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很多人都被管虎导演的电影《八佰》刷屏了。
这部热度非凡的电影截取了全面抗战伊始，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一历史事件。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结束，也标志着重大战役——淞沪会战的结束。
了解那整段发生在上海的历史，除了能帮大家对《八佰》这部影片，作出更客观的评价外，也能从“八百壮士”这段真实故事中，找到今天许多问题的答案。
今天分享的这篇万字长文，就和那段历史有关，故事从一名日本士兵开始讲起。文章来自书单家族的新号，由书单君好基友哲空空主理的公号：血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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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8日，这天的上海有些闷热。压抑的天气仿佛在酝酿着什么大事，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在人群间传递着。一名驻扎在上海的日本兵显得有些烦躁，他拿起笔，若有所思地在日记里写下最后一行字：这名写日记的日本兵正是大山勇夫本人，彼时，他正担任日本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第一派遣队长。晚饭过后，大山勇夫喊来了自己的护卫兵，让他帮忙焚烧书籍和文件：“没用的都烧了吧”。下完这个命令后，他换上了自己最干净的衣服，随后剪下一绺头发，跟母亲缝制的“千人针”一起用纸包起，夹在那天的日记里——“千人针”是日本女性为临行的士兵献上的礼品，一直以来，大山勇夫都贴身保管。一个难熬的夜过去。翌日清晨，起床后的大山勇夫斋戒沐浴，用冷水将身体洗净——这是武士道即将赴死的规矩。随后，他召集中队全体训话，让大家把眼睛闭上1分钟，说：“今天就是战死了，心里也很纯净，对故乡也没有任何遗念，如果是这样想的，就把手举起来”。所有人精神都很振奋，把手举得高高的。多年后，说起当时的场景，大山勇夫的士兵仍记忆犹新：“中队长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好像充满感激，我们在那一瞬间都感受到他眼中传递出的热情，而且永远不会忘记，更加觉得要以死报国。”8月9日，这天看似同往常并无不同。晚饭过后，大山喊上了自己的驾驶员，说要去日租界外看看。奇怪的事发生了，大山勇夫当晚的着装跟平时不太一样：他头顶军帽，戴白手套，着长军靴，还佩戴军刀，十分正式。而在当时，日本兵如果要出自己的租界，都是穿便装，尽量不让人看出来自己是日方军人。发现中队长的反常后，那名替他焚烧文件的护卫兵不由感叹道：他穿着军服出日租界，那好危险！![《八佰》背后，上海战场最撕心裂肺的真相]()
1930年10月，田中隆吉抵达上海，任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而他的另一个职位，则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长官。初到上海的田中隆吉频繁出入社交场所，在一次宴会上，他认识了同为特务的川岛芳子。没出三个月，这两人就私混到了一起。两年后，就是在这二人的直接运作下，一场有预谋的战争在上海打响。1932年1月3日，日军攻占锦州，东三省全面沦陷。占领东北后，日本开始着手建立伪满洲国。这一计划刚开始，就被国际社会反对。为此，“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板垣征四郎认为，此时的日本需要有一个“思考间歇期”，来应付国内外的诸多问题。1月5日，征四郎从东北坐飞机返回东京，得到了裕仁天皇的破格接见。随后，征四郎从东京往上海打出了一通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策划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随着电报一同到来的，还有2万日元的“活动经费”。而接收这封电报的，正是田中隆吉。在接到电报后，田中隆吉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情妇，川岛芳子。此时的川岛芳子心里已有了主意：“在上海挑起事端，我想不是件困难的事。所谓挑起事端莫过于制造中日双方的流血事件，如果能死几个人效果就更好了”。第二天，川岛芳子找到了一个叫吴平的汉奸，跟他说自己前两天去妙法寺游玩时，被日本和尚调戏，想吴平找一些兄弟替她出口气。随后，川岛芳子从皮包中拿出5000元，说是给弟兄们的酬金。吴平本就倾倒于川岛芳子的美貌，直接答应了下来。1月18日下午，静悄悄的马路上，5名和尚打扮的日本人一路走到了三友实业社。三友实业社是上海著名国货工业行。“九·一八”后，这个厂的工友们自动组织了义勇军，每日操练，反日情绪高昂。这五名日本和尚在经过三友实业社时，一路手敲扁鼓，走走停停，四处张望。这种鬼鬼祟祟的举动引起了工人组织的注意，工人们上前盘问。就在这时，在吴平的带领下，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偷偷混入了工人行列。他们挥动拳头，朝和尚身上打去，有的还捡起地上的石头朝和尚猛砸。事后，3名日本和尚重伤，被送往医院治疗。日本总领事第一时间就此事站出来抗议，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解散反日组织等四项无理要求，而最后的答复日期，选在了1月28日：这是汪精卫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3天后，一艘日本航空母舰由旅顺驶向上海吴淞港。接着，四艘驱逐舰满载特别陆战队，开进黄浦江，一批批的陆战队队员在汇山码头登陆。1月24日，一名叫做水上秀雄的日本和尚在医院抢救无效身亡。在他死亡的当天下午，川岛芳子又拿着田中隆吉交给她的另一笔活动经费来到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织：青年同志会。她伪称是被打死的水上秀雄的一个亲戚，请求这些日本青年为她复仇。
24日晚，经过周密布置之后，30名日本青年手持日本刀冲进了三友公司的厂房，一场混战过后，双方互有伤亡，三友公司被烧。上海工部局连夜发布戒严令，但中日矛盾已然一发不可收拾。1月28日，也就是日本人限定答复期限的最后一天，午后3时，吴铁城市长对日本提出的4项要求予以认可。即便如此，蓄谋已久的日本军队在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的指令下，以铁甲车为前导，兵分5路开进闸北。有过“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战而逃的经验，日军判断如果侵占上海，国民党政府这次同样会用不抵抗的方式委曲求全。但这一次日寇彻底错了。28日晚，火光照亮了上海原本宁静的夜。子夜时分，日军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袭击。出乎日军意料的是，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淞沪战争（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而那支驻扎在上海闸北区的反抗守军，则是由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的第19路军。早在一周前，蒋光鼐就提前预判到了日军的侵略意图，并召开了19路军营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讨论了一切必要的应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部署兵力、发动动员，要求全军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并下达了一项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事后，19路军根据这一密令采取的行动，被军政部指责为违命抵抗，不从军令。19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武器装备落后。士兵大多顶着不圆正的军帽，脚蹬粤军的草鞋。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日军没把这批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盐泽幸一甚至扬言：要在4小时内占领上海。第一次淞沪战争正式打响时，蒋光鼐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第二天，人们却发现他已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同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这封通电在全军上下疯传，他们已然做好必死的准备。而就在通电发出的当天，日军出动飞机4架，投下80多颗炸弹，向十九路军阵地狂轰滥炸。于两年前调入19路军担任营长的谢晋元却在战地日记中这样写道：日机轰炸，只是威吓力比炮弹大些。飞机投弹，从空中掷下，不易瞄准目标，在战壕里根本不怕。而面对日军的装甲车群，19路军以肉身死守阵地，张治中也率领第五军抵达上海增援。双方激战一个多月，日军的进攻毫无进展，只能不断增兵。曾夸下海口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盐泽幸一因此被免回国。<一·二八事变中的中国军人>
在最后一次交战中，雨雪纷飞，中日双方展开了多轮残酷肉搏，最终日军溃退。蒋光鼐当即下令，全线出击与敌决战。然而，没过多久，蒋光鼐就长叹一声，收回了出击命令。前线战士们无不为错失追击良机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但蒋光鼐也有自己的无奈：据其后人口诉，“一道道息兵令飞来，如一块块巨石压在父亲的心头”。战争服务于政治。事实上，一·二八事变爆发仅一周后，各方就都开始想着停战。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港，也是国际性大都市，日本在这儿挑起战火，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反对。2月2日，英、美、法等国的驻日大使联合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停战要求。因转移“对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这一目的已然达成，日方也有意尽早结束这场战争。而国民党政府更是一开始就制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大方针，一心想着和谈。于是，在上海俱乐部的舞会上，一位美艳动人的女子“偶然”结识了孙中山的长子孙科。随着一支支曲子共舞，这名女子从孙科嘴里预先获知了蒋介石下野的消息。随后，，由日本操纵的上海报纸迅速发布了这则“战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下野”的劲爆消息。这名女子正是川岛芳子。随后，川岛芳子更是从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那里探听到，上海的银行系统已濒于破产边缘，国民党政府也迫切希望尽快停战。因为这一情报，即便在正面战场并未占到任何便宜，日本政府最终还是以较大优势结束了这场战争。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正式签字。根据协定，弱势的中国无权在上海驻扎正规军，只能部署“保安团”。<《淞沪停战协定》签订>
事后，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命在旦夕之际，川岛芳子将其隐藏在家中。孙科也因同样的罪名受到弹劾，川岛芳子又受命协助孙科逃离上海前往广东。阴谋诡计直接促成了第一次淞沪战争的爆发，并左右了最终结局。在早被腐蚀的官僚体系助力下，一名间谍的作用甚至可以比战争本身还大。这一幕多少有些荒诞，但它的确出现了。它就像一把尖刀，狠狠地插入国民政府那日渐腐朽的心脏。而承受这伤痛的，却是上海。五年后，中华大地上的铁路线异常繁忙。这些载满了士兵的火车都有着同一个目的地——上海。一场中日双方都有预谋的战役再次于沪上打响。
1937年8月2日傍晚，大山勇夫带着两名部下，开车出去视察。而此次视察的目的地，是中国“保安团”的阵地。车子一路开到了阵地最前沿。大山勇夫发现，中国保安团阵地的地面上布满了工事和铁丝网，战壕迂回，每个岗哨处都有两名哨兵站岗，道路旁的学校、寺庙里还驻扎着数以万计的保安队。结合一个月前“七七事变”后中国高涨的抗日情绪，大山勇夫察觉到了不对劲，并感到了一丝不满。根据五年前的协议，中国的正规军是不被允许进入上海的，而据情报，中国中央军的正规部队已分批换上保安团的服装，渗透进了上海。多次侦查后，大山勇夫确定了那则情报的可靠性。而在之前几个月内，日本利用先前的谈判优势，也一直都在名正言顺地往上海增兵。所有人都明白，新的大战一触即发，差的只是一个导火索。一股紧张感笼罩着整个上海，这也是为何那阵子的日本兵出了租界就穿便装的原因。8月9日晚，身着军装的大山勇夫告诉自己的司机斋藤，要去虹桥机场。虹桥机场的防卫线有三道，大山勇夫的车被守备人员拦在了第一道。大山勇夫没有犹豫，而是让司机斋藤踩下油门。车辆闯过了第一道防线，接着是第二道，就在他们硬闯第三道防线时，中国“保安团”开枪了。四次枪响后，车辆前轮陷入路边的侧槽里，车里一个军官下车逃进田野时被击毙，另一个人也在车外被打死。在他们身上搜出两张名片，其中一张印着：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大山勇夫死后，日本国内舆论哗然，报纸的头条都是“中国军人虐杀我军将士”。大山勇夫的目的达到了：用生命为代价进行挑衅，为日本正式挑起战争增加借口。但大山勇夫也失算了。因为他的死，同样顺了中国的意。打死他的，确实不是保安团的普通中国警察，而是隶属于中国正规军第二师独立旅的士兵。正规军向日本军人开枪，这是有上峰授意的。据国军将领张发奎晚年回忆，这是张治中和孙元良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不想再像五年前一样，被动挨打。
大山勇夫之死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在第一时间就会见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向中国表达了日本“举国震惊”的态度，并要求中国军队立刻拆除在上海的一切军事工事，撤出一切军队。
但俞鸿钧却表现得异常强硬，拒绝了日本一切要求。俞鸿钧的强硬是有底气的，而他的底气则源自一个人的到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八佰》背后，上海战场最撕心裂肺的真相]( "点击查看源网页")
当时，上海被列为“京沪杭国防区”下的“京沪分区”，张治中担任该分区的司令，下辖87、88、36师（后36师于“西安事变”期间调往陕西），都是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早在五年前一·二八事变时，张治中就曾率军助战上海，《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因上海不允许有正规军驻军，87师和88师就驻扎在上海外围的苏州、无锡地区，始终备战。后来乔装成保安团进入上海的，主要就是88师的部队。早在1936年，张治中就提出了消灭上海的日军，稳定后方后，再出动主力部队北上对日作战。因为日军对华作战无非只有两个方向：华北和长江。但以日本的国力，断无可能两线作战。为此，日方也有人提出，如果条件允许，放弃华北战场，直接从长江朔游而上打下南京。1937年7月30日，距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已过去了大半个月，张治中再次向蒋介石提议：日军已经在华北全线进攻了，与其坐以待毙等日军攻打上海，不如伺机先发制人，消灭日本驻上海的驻军以绝后患。
蒋介石听取了张治中的建议。为取得先机，大山勇夫事件后，蒋介石下令让张治中率军于8月11日启程，赶赴上海，并留下了一句话：“把在上海的日军，赶到黄浦江里去！”1937年8月12日清晨，张治中抵达上海南翔。那天的上海市民从睡梦中醒来后，忽然发现马路上全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这是五年以来，第一次在上海看到中国的正规军。的确，张治中此行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大山勇夫事件，因为与他共同到来的，还有两万多名中国士兵。作为京沪警备司令，在抵达上海的这一天，张治中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头衔任命：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九集团军配有全新的德械装备，为当时中国军队的顶备，王牌中的王牌，也是蒋介石的全部家底。这项人事任命既是表达自己对上海之战的决心，也是给地方军作出的一个表率：我已拿出全部家底，诸君自便。就这样，在8月12日前后，从苏州、无锡到上海的公路上，满是装满士兵的卡车，所有通往上海的火车也同时停运，被辟为运兵的专列。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即将打响。张治中把第一声枪响的时间定在了8月14日，但历史却意外地被永远定格在了8月13日下午3时。当时，88师523团1营营长易瑾，率全营进驻了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规定的中日停火线：八字桥。<八字桥之战>
随后，该营迎面撞上了扑面而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双方都没有任何犹豫，同时开火。战报被送到了师长孙元良处，当日，张治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此日吾民族已临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
据参战的中国老兵陆镇华回忆，当时天不亮就吃早饭，等天完全黑了再吃晚饭，因为白天不能做饭，做饭的烟火马上就会引来日寇飞机的轰炸。当时耳边全是连续不停的炮火声，河两岸枪炮齐鸣，50多米宽的河面被燃烧的烈火烧红了。头上的飞机，经常是3架、9架、12架地飞过。但再多不顾性命的前线将士也抵不过决策者战略上的失误。冯玉祥、李宗仁等国军将领一早就指出，上海被江海包围，有利于日本海空力量发扬机动与火力优势，不利于以陆军或步兵为主的国军。此时国军应避敌锋芒，逐步后撤，加大防御纵深，依托上海后方的国防防线等有利阵地来消耗日军。可是，蒋介石却为了“国际影响”不许部队后撤。淞沪会战早期，国军的人数优势发挥了一定作用，战争异常激烈，中日双方均付出了惨烈代价。西方甚至称这场战役是“人肉磨坊”。但这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人肉磨坊”的战场，却逐渐变成了中国军队的大熔炉。中国部队一填进去就熔化了，每天一个又一个师被投入这座大熔炉，有的不到3小时就死了一半。到了10月，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已起不到丝毫作用。与此同时，日本正在秘密组建军队准备对中国军队进行大包围。10月15日，淞沪战局再度告急。正在此时，从广西调来的第21集团军抵达淞沪前线。
第21集团军属李宗仁、白崇禧桂系王牌部队，以能打能拼在地方军中享有威名。白崇禧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极为自负，当时战役的关键区域在大场。中国军队必须以一支主力突击部队主动出击，扭转局面。白崇禧接下了这个任务，但仅仅数天，仅旅长即阵亡六七人。所属三个师在大场周围的反击也均告失利，部队被迫撤退。10月23日，日军趁胜反扑，兵锋直指大场。在各种火炮、飞机集中轰炸下，大场周围方圆数里，几为焦土。日军接着又以40余辆战车为前导，掩护步兵夺占多处阵地。两天后，守卫大场的第18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朱耀华悲愤难当，当即拔枪自戕。![《八佰》背后，上海战场最撕心裂肺的真相]()
大场失守后，全线撼动。不出意外的话，大场失守那天，淞沪会战就已经结束了，而这场战役的结果是中方战败。但蒋介石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1月6日，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将召开会议。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列强出面干预上。为此，他决定最后再做点什么。于是，淞沪会战结束的标志因此被往后延了几天。也就是这短短几天，历史书上多了一出悲壮故事。大场失守第二天，蒋介石决定撤出绝大多数部队，转而去防卫上海西部郊区。为掩护十万大军西撤，统帅部命令88师师长孙元良选派一位坚定果敢军官，率领一支小部队据守要点，担任掩护任务。
‘八·一三’淞沪会战前，日本人曾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在那场被称为“人肉磨坊”的大会战中，孙元良所率的88师曾坚守闸北76天未让敌人前进一步，被日军称为“闸北可恨之敌”。
但据国军军官回忆，88师师长孙元良同87师师长王敬久不和，即便前线将士以命相搏，张治中却并没有取得战略上的实质性进展，这和几个师的配合不利有着很大关系。撤离上海后，孙元良部又接到了前往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命令。但其在进入南京后并没有积极布置城防。由于部队毫无准备，南京保卫战开始两三天后，外围阵地就宣告失手。在日军突破南京城门时，孙元良又独自逃跑，导致将士们无心战斗迅速溃败。一支王牌师，就此陨落。回到上海。接到掩护任务时，孙元良面色凝重。因为除了掩护外，蒋介石还下达了一个命令：他希望守军能坚守一定时日，以便引起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这是选一队人送死，只为博他国同情。谁又愿为了这个荒诞的计划做这个必死之人呢？思考良久后，孙元良把目光落到了谢晋元身上。早在九年前北伐战争时期，谢晋元就同日军有过交手。当时其所在的北伐军刚刚打下南京，一路北上攻打山东。眼看统一在望，日本却突然派兵进驻济南、青岛等地，暗中帮助当地军阀。其后，日军更是直接向北伐军发起了进攻。当时，谢晋元在北伐军第一军第十四师担任先锋营营长，在同日军交战中负伤，提前离场。随后又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一.二八事变），跟日军再次交锋。淞沪会战爆发时，谢晋元任陆军第88师二六二旅参谋主任，参加了打响淞沪会战第一枪的八字桥战斗。之后谢晋元升任副团长，团长牺牲后，又接任团长，率部队驻防极其重要的闸北火车站，与日军激战两个多月。
孙元良对这份履历很满意，他相信谢晋元能完成任务，但问题是谢晋元自己愿意吗？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孙元良多虑了。接到手令后，谢晋元只说了誓死完成任务。按蒋介石的想法，是留下88师，让他们拆分成小部队打游击，给国外列强看自己还未放弃上海。但孙元良认为，既然就是一场秀，只留一个团就够了。可当孙元良看到了谢晋元的果决态度后，他又趁机打了个折扣，只给谢晋元留下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为了蛊惑日军，后来面对英美记者的采访时，谢晋元又将这一个营四百多人随口报为：八百。他对孙元良的做法没提任何意见，唯一提出的要求，是希望在在原部队所在地四行仓库，多留弹药，以便歼灭更多的敌人。四行仓库原是88师师部所在。这是一栋六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墙厚楼高，易守难攻。仓库内还储存了几万包粮食、牛皮和丝茧等物资，便于持久作战——他接到的命令是坚守7天。部队进驻大楼后，谢晋元让各连清点人数，造好名册，以便牺牲后，按名册上报，优抚他们的家属。同时，也是希望自己的将士死后不做无名之鬼。10月27日凌晨时分，日军往闸北方向搜索前进。逼近四行仓库附近时，日军遭到了一股猛烈火力的袭击。突然其来的袭击让日军一时方寸大乱，四散退去。接着，他们发现了大楼内的留守军队。所有人都大为震惊：“整个上海的守军都撤退了，怎么还有一支中国军队？”日军不允许这片好不容易攻下来的土地上还有中国军队的存在。当天中午，日军调集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四行仓库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三个多小时后，四行大楼前留下了80多具日军尸体。第二日拂晓时分，一小股日军在附近打旗语暗中招募兵众，准备偷袭四行仓库。眨眼间，敌人便已爬到了眼皮底下。发现日军已到了跟前，一名年轻战士手握手榴弹，从6楼窗口纵身跳下，跃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两名幸存的日本兵却偷偷爬上了大楼。谢晋元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只手掐死了其中一人，又回身一拳，将另一日军打倒在地……第三日，恼羞成怒的日军甚至不顾河对岸的租界，出动了装甲部队，坦克向大楼驶进，却仍未攻入仓库。第四日，苏州河上传来了两艘日军汽艇的汽笛声。得知汽艇是去往四行仓库后，停泊在那的中国渔民不约而同地将四周的渔船集中起来，堵塞了河面，拦截汽艇的去路……仅四天时间，谢晋元和他的“八百壮士”的故事就流传中外。但可惜，这个故事只打动了中国人，并没有像蒋介石预期的那样，博得西方同情。11月5日，又有8万日军于金山卫登陆。日方已然准备进军南京。形势严峻，蒋介石仍对第二天的“九国公约”抱有幻想，错过了撤退时机。可当时西方列强盛行绥靖风气，认为中国军队主动在上海非军事区挑起战争，破坏了和平，拒绝在合约上签字。11月8日，九国公约谈判失败。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全面撤退的命令。但为时已晚。最终撤退时，因没有讲明各部队撤退顺序，三四十万中国军人挤在几条公路上，被日军空军轰炸，大撤退变成了大溃逃，甚至是大屠杀。数十万将士在撤往南京时分散，又为南京保卫战的失利埋下了伏笔。据老兵回忆：“日军乘势追击，还派出了飞机日夜轰炸，我军的损伤情况堪忧。当时13师一个师的人，在撤退时却只有500多人。”一个师，因撤退混乱，最终只剩500多人。这甚至跟留守四行仓库的那一个营的兵力相仿。而借助四行仓库的地理位置和防守优势，那四天，“八百壮士”只牺牲了十几人。但八百壮士的这四昼夜非但没能起到预期效果，还引起了各国反感。因离四行仓库太近，租界当局害怕战事持续下去会威胁到自身安全，多次劝说谢晋元卸下武装，退入租界。这些劝说均被谢晋元严令拒绝。他说：“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枪不能离开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10月30日晚，拿谢晋元无可奈何的租界要求国民政府下令，让谢晋元退入租界。留下谢晋元这支孤军本就只为增加自己在列强面前摇尾乞怜的资本，眼见这支孤军反而让列强不开心了，蒋介石当晚就给谢晋元下达了撤退命令。蒋介石计划了一场“秀”，他们已做好用生命投入演出的准备。生为一名军人，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而更可悲的是，他们还无法决定自己的死。军令如山，原本一心只想为国捐躯的谢晋元声泪俱下，要求继续坚守，但最终也只好集合部队，含泪撤离这最后的阵地。在整个撤离过程中，他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后面。退入租界后，谢晋元同“八百壮士”立刻被租界的英国军队羁押至孤军营里。他没能像其他部队那样，赶往南京。11月11日，日军行进至苏州河岸，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原先，四行守军与租界英军达成口头协议，守军通过新垃圾桥撤到租界后，便立即穿越、离开租界，与自己的大部队汇合。可当八百壮士们刚冲过新垃圾桥，英军便勒令他们交出武器。一心想着死在战场上的八百壮士怎能答应？可一名国军派来的上级军官却称：英军只是代为保管武器，离开租界时会如数交还。在国军军官的蛊惑下，八百壮士向英军交出了武器。结果，一交出武器，英军立马就把他们视为俘虏，关进了俘虏营。事实上，租借也希望这支军队早日退出租借，因为他们不想得罪日军。但为了照顾日军感受，租借当局要求八百壮士必须以平民的身份离开租界，不能保留军队建制。
谢晋元严词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坚持要保留军人的尊严离开租界。双方僵持不下。从1937年到1941年，四年间租界英军为了让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屈服，多次借故予以暴力打击，并致数名士兵牺牲。八百壮士甚至悲叹道：早知道遭到英军拘押凌辱，还不如坚守四行仓库死在战场上。可他们又无权选择自己的死。在那四年里，即便失去了武器，谢晋元还是每日带着自己的将士们出操演练。他们甚至还办起了工厂，自给自足，不依赖他人，只为保留中国军人最后的尊严。再后来，汪精卫伪政府上台。作为一个绝佳的宣传人物，汪精卫多次派人诱使谢晋元变节，均遭到了他的痛斥和严厉拒绝。汪伪遂派人收买其手下，决定暗杀谢晋元。
一日，谢晋元同往常一样，在孤军营里率战士列队跑步，四位被汪精卫政府收买的上等兵趁其不备，用匕首猛刺谢晋元的头部和胸部。他当即口吐鲜血，随即倒地，死在了孤军营。1941年4月24日，独自抚育四个孩子的凌维诚正苦苦期盼着抗日前线的捷报。一个噩耗传来：她那年仅37岁的丈夫谢晋元不幸遭暗杀殉难。
谢晋元与凌维诚于1927年在一次婚礼上相识，当时两人分别是伴郎和伴娘。尽管凌母对在战争年代嫁给军人表示担忧，可凌维诚还是不顾反对，与谢晋元相恋。一年后，在北伐战争中对日作战的谢晋元受伤，被送往汉口医院治疗。凌维诚特意从上海赶往汉口，照顾病床上的谢晋元。之后，二人在汉口酒店结婚。当时他们还特意邀请了叶剑英参加婚礼。婚后几年，这对夫妻生育了3名孩子。1937年春节后的一天，谢晋元亲自护送凌维诚和自己的孩子回到广东蕉岭老家，他对已经怀孕的妻子说道：“等到抗战胜利，我亲自接你和孩子们回去……”安置好妻儿后，谢晋元便匆匆赶回上海，奔赴淞沪会战的前线战场。在谢晋元被刺七个月后，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八百壮士被日军全部掠走。最终只剩数十人存活。而这些同样没能如愿死在战场上的八百壮士，他们既不是擅长用阴谋诡计搅乱时局的传奇间谍，也不是在波诡云谲的时代里玩弄政治的大人物。即便身穿军装，他们仍然只是一个个普通人：因为他们无权过问原因，也触碰不到政治，甚至无法决定自己的生和死。最可悲的是，他们的牺牲对结果的影响，远比不过前两者的某次行动或某个决定。
或许，对这些普通人来说，“意义”并不重要。的确，从战争层面上看，他们死得有点不值，但是，他们流的血进入土壤，凝结成了上海最深的一道伤疤。在民族危亡之际，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考虑值还是不值，义无反顾、前赴后继赴死的他们，才有了我们今日的和平与安宁。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中，他们最终演变成了一串冷冰冰的数字，亦或者书本角落里不起眼的几行字。可同时，他们的故事又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演化成了一首流传至今的歌谣，歌声穿透时间的维度时刻提醒着我们勿忘历史。而透过那首名为《八百壮士之歌》的歌词，他们的意义也终于在更广大的维度上得到了体现：- END -
本文作者：地中海螃蟹，血钻故事研究员。
部分参考资料：
（2）抗战正面战场启示录——八一三淞沪抗战，马振犊、陆军（9）纪录片：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与“一二八”事变，辽宁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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