它，你说我怎么办？”
所以有一点点小尴尬，但确实也合适，我承认。
发出来有挺多争议，我也没怎么去跟外面叨叨，去解释这个事儿。好多人就说我“你丫太他妈对付了，就换了一词儿”。哈哈哈哈，确实不好替代！
记者：宁浩有说原因吗？
梁龙：没有，最早我们沟通特简单，他给我听了一个日本版的《国际歌》，就叮铃当啷那么一首歌。
我就说你整个电影音乐应该是一堆乐器挂在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大货车上，然后走在崎岖的路上，颠来颠去的，可能某个乐器马上要掉地上了，但一直也没掉下来。
我说是不是这么个画面？他说对，要的就是这个画面。我们首先是在音乐画面上先认同彼此的想法，然后再去动手。
整个全片电影配乐是我做的，八个多月，我的天哪，崩溃了！
光找线索就找了四五个月找不到，后来我就不干了，我俩当时吵吵一回，就干急眼、干掰了。
昨天晚上我还跟他聊，我说干完你这活儿我再也不想干电影配乐了。
记者：你跟宁浩当时因为啥干起来了？
梁龙：宁浩很懂音乐，这是我必须得接受、承认的一点。但是，也不能叫多变，他必须这个弦儿是搭对的，可是你又说不来对的方向是什么。
记者：变成猜了。
梁龙：变成猜，猜这个东西就太扯了。今儿我猜这拳，完了你给我破了，你说不对，我问你要啥你又说不出来，你只告诉我对和错，你这太难干活了，你懂我意思吧？
你总得告诉我一个你认为什么是对的，然后我按你的理论基础，或者路线方针。您这也说不出来什么是对，我拿出来一个你说不对，拿出来一个你说不对，那最后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你换人吧，我干不了了”。
后来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咱俩不能出矛盾，为什么？他说咱俩是一类人，只是观点上可能没对上。
到最后也是真的憋的不行了，就是在棚里面我这边躺着，我助手就在那儿瞎扒拉电脑，我脑子“嘣儿”就蹦出个旋律，就整出这么一旋律。
我赶快用电脑就做了一个小样，“啪”就给宁浩递过去，宁浩听了说“就它了！”
我说开场外星人砸向地球的时候，拿着特别宏大的唢呐吹着这个旋律，就跟神兵天将下凡来那感觉似的，“哐”就把这个丢过去了，他一听，，“老梁，找着了！”
记者：竟然是这么碰出来的！
梁龙：《疯狂外星人》的主旋律乐器是唢呐，这一条主旋解决之后就全部出来了。
破解的不是知识，破解的也不是什么意识，破解的就是那一个点。砸到这个点了，我满脑子就开始画面，感觉脑子就……
因为看了几百遍电影，真的看吐了，脑子就开始拼接画面，然后“砰”我嘴就哼出这个旋律来了。确实是被压制和打磨出来的这么一个旋律。
所以跟宁浩的合作，不是客套，我确实也学了很多东西，包括人物线索、音乐的配置和概念，包括主旋律乐器的选择。主旋和主旋律乐器，这些东西都是在前期要想很明白。
在宁浩之前我做过一些音乐，但其实我就是完成，没有特别大的一种真正冲动，我做太哏儿了，做得太厉害了！因为一般找我都是想找闹的，“梁龙音乐特别搞，你找他吧！”叮叮当，叮叮当的，基本就存在这个范围。
但跟宁浩这次创作不一样，对我以后跟其他人合作有很大的影响。
梁龙怎么就想当导演了呢？
记者：演员、配乐都做过了，这次又写了剧本《大命》，而且自己做导演，怎么走到导演这条路上的？
梁龙：其实我对演员没什么兴趣，也不是没兴趣，就不是我特别想去塑造的一个身份。
我很早就想当导演，不是今天，2007年我就开始写本子，但没写好，把结局想的太复杂了，最后怎么也收不了。
当时有人要投钱，400万，记特清楚，还有零有整的，就跟能上映似的。
我用了一个难挨的夏天，天天在798那个破工作室写东西，真的很辛苦。
一直有一个导演梦，我就觉得自己能拍，但是确实比较懒。
前两年，突然发现我有些记忆开始消失了，我会记不住很多事，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些细节变得越来越模糊，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
我是在《父子雄兵》的剧组认识了任达华，他有一段话特别触动我，我们问他拍了多少部电影，他说拍了200多部，我们一听都吓一跳，这个时代不会再有这样的人了，因为那是一个香港高速发展的年代。
他说了一件事，他每年都会参演一部香港电影，无论是肥皂剧，还是艺术片。
我说你为什么要坚持这个行为呢？
他说我要靠这种行为来记录香港的变化，他用了一个“记录”！
他这句话我挺受启发的。
那年正好是给耿军演短片《读城记》，闭幕式非让我说两句话，我完全不在那个level里面，也没那个段位，就非逼着我说两句，我就把任达华这个事儿想起来了，就举了这个例子。
我说可能从现在开始再往下走，我的一个生存方式或者艺术表达方式就要有记录感，可能跟影像有关系。
这时候主持人将了我一局，“梁龙，这话我记下了，我看你将要记录什么东西，是不是要去拍东西！” 就把我这个戏给将那儿了，那个时候我开始写本子。
这个戏也没有那么复杂，它的基因来自于我在哈尔滨的一段很短的经历，就一夜，然后把它用现代的、20年之后的一些画面的东西表达出来了，根儿来自于那个时候的一个小事儿，但主要展现的是现在我的生活状态，就从这一点开始记录生活。
记者：可以用摇滚记录，为什么拍电影呢？
梁龙：可能我想找个新的记录方式。我第一张专辑，记录那个年代的东西，我不可能再去写那个年代的东西去唱，但可以现在去拍。
因为我活在现在，又能记住过去，在记忆还没有完全模糊的时候，我希望有一种不一样的表达，这个在音乐里就很难去有张力了，我不能用音乐去写这种年代的对比感，但我可以用画面、用故事这样去做。
说实话压力很大，昨天晚上还在跟宁浩喝酒，宁浩说“听说你要拍电影？”我说“别别别！跟你们就不聊”。他说“别别别！你把剧本发给我看一眼”。他就很感兴趣，觉得我要拍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电影对我来讲，客观点说，或者官方点说，可能是想记录。
还有一点，目前很多东西我在音乐上表达起来是有障碍的，它不太是我最好的手段。你又想去表达、去交流怎么办？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就像歌词一样“艺术是个天生的哑巴，它必须想出别的办法说话”。
有些没办法放在音乐里的东西，我可能会放在装置作品里，也可能会放在影像表达上，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不是突发奇想想拍电影，那样我没啥兴趣，不如好好撅屁股演出，一把一子挣点钱。
写不出歌来，早上写晚上扔，都是粑粑
记者：摇滚人后期发力的很少，除了崔健 “老头更有力量！”，很多后来就写不出跟这个时代有关系的作品了。
梁龙：失语了。
记者：你是不是也有这个焦虑？
梁龙：有，我很早就有了。
我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像咱俩现在聊天这么滔滔不绝的，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该说啥了，不会了，智商、感觉跟不上，也没什么信息量。一聊天，不管跟谁，就感觉自己很爱说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说不出东西来。有，非常明显！
记者：写歌也写不出来？
梁龙：写不出来，早上写晚上扔。晚上写，第二天早上一看，粑粑，扔！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
我特别能体会当时读王朔的一段经历，就是有一天他突然站在十字路口晕倒了，他害怕了，就一下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他写过那么一个小段落，我记得很清楚。我也有过那种感觉，完全真空了这个人。
记者：跟不上时代了？
梁龙：对，或者说咋跟，包括以前信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吗？我做这半辈子东西我为了什么？下面我干嘛？我能跟谁去对抗？我能跟谁去说话？我能跟谁成为朋友？
这一堆转变期间的东西会浮现，一股脑都出来了，价值观一下有点失衡。
后来发现我跟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对话了，那真正所谓救自己，个人理想的时代是一个段落的结束，所谓的公共理想，又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我想做更多不一样的尝试，想找到更多的可能性，这是一个自救的过程。
虽然我现在并没有成功，但起码在这个试错的实验过程中，我发现我又活了，我的乐队又有生命力了，我所有的生长感又出来了。
什么是命，什么是大命？
记者：《大命》是怎么生长出来的？
梁龙：简单说，就是我在哈尔滨有一夜很离奇的经历，遇到了几个特殊的人，这几个人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在找另一个人。真事儿，而且三个是连续的。
刚来北京的时候，给一些导演讲过，他们就说“老梁，你要去记录，因为这是老天爷给你的，这不是你编出来的，这种幸运不是谁都有”。他们一直在鼓励我。
当时还要跟一个话剧大师合作，很有名的一位女士，忘名了，她知道这故事后特兴奋，就一定要跟我去趟东北感受哈尔滨的气场什么的。
一扔就扔了好多年，直到2018年的时候我说的那些事儿出现，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朋友，知道我这事儿，就说“龙哥，你要去记录了”，就给我买了一个ipad。
18年10月份左右开始写，开始真的在自己找记忆，努力去找能记住的点，然后写写写，又放大了我现在的部分，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剧本《大命》。
《大命》有一个小的slogan，特别简单，就是每个人都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陌生人，先逃出这个房间，再像一个陌生人似的，再回到这个自己熟悉的房间，但你身份是个陌生人，能拿出去多少是命，能放下多少是大命。
你就默认为像强盗一样，闯进了自己的房间，能拿起多少，捡起多少东西那是命，能放下多少是大命，懂得放下是大命。
反正跟记忆、时空有些关系，所以它会分两大部分去拍。冬天是主要的一个部分，是现代时；夏天是一个过去时，但过去很短，篇幅不会太大。
记者：故事是什么样的？
梁龙：简单点说，我在现在时看到了几个身影，让我想起了我20年前的过去时，但他们一定不是对位的，他们不是我要找的人，但是我把我现在的生活就假定为这个人，好像当年那个要找的人可能就是他，我给生活、给自己做了一个假想的对位，但对位之后发现又分泌出很多我不可控的一个情绪。
故事有点小复杂。
记者：这个影片的气质是怎样的？
梁龙：气质有，PPT里有做。它有《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那种江湖气，但故事不是那个。也有《风雨云》那种小神经质的转换感，还列举了《花样年华》，《花样年华》可能是两性那种画面感，这几种东西的气质是在里边的。
因为我是想拍好看的，不管它是不是文艺片，它首先很好看，让大家能看得下去，从画面到气氛。
记者：但是没有幽默是吗？
梁龙：不多，基本没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写出一个基本没什么幽默的片子。
他们也提过这个问题，看了本子说“你为什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为什么不玩东北幽默？”不知道，因为我写的时候就这么写下来了，我没有故意去安排什么样的情节。
记者：这跟你好哥们耿军的片，还挺不一样的，他特会幽默。
梁龙：对！我跟耿军完全不一样，你看耿军是很残酷的，但很幽默。现在挺幽默的，以前挺无聊的，他是特别无聊一个人。说话费劲巴拉的，现在给他变得，我的妈呀，接不住。
记者：现在《大命》这个项目剧本写完了，处在走创投的阶段？
梁龙：本来去年挺顺的，有些朋友都愿意给我点资助，然后就想有多少钱就拍多少钱的。结果疫情来了，后来我的朋友，也算是我的制片方，他说“龙哥，你愿意走创投吗”，我说“走呗”。他说“那不排除你得像新人一样上台讲话”，我说“那有啥的，我就是新人，我不在乎这个事情”。
就这么的，他们开始在前两个月整吧整吧开始投了几个地方。这也是反应最快的，就说是进35了，但是人还得选前十才能真正进最后，我不期待自己能不能进前十，反正能进35就不错了。
记者：《大命》这片名怎么来的？
梁龙：这个名字跟这电影没关系，这是我父亲同事的孩子的名字。我爸爸的一个同事姓刘，叫刘志敏，他生了一个孩子，有点自闭症。但是有一个特别传奇的事，她弹钢琴特别牛逼，就很短的时间弹到十几级，贼牛逼！虽然她在钢琴上很自信，表演就跟天才一样，但是摆脱不了她是一个自闭症患者的现实。
因为她小时候得这个病差点死了，好不容易活过来，父母想着吉祥一点，所以就给这孩子改了个名儿叫“大命”，是个姑娘。
小时候一说女孩叫“大命”，感觉好奇怪，怎么一个女孩叫“大命”呢？这么难听的名字！就这么的，我就在想这个事儿。
而且1998年发洪水时，我在哈尔滨当保安，那一夜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时，有一个时代背景是，大灾之后有大疫。
疫情对于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就很艰难，大家都疯狂的囤药，吃药，担心洪水撤了之后会出现很大的疫情，会对全城造成影响，那一年是很恐慌的。
有这么一段记录，有这么一个小的时代背景。但我不太会表现洪水这些事儿，因为这跟故事没什么关系。
记者：你有首歌就叫《命运》，这片听着有一种关于命运的感觉。
梁龙：有，但没有那么强调。
好多年前，我听到台湾一个很德高望重的人讲他的概念，就是左手为命，右手为运，加一块所谓命运。
命是不变的，生下来带给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靠运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所以说算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每个命都在运当中行走。
所以没有宿命论，其实我们是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的，但是也有永远改变不了的东西。
记者：《大命》要没成功呢？
梁龙：没人知道答案，很可能拍个什么都不是，“哎哟，龙哥，求你了，你赶紧回去唱歌去吧，你可别干这事儿了！”很有可能，这个比例也不小。
我觉得人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自私一点。
我当然有遗憾了，忙忙叨叨的。对父母我比较亏欠，我其实没有做一个好儿子，因为我没有去那么照顾两个人，我挣钱“哐哐哐”往自己的项目一顿瞎投，一顿赔钱。
我完全可以把这个钱放到他们手里，让他们晚年更幸福一点，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有代价的。
我们都在按标签生活
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人
记者：你是在40出头这个岁数要拍电影，说这是老天爷给的一个礼物，我突然想到姜文40岁出头拍《太阳照常升起》，说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礼物。
姜文说40出头有很多对生活的感悟，人们有很多角色，都在不知不觉地扮演，扮演儿子、扮演爹、扮演导演、扮演演员……其实都是角色，最好都拿掉，但到40多岁想拿掉，不知道拿到哪算完，这时开始恐惧了，从这进来拍的《太阳》。
你其实角色也特别多，二手玫瑰主唱、中国摇滚教母、美妆博主、演员、综艺导师，接下来你还要做导演，你角色越来越多，你会恐惧吗？
梁龙：我觉得还是对自己的生命存在一种侥幸心理，我说这个侥幸心理是，我们会一步一步被你的社会标签所形成一个固化，这是肯定的。
但是首先你还是一个人，你虽然社会标签是父亲、是丈夫、是导师、是演员，但这些都是你的标签，那么我们最终还是对一个人的判断。
你是一个人，我们最终聊的主题是人如何度过这一生，作为一个人如何干该干的事情。如果我们全被绑架在所有的标签上去存在的话，这是一个基本人的活法，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所谓创作者来讲，他们其实存在这种侥幸心理，能不能在这些标签里边，还干点自己作为一个人本身的事，你不是一个爹，不会想你孩子好坏，你就干一件你该干的事情，这很重要。
我在初中时候写一篇文章，没法在我们学校发表。老师定的主题叫“上梁不正下梁歪”，靠这个主题写篇文章，而我写的完全没关系。
我告诉老师，我觉得上梁不正下梁歪，为什么所有的父母都在为下一代而活，我不明白。
一代父母都在找一代的理由，觉得自己很强大，因为我有孩子，我未来还会为他做一切，我说这个不是，我觉得这特别羞耻。
你为自己要做一切，你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把你所有实现不了的东西都放在你孩子身上？因为你有孩子了，你埋灭了自己，这是你的理由。你别拿它给我当理由，我不爱听这样的话，你什么都没做是因为你现实。
你找到一个理由是因为我结婚了，我生孩子了，我要为他做一切，我的一切都没用了。我说咱们每一代父母就这么过日子吗？等我到20多岁我看不行了，我也结个婚生个孩子？然后告诉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觉得这好搞笑。
所以初衷就是这么一个理念，我觉得一个人就是要做自己。当然，你有闲暇时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当然可以做那些事情。
所以说到姜文也好，还是说到我这个《大命》也好，我觉得可能我们在找一种生活的侥幸的可能，这个侥幸就是我们能在某一个事儿、某一个态度上、某一个行为上是真正地表达自己。
因为你标签越来越多，你会越来越辛苦，慢慢其实你没有在做自己，你只是在做别人眼里这个行业。你缺钱了你得赚钱，你得养团队，忙了半天，那是做你自己吗？
记者：现在很多父母对孩子说，你赶紧回老家，相亲结婚生子，当公务员老师，生活稳定多好。
梁龙：这也不是他们的理由，这是社会理由。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人的理由，因为没办法，你必须得有稳定的工作，担心你将来吃不上饭。
可是他们一定经历着两性婚姻，是那么幸福吗？他们一样经历了卧槽人到中年了，我才发现我没有做当年拼搏给自己的一件事，不后悔吗？但他们并不愿意把这个东西传授给你，他们愿意传授的是这种安全感。
并不一定是他心里真正的一个执念，但没办法，这就是公共社会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更愿意安全，安全大于个人理想。
我相信每一对夫妻都知道婚姻的本质，这还用说嘛对吧！结过婚，处过几年的朋友都明白，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天左手摸右手，然后变成一个亲情，这就是一个最无聊的解读。
哎呀，我们爱情变亲情了，对呀，你俩没感情了，可不变亲情了，那变啥呀，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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