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市长身亡，文在寅痛失密友，韩国最后的希望在哪里？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于7月10日被发现身亡，警方疑其自杀。
朴元淳是人权律师出身，也是文在寅的坚定支持者。此前，朴元淳声援中国的视频，曾在社交网络热传。
韩国的政治异常复杂，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财阀、总统、宗教等多方势力拉锯。朴元淳的自杀，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会牵扯到更深层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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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钟路区仁寺洞，泰和馆。
这座见证了朝鲜王朝400多年风雨的宅院建筑于上世纪初，辗转成为一座高档酒楼。其主人为原朝鲜皇室御厨安淳焕。
在1919年3月1日以前，直属日本天皇的朝鲜总督府官员和亲日富豪们经常光顾于此，泰和馆是京城内著名的宴会场所。但那天过后，这座酒楼的历史发生了变化。它开始同宗教产生了联系，并亲眼见证了后者是如何在近百年的韩国近代史中一步步走到今天。
于一个世纪前发生在半岛的那场民族运动让泰和馆变得愈发有名。但当时，身处漩涡中心的它却静默无言。沉静许久后，才终于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
朝鲜已经死了，耶稣也救不了它！
如历史所诉，那场发生在朝鲜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深深影响了南边的中华儿女，他们于两个月后的5月4日展开了另一场属于中华民族的爱国运动。可与五四运动不同，这场于两个月前发生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却在某种程度上，为百年后的韩国预定了另一个结局。
决定运动成败乃至后来韩国国运的关键，并不是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有多高，也不是当时半岛所能组织起的人力物力能否对抗日本宪兵队，而是身居高位的宗教界人士们对各自宗教的信仰程度究竟有多深。
故事从1919年讲起。
1919年1月，朝鲜废王李熙突然死亡。有传言说是日本毒杀了国王。因为国王准备派代表奔赴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寻找国外盟友，来解救当时已被日本殖民半个世纪的朝鲜半岛。
高宗李熙的死让民间愈演愈烈的反日情绪到达顶点。一群有着特殊身份的人觉得推翻殖民统治的时机到了。33名分属三个教义完全不同的宗教组织领导人决定策划一场独立运动。
这33人里，有16人都是基督徒。自甲午战争后，基督徒们就一直用自己的宗教来解注朝鲜的命运：朝鲜人民受到日本的殖民奴役，是上帝对过往罪孽的惩罚；而旧约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则预言着朝鲜人将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从日本奴役下解放。
除了源自西方的基督教，另外15人的宗教组织属于天道教。这是一个用东方的儒、道、佛三者融合的新教。而这个教的创始目的也很直接，就是为了对抗所有西方传来的宗教及学说，来捍卫东方文明。因此，这个宗教组织也被称为东学。
这两个宗教组织本该是天生的死敌，但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二者却能和睦相处。而那33人中的最后两人，则来自本该不问世事的佛教。
按理说，在日本高压统治下，这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宗教组织是很难组织起一场成规模的独立运动。事实也正是如此，宗教人士在这场运动中几无作用，草草收场。但另一个群体的加入却让这场运动迅速蔓延至整个半岛，并让这场名叫‘三·一运动’的民族独立运动举世瞩目。
这个群体就是学生。
彼时一战刚刚结束，国际形势风云莫测。远在欧洲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于此时独立复国。这让一群远东的朝鲜爱国青年们看到了希望。这些跃跃欲试的学子们心里喊着：是时候了，现在正是时候！
学生们早已暗潮汹涌，决定起事，并起草好了演讲用的独立宣言。这一幕被宗教人士看到了，他们决定联合这股蓄势待发的力量。
当时，基督教对这片半岛上几乎全部的学生都有着深远影响，他们甚至是靠基督教的青年会组织起来的。为此，基督教领袖跟学生代表会面，告知学生宗教人士已选出了民族代表。这些代表将在3月1日于塔洞公园发布宣言。双方约好，当代表发表演说时，学生们就前去声援。
1919年3月1日，上午10时，3000名学生按计划聚集到了首尔塔洞公园。那几天正值高宗李熙的国葬期，京城首尔涌入了数十万人前来追悼先王。因此，日本殖民当局并没有注意到这些聚集在公园的学生们有什么异常。
下午2点，约定发表宣言的时间已到，学生们却迟迟看不到那些宗教组织者的身影。3名学生代表决定前往这些组织者下榻的酒店——泰和馆，邀请他们按约前往塔洞公园。
神或许不会抛弃韩国，但人会。这些民族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说道：“我们不能和你们共事，请你们注意。”
被拒绝后，学生们决定自己行动。为了同这些拥有社会地位的宗教人士合作，学生舍弃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宣言。在向围观的群众演讲时，用的还是这些“民族代表”们起草的宣言，内容充满了妥协意味。
即便是一份维护上层阶级利益的宣言，还是引发了周围人压抑多年的反殖民诉求。宣言读完后，台下一名学生突然高喊“大韩万岁！”。周围群众的情绪立马被调动了起来，纷纷加入学生队伍。
于是，学生和新加入的群众分3队走出公园，进行游行示威。一队往外国领事馆方向走去，他们在美国领事馆前用血写下“大韩独立”；一队往德寿宫走去，那儿安置着高宗李熙的灵柩，人们在灵前高呼“万岁”；另一队则直接走向日本宪兵队，冲着日本兵大喊“滚出去！”。
整个游行过程都井然有序，队伍所过之处，周围市民均自发加入，规模不断扩大。当天，共30多万首尔市民自发参与了这场游行示威运动。
日本总督府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出动了全部警察、宪兵队和3个步兵中队、1个骑兵中队进入市区，驱散示威行动。他们逮捕了130多名示威群众，却仍未成功阻止这场游行。黄昏时分，京城的游行示威由市中心向郊外扩散，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
就在学生于街头带头高呼“独立万岁”的时候，那些后来被称为“民族代表”的宗教人士们则在泰和馆的一间包厢内聚集，除了4位还未抵达首尔的代表外，其余29人一起坐在包厢里读了这份独立宣言。
读完后，一名代表发表了结束致辞，然后喊了3声万岁。接着，他们让泰和馆老板安淳焕给直属日本的总督府打电话，告诉日本人自己就在泰和馆。还说自己刚刚作为朝鲜民族代表，起草了一份宣言，希望能跟日本进行和平谈判。
电话中，安淳焕特意提及泰和馆的前主人、那个亲手将韩国割让给日本的李完用，也被他们选为民族代表，以示诚意。
电话打完后，代表们开始在泰和馆用餐。御厨安淳焕亲手烹饪的佳肴还没吃完，这29名宗教组织高层，也是朝鲜的“民族代表”，就被突然闯入的日本宪兵队全被逮捕。就这样，这些靠宗教进入社会上层的“民族代表”们，退出了这场连陈独秀和李大钊都称赞的民族运动舞台。
草草收场后，这些宗教人士们各自开启了新的人生。他们中间，有的转身投入日本怀抱，反过来欺压自己的同胞；有的逃亡美国，成为美国的在韩代言人；有的则越过鸭绿江，辗转流亡到中国上海，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在日后谱写出另一曲哀歌。
他们中的多数人，信的不是宗教，而是权利。他们不是神国的代表，也不是民族的代表，而是上层阶级的代表；他们守护的，不是天国的利益，也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各自于世俗中的利益。
但学生们不一样。三月一日过后，学生们继续燃烧着自己的鲜血和青春。1919年4月初，三一运动的大火蔓延至半岛全境，数百万人站出来反抗日军。由于担心驻朝的两个师难以控制事态，日本从国内调来6个步兵大队及宪兵4000多人前往朝鲜镇压人民起义。
面对侵略者的枪炮，民族意识觉醒的学生承载了那片土地最后的希望。他们背着那片国度的沉重未来，说起了自己的故事，并将那最浓烈的一笔交由柳宽顺书写。
柳宽顺是一名女性，出生于1902年。
14岁那年，在一位美国女传教士的援助下，柳宽顺免费入读首尔梨花学堂（今梨花女子大学）。这座亚洲第一所女子院校，正是由西方传教士于19世纪中叶开办的基督教学校。今后，它的身影还将多次出现在韩国史中。
而当时，替这所院校在历史上留下注脚的，则是柳宽顺。
柳宽顺死的时候还没到18岁。这位在韩国家喻户晓的女性，最有名的事迹，是在韩国独立运动中为国殉难。
1919年三月，京城首尔各大高校都收到了总督府下达的停课命令。离校的柳宽顺从首尔回到家乡，跟同学一起策划了一场示威游行。
游行吸引了3000多人。作为发起人之一，柳宽顺给参与者每人发了一面匿迹了9年的太极旗，并带头喊着代表独立的“万岁”口号。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在镇压过程中，打死了一名示威者。于是，柳宽顺带着死者遗体，跟游行者一起冲到了警察局，讨要说法。
争执过程中，几名愤怒的青年剪断了警察局电话线，并试图冲击警局。日本人见状，立马开枪镇压。他们架起一顶冲锋枪，冲着人群扫射。21名冲在最前面的示威者被打死，这里面包括柳宽顺的父母。其余人见状四散逃亡，那些跑得慢的则被宪兵队逮捕。
隔天，刚满17岁的柳宽顺以罪人身份被带上法庭。面对法官的问话，她轻蔑地说道：“我没有理由接受你们倭寇的审判！”
讲完这话后，目睹双亲惨死的柳宽顺还不解气。她起身蓄力，然后抄起了身后的凳子，朝审判长甩了过去。为此，她比其他人多判了3年刑期，被送往西大门刑务所服刑。
在西大门刑务所的第8号室，柳宽顺跟其他十几名女囚一起关押在这不到3平米的狭窄空间。关在这儿的囚犯没有坐下来的空间，一天24小时都只能站着。如果一直站着不动，腿很快就会浮肿。先进来的女囚有经验，就喊柳宽顺跟她们一起转圈圈，转累了再原地站着休息。
转圈的时候，大家会唱诸如“阿里郎”这类爱国歌曲。唱着唱着，这些爱国女青年就忍不住哭。哭声传到隔壁，隔壁的女囚也跟着哭。很快，歌声和哭声就一起传到了狱卒耳朵里。他们往往会在这个时候跑来训斥，让女囚们安静点。
在这之前，这些女囚往往都哽咽着泪水，忍住了哭声。但柳宽顺不一样。她冲着狱警喊：“我们又不是看到人来了就要停止哭泣的青蛙！呱呱呱……！”
这最后几声极具挑衅意味的青蛙叫彻底惹恼了日本人。他们对柳宽顺实施了酷刑：把焦油抹在柳宽顺头上，然后像撕假发一样，把她的头发连着头皮一起扯下来；用钳子拔光她的手指甲和脚趾甲……
如此程度的肉体拷打还不是最残忍的。一个女性，被军国分子抓捕，几乎不可能逃过跟性有关的肉体加精神折磨。因死前接受的酷刑过于残酷，在21世纪的今天，电影工作者还要刻意用黑白胶片来拍摄反映她事迹的电影，以便只介绍其中不涉及性的三种酷刑，好减轻残忍程度。
没人愿做亡国奴。但当时，就连原先的藩主国大清也摇摇欲坠，再有一年，一把名叫辛亥革命的烈火就要将其燃烧殆尽。
此时的半岛，无人可求，也无人能救。饱受压迫的朝鲜人民抬头望向天空，那一双双绝望而空洞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曙光。
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就算世界抛弃了你，主依然爱你。”在现实世界找不到出路的人们纷纷接触宗教，寻找精神寄托。这其中，又以基督教为最。
早在明末清初，基督教就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当时朝鲜上层以儒学为尊，看汉字写的典注；而普通人多讲韩语，识字率也低。基督教传入后，传教士大力开办学校，教信徒学习更容易学会的韩文。借由易学的韩字和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知识的传播门槛开始变窄。慢慢地，信奉基督教成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象征。
到了甲午战争，儒家正统的中国打不过日本，直接导致了日本入主朝鲜。而日本又是跟着基督教正统的西方学习。于是，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信奉基督教，柳宽顺一家也不例外。
正是基督徒的身份，柳宽顺才得以在传教士的帮助下进入梨花学堂。同样，那些青年学生们，无论男女，多数都信仰着基督教。这也是当时参与三一运动的爱国学生为何要靠基督教的青年会集会，又为何接受了当时朝鲜基督教高层合作邀请的原因。
宗教给了这些于现实绝望的爱国者最后的精神力量，却依然改变不了现实。三一运动的火焰被日军扑灭了。在镇压带来的屠杀中，有的学生被日军特意钉死在教堂的十字架上。
柳宽顺也没能逃脱厄运。那些带有性别意味的酷刑让她最终死于人为造成的膀胱及子宫破裂。在她死后，日军为了掩盖在她生前施加的刑罚，决定火速烧掉她的尸身。母校梨花学堂的校长和老师得知消息后，想办法向日军讨回了那具已经残缺不齐的遗体，将她安葬在梨泰院。
但日本却未曾预料到，柳宽顺的死并没有减轻朝鲜人民的独立诉求。相反，那些惨绝人寰的遭遇让她的临终之言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我虽然能忍受拔掉指甲、砍掉耳朵、鼻子和折断双腿的痛苦，但无法忍受丢失祖国的痛苦。做为一名少女，我唯一难过的地方，是我只有一条生命可以献给祖国，所以我对不起它……”
柳宽顺的遗言如一股强劲的台风刮遍整个半岛，并在人民心里播下一颗精神种子。直到今天，韩国人都不敢忘记：100年前，曾有一名象征着希望的基督徒少女，为了国家的未来，被一段非人经历折磨致死。
她是韩国的“贞德”。
100年前，这位“贞德”希望国家能早日独立，然后越来越好。
但她没能等来这天。
在她殉国的1920年，日本刚刚用武力血腥镇压了学生发起的民族运动；在她死前头两天，日本让高宗的世子同日本公主成亲，好弱化朝鲜人民的反日情绪，方便殖民统治；而此时远在上海的临时政府，内部却派系林立，身后站着各大国做靠山的政府代表们谁也不服谁……
彼时彼刻，放眼望去，无论南北，还是内外，满目饿殍，满目疮痍。无论人民，还是国家，人心惶惶，前路茫茫。
绝望的人们屏息凝神，跟这座名叫朝鲜的半岛共同等待着一个人，一个能打开那扇通往美好未来大门的人。
终于，历史等来了跟柳宽顺有着同样信仰的韩国“国父”——金九。
国父
1876 年，韩日修好条约签订，李氏朝鲜被迫打开了国门。就是这一年，金九出生在了黄海道一个平民家里。
当时朝鲜上层以儒治国。
但与中国不同，李氏王朝所推崇的儒学只有程朱理学，即便是后来的王阳明，也不准被提及。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氏王朝等级制度森严。金九家族属平民阶层，常受两班 (贵族阶级)的欺凌与压迫。为了能让自己家族跻身两班，他要求父亲送他去读书，将来要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于是，幸运的金九能在私塾里学习汉字和韩文，并参加了科举。在考场上，金九见到了当时朝鲜科举的种种弊端，贵族阶级几乎掌握了全部的仕途通道。
落榜后的金九大失所望，转而跟父亲研究起了风水，余生只想给自己找一块风水宝地，庇佑后代。
接受过主流教育的金九研究风水迷信，这在当时并不稀奇。因汉字的学习成本高，两班贵族掌握了知识的解释权。底层人民只是在生活中严格遵守着利于上层统治的部分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的等级划分、且格外强调男尊女卑。
阶级流动的大门已被焊死。无望的底层人民只好在民间流传甚广的萨满教里寻求精神寄托。这个教最早可以追溯到半岛立国。大约5000年前，尚未开化的人们靠巫师聚拢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政教一体的国家。首领既是国王也是巫师，而他们最大的能力就是“通灵”。拥有通灵能力的巫师可以为迷惘大众指点迷津，每逢重大事件，人们总是四处寻找这些巫师询问祸福。
上层用儒学维持统治秩序，底层靠封建迷信获取活下来的勇气。但命运弄人，金九没能在风水学里重拾信心。相反，在研究面相时，他发现自己非但没有一丝富贵相，还天生贱相，变得更加颓废。好在面相学没有将他赶尽杀绝，书里又说了一句：“相好不如身好，身好不如心好。”
金九难得地在封建迷信里找到了于人有益的那一面，决定把做个好人当作此生信仰，并在后来的人生路里恪守着这一标准。而在当时，做个好人的最高标准就是替广大百姓推翻日本人的殖民压迫。
1893年，18岁的金九加入了当时最大的反日组织，也是刚成立不久的东方宗教组织，东学。两年后，他在海州支援当地的东学农民运动，对抗日本军。起义失败后，金九渡过鸭绿江，藏身至中国东北，然后被捕。
蹲了一年牢后，金九刑满释放。但一则新闻又让刚刚出狱他再次入狱：朝鲜皇后被日本人杀害。彼时还血气方刚的金九愤怒了。他暗杀了一名日本军官，并再次被捕入狱。一名朝鲜官员注意到了这个二进宫的年轻人，劝他读一些西方书籍。于是，囚圜中的金九读了《泰西新史》、《世界地理》等西方书籍，并感慨道：
“待读过了一卷《泰西新史》以后，才明白那凹目隆鼻的洋人，并不是像猴子般的野人，他们也有治国理民之道。那峨冠博带、仙风道骨似的我国的贪官污吏，才应该接受野人的尊号。”
早年亲身经历过科举的金九终于明白了朝鲜的问题远不是倭寇入侵，他开始在监狱里教其他犯人读书写字，把监狱变成了学校。
一年后，金九越狱，开始在朝鲜四处建设学校。他这样解释自己建学校的目的：“不管形势怎么紧迫，如果民众不觉醒，认识不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任何力量也无法挽救这个国家。”
在李氏王朝的统治下，金九靠读过的西方书籍才终于明白了那几百年就被顾炎武喊出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更好传播这一思想，金九又加入了当时在朝鲜已成规模的基督教。
没多久，金九再次因民族运动被捕入狱。这次他被判了无期，又靠着假释出狱。纵观金九的人生，这三次入宫经历只是他未来道路的小小铺垫。出狱后，他又跑到了农村开展启蒙运动，直接怼上了让民众心智麻木的萨满教。
1911年，三一运动爆发。多数有地位有身份的宗教爱国人士都逃往上海。金九获知消息后，又一次跨过鸭绿江奔赴中国，同这些人汇合。
跟这些大人物相比，只上过几年私塾，在监狱里读过几本书的金九觉得自己才能不足，希望只做临时政府的门卫。但这些人只知道在街上零散地发传单，喊口号，曾经暗杀过日本军官的金九却实施过实际行动。于是，金九被提拔为警务局局长，负责起了间谍活动。
1932 年 4 月 29 日，为庆祝战争胜利，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办了天长节大集会。人群中一个不起眼的人正悄悄走向日本司令官。他身上装满了炸弹。临近时，他点燃炸弹，朝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扔去。并成功炸死和炸伤包括日军总司令在内的多名文武官员。
爆炸案发生后，日军查清了暗杀行动是韩国临时政府组织的，而且一年前在东京暗杀天皇那事儿也是他们干的。很快日军就逮捕了十六人。为了避免更多人被抓，金九在报纸上公开自己就是爆炸案的策划者。
为此，日本悬赏60万捉拿金九。上海呆不下去了，金九先是前往杭州避难，接着又辗转中国多座城市。期间，金九要求同蒋介石会面，希望国民政府提供资助，好让他能在东北等敌后引导暴动、执行暗杀。但蒋介石却表示：你杀了一个天皇，还有下一个。杀了一个大将，还有新的大将上任。有什么用？
蒋介石的话有一定道理。但金九却深知，这些是国小民贫的朝鲜唯一能做的了。
这次同蒋介石的沟通也不是毫无成效。国民政府答应每月提供500元来保障临时政府官员们的生活。当时，就连金九本人也要靠捡路上的白菜梆子腌咸菜吃来维持生活。可拿到钱后，他立马招募了一百多名青年，在洛阳建立了专门培养韩国军官的军事学校。第一期军官毕业后，国民政府在日方的威胁下下令关闭了这座学校。
组织军队的愿望变得更加不切实际。与此同时，临时政府内部的派系之争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此时的临时政府已经迁到了杭州，人不多，却分裂出了7个党派。其中有两支选择了退出，而掌握权力的派系还想着解散临时政府。
1945年10月，李承晚乘坐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专机抵达汉城，不久便来到了大邱市视察。为此，大邱市举办了工商欢迎会，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也位列其中。
由于常年在美国居住，此时的李承晚在国内并没有什么政治资源。他迫切希望获得企业家的支持。在晚宴上，他拍着李秉喆的肩膀，一番夸奖后盛邀李秉喆到自己汉城的住处梨花府来坐坐。
在李承晚任期内，三星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李秉喆甚至多次强调自己“不是三星公司的董事长，而是国家的董事长”。财阀把握韩国国家命脉自建国起就已现端倪。
三星的做大跟李承晚的政治理念也有关系。除了同是基督徒外，李承晚能被金九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承晚也坚持统一半岛。朝鲜战争后，统一无望。李承晚不顾国民反对，多次要求美国继续支持南北统一。为此，他需要靠军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此，政府对军队滋生的贪腐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经济上，李承晚也没什么兴趣，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任由三星等企业向官员行贿，一步步做大。
当时国内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美国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又多被军方贪腐或落到私人企业手里。底层民众的日子过得更难了。他们对李承晚的不满愈演愈烈，频繁爆发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
1954年，民望跌到谷底的李承晚眼见连任无望，操纵选票通过了让自己成为终身总统的新宪法。顺利连任后，作为基督徒的他却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并对政敌采取暗杀行动。而后代学者们也都强烈暗示金九的死跟李承晚有关。
在李承晚的独裁统治下，民众苦不堪言。又是学生带头站了出来。1960年4月19日，一批年轻人前往青瓦台总统府抗议。此时的梨花学堂已改名梨花女子大学，因是基督院校，校方不建议学生介入政治。但梨大的女学生们仍为前线提供了后勤支持。
历史又一次重演，基督徒李承晚用武力镇压了这次示威游行，186人死亡，6000余人受伤。这激起了人民的愤怒，迅速引发了全国性的大面积暴动。李承晚被韩国人民赶下台，逃往美国。美国又扶持了尹潽善上位。但这位傀儡总统对李承晚留下的烂摊子束手无策。就连当时的驻韩美军都抱怨如果不行贿，就拿不到美国援助的物资。
可普通人拿什么行贿？人民依旧吃不上饭。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翘首相盼，他们在等下一个能救自己脱离苦海的人物出现。白云苍狗，两年过去了，韩国人民等的那个人还没等到。直到伪满洲国陆军学校的优等毕业生高木正雄，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朴正熙登上历史舞台。
1961年5月16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首尔平静的夜晚。在少将朴正熙的带领下，近4000名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武装夺取了时任韩国总统尹潽善的政权。这场政治风波，被称为“五一六政变”。两年后，朴正熙正式成为南韩建国以来的第三位总统。
独裁的朴正熙愈发不得民心，国内的政敌们跃跃欲试；美国也对有自己盘算的朴正熙没那么满意；而一直被军事势力压制的财阀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做大；各类宗教组织又靠着政府盟友的身份趁机市场运作，就连崔太敏也同女儿朴槿惠的关系愈发亲密……
无论朴正熙本人还是他的独裁政府，都危机四伏。
1979年10月26日晚，忙碌了一天的朴正熙总统在来到宫井洞中央情报部的豪华休闲餐厅，以放松一下身心的劳顿。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和总统秘书长在席间作陪，几杯酒下肚后，有歌舞声响起，朴正熙暂时将风云复杂的政事抛在脑后。这时，情报局局长突然满脸杀气地说话了：“阁下您搞政治要从全局着眼呀！您带着这样的废物搞政治，能行吗？”
话音未落，他迅速从腰间拔出手枪射向朴正熙胸膛，鲜血喷涌而出。朴正熙成为首任死于任上的韩国总统。刺杀他的情报局长身后是美国，他嘴里说的“废物”，有一个说法，指的是跟朴正熙一家往来频繁的邪教头头崔太敏。
朴正熙死后，崔太敏靠自己的“通灵”本领，召出了朴槿惠的母亲——她比朴正熙还要早两年就死于暗杀。借由崔太敏，失去双亲的朴槿惠终日以泪洗面，跟召出来的父母对话；而以三星为代表的财阀们，也如野兽出笼，并在将来成为让底层喘不过气来的最大一座山。
外部的美国、内部的财阀、民间的邪教……随着铁血朴正熙的身亡，原先维持着的微弱平衡被打破，韩国又将再一次走向失控。
历史跟着汉江水滚滚向前，各路人物轮番登台上阵。朴正熙身死近40年后，南半岛上演的还是那出戏。在他生前，他无法预料自己将给韩国烙下怎样浓厚的印记；在他死后，他替韩国埋下的那粒名叫“教育”的种子却破土而出，长成了韩国人民最后的希望。
朴正熙缔造了汉江奇迹。当今天的人们诉说着这位军人是抱着怎样的心酸与魄力，斡旋于美国与财阀之间时，往往就小看了朴正熙作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半岛分裂绕不开冷战的大背景。而整个朝鲜半岛也是那场意识形态大战的前线阵地。政府压力不可谓不大。在朴正熙上台的60年代，几乎一切能用于发展的资源全都集中在朝鲜，比如三八线以北的铁矿石资源是韩国的133倍。
在苏联和中国的大力扶持下，自身就有底子的朝鲜上演了一出远东经济奇迹，GDP更是韩国的4倍。而韩国此时却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现在频繁出现的脱北者不同，当时更多的是韩国人脱离南边往朝鲜跑。
这种现象让朴正熙痛心疾首。他一心想着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为此，靠美国维生的韩国却在朴正熙的带领下向中苏取经，制定了多个五年计划。
为了顺利实施五年计划，对外，韩国一面继续拿着美国的援助，一面顶着全国的骂声引进日资；对内，朴正熙开始拉拢资本家，还跟宗教结盟以便获取民间势力的支持。
每一方的关系都不好处理，每一方都有可能成为压死军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如履薄冰的朴正熙靠着军政府的绝对权力维系着各方平衡。而这些却都不是最难的。真正让朴正熙头痛不已的是韩国的教育事业。
在同日本签订《日韩基本条约》的1965年，面对国内人民的游行，军政府只能寄希望于经济的腾飞来挽回民心。同时，经济上的独立能为朴正熙摆脱美国提供最大筹码。但摆在他眼前的，是当时韩国的初中入学率仅30%。
巧妇难与无米之炊。从农业国往工业国发展，离不开工人和技术人才。这远不是靠军队能解决的问题。孱弱的教育却拖了工业化的后腿。
日占期，韩国8成学校毁于炮火，只有极少数被殖民的韩国人民能顺利接受教育。而当时的学校也多是日本人担任老师，以便进行殖民教育。现在这个韩国的初代教育源于日本。从伪满洲国军事学校毕业的朴正熙深知这一点。而日本投降后，还带走了韩国70%的师资力量。李承晚时期的韩国小学，一间小教室里往往塞满了100多名学生，就是因为没有老师。
一片文盲满地走的土地，一个尸餐素味的政府，一群看不到希望的人民。这是李承晚时期的韩国邪教组织盛行的原因。待朴正熙上台后，他开始大力反腐，并用一个个五年计划给人民以现实世界的希望。但没有能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人力资源，那个希望又将成为水月镜花。
怎样做一锅无米粥？
朴正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没有米就从现在开始种庄稼。
为此，朴正熙政府颁布政策，以政府买单的形式来建设基础教育，推行起了韩国版的9年制义务教育。到了70年代初，韩国小学入学率增长到了99%，初、高中入学率则分别高达75%和54%。国家基本实现了教育现代化，也为1970、1980年代的汉江经济奇迹打下了地基。
可对60年代的朴正熙来说，从娃娃抓起显然无法应对迫切的工业化需求。他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没有米，但有谷子。把谷子变成米，能做多少做多少。
于是，他又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大力扶持职业教育。鼓励适龄青年接受技校、专科院校的培训，以便直接为工业化建设添砖加瓦。
如果只用这两种方法，就不是独裁的军政府了。朴正熙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领导人的典型代表，一人拥有全部国家权力。他发明了一种新的人才模式，下令强制取消高中入学考试，用摇号加考试的方式，强制分流大批学生到技校和职校，好早日成为工厂里一颗合格的螺丝钉。
除了朴正熙的呕心沥血，汉江奇迹还建立在一代人的牺牲之上。许多头悬梁锥刺股的优等生即便考试成绩达到了，也会因为摇不到高中的号，只能去流水线当一名工人。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朴正熙所能做的全部了。他能让原先的文盲国家人人有学上，却没法凭空变出来跟学生人数成比例的老师。尤其是那些重点高中的名师和高校里的教授。
借由教育改革，朴正熙的五年计划终于能顺利推行了。经济的发展让韩国人民终于摆脱了原先的地狱模式，朴正熙也逐渐拥有了摆脱美国的资本。因人人都上过学，新的邪教组织生长艰难，只能跟“农村”这个词关联在一起。
工人们夜以继日在流水线上流血流汗。他们缔造了汉江奇迹，他们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他们开始学着接受自己的命运。
“至少比之前好太多”。
工人们这样安慰着自己，却幻想着下一代能摆脱螺丝钉的命运。
他们在等。等高中不再摇号，等普通人也能通过努力进入高校，进而改变家族命运。
届时，他们将把自己未完成的愿望全部寄托到下一代身上。
对普通人来说，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可对少数人而言，知识只是一座城堡，用来拦住城外的普通人。
那粒希望的种子，在经过数十年的发芽生长后，又戏剧化地长成了一座“天空之城”。
离梨花女子大学不远处，是另一所基督高校：延世大学。这座高校是韩国的“一片天”——SKY高校成员之一。
SKY取自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三所顶级高校的英文首字母。在韩国，这三所高校地位甚至高于常青藤。而2018年的一部韩剧却让这个高校联盟在民间多了一个刺眼的后缀：Castle，城堡。
2019年2月初，本该于一周前收官的韩剧《天空之城》迎来大结局。收视率一举打败了《请回答1988》，创下有线台记录。而在一周前，因撞上韩国队出征亚洲杯，《天空之城》延播。为此，韩国足协特意向国民道歉，影响了大家追剧。
在一座名为天空之城的城堡里，只有韩国0.1%的上流阶级才有资格居住。剧集讲述的则是生活在此的富二代们，乃至他们全家，是如何备战高考的。
剧集里，一位爸爸语重心长地劝勉自己的孩子：世界是金字塔，只有爬到顶端才能享受生活。
而被学业和家长逼疯了的孩子则崩溃地喊道：当你儿子，对我而言是地狱。
拥有极高社会地位的家庭依然无法承受高考的压力，那么普通人家呢？电视机前的观众纷纷在网上留言，说剧集只反映了韩国高考残酷现实的百分之一。
据2017年《世界卫生统计》，韩国10-19岁青少年自杀率居全世界首位，而“成绩和升学问题”连续10年成为韩国青少年自杀的头号死因。剧集里，不堪重负的学生选择自杀，而在现实里，曾发生过韩国学生因模拟考试的成绩达不到父母期望就杀死了自己母亲的真实案例。
朴正熙用教育给底层人民建起了一座跨越阶级的桥梁。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有限的教育资源开始向大城市集中。早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上就已经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如果你有一匹马，送它去济州岛；如果你有一个儿子，送他去首尔。”
但去了首尔就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了吗？随着财阀做大，毕业生创业几无成功的可能。小公司发不起薪水，只有进入到这些财阀旗下的大企业，才承受得起大城市的消费水平。而要进入大企业，又必须是这仅有的几所名校毕业生。
韩国学子们开始为了上“天”奋战，学校到了夜里9点才下课。伴随着夜色，背着书包的学生们走出校园，又走进了父母给自己报的补习班。在韩国，超80%的学生都参加补习班，而据教育三十人论坛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学生参加补习班的比例约为20%。
2012年，韩国的补习费占了教育预算的36%。在韩国，近三分之二占比的中产家庭补习费支出是最底层家庭的6倍。而那0.1%的上层家庭所支出的教育投入，又是中产家庭的数倍。
就此，野生教会们找到了新的定位。他们不再向之前那样往农村扎堆，而是用各种文鲜明做成功案例，给那些无力承担高昂补习费的底层人民展示这些财富，以此来聚拢信徒：信主得永生，信我能发财。
他们利用从信徒那儿搜刮来的钱财进行投资理财，借着整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又获得不菲回报。如此反复，形成产业。跟朴家关系密切的崔太敏也用这种方式创办了“育英财团”，贪婪地吸吮底层百姓的血，并迅速完成了阶级跨越。
可经历过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人早已不是建国初期的文盲国家。整个教会的中高层，都是教主的亲朋好友，外人无法进入，这些金字塔的下层自然分不到投资收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加入野生教会？
其实他们并不傻。在基督教里，任何一个能对《圣经》提出独到见解的人都能自立门户。靠知识改变命运曾是韩国人唯一的希望，但知识却属于少数人。如同那座只占0.1%人数的天空之城，无情地将底层隔绝在外。
而与此同时，各类野生教会却让人看到了一个跨越阶级的捷径。看到了捷径，再进去学两年经验。越来越多的人都打着基督教的幌子建立野生教会。韩国成为野生宗教的温床。2003年发生在山东招远的全能神邪教，在被中国政府打压后也逃往韩国继续生长。
随着各式五花八门的教会创立，渐渐地，本土的韭菜不够用了。他们又开始了向海外发展。2007年，23名韩国传教士踏上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富汗。在战火纷飞中的阿富汗，这些传教士被塔利班组织抓获。
当世人惊叹于这些传教士的勇气时，却不知道传教背后带来的利益庞大到足以让人铤而走险。如今，韩国的野生教会早已渗入中国，将中国农村作为新的势力发展区。
那么，韩国政府是否能彻底取缔这些野生教会和邪教组织？
这可能比较难。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决定了很多野生教会无法被划入邪教。而韩国政坛由始至终都无法绕过宗教。历年来的总统，甚至能基于各自的宗教信仰划分出左右两派。
从整体看，韩国政坛更迭史也是一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史。
早期东方胜，韩国清一色由有着东方中央集权历史印记的右派军政府掌权。在这一阶段，无论财阀如何野蛮生长，在强大的集权军政府面前，也只能是基于“国策民营”的经济理念培养的统治工具。而美国则是政治家们为了维持地位不得不拉拢的势力。朴正熙即便一心想着摆脱美国，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局面下，也要引进美资，出兵越南，跟美国搞好关系。
但自1992年起，基督教代表的西方文明在韩国政坛取得了完全胜利。1993年，首位非军政府总统金泳三上台后，韩国才算真正走上了民主化道路。而从1993年至今，韩国政坛完全就是一出基督教内部的对抗。双方可以直接分成右派的新教徒与左派的天主教徒。唯一的例外就只有朴槿惠。
那么问题来了，统治韩国的究竟是财阀还是宗教？
财阀的确是韩国的一座大山，但它的影响更多还是经济层面。它靠渗入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来跟政府斗争。但却始终无法对抗掌握着绝对权力的国家机器。
在双方的对抗中，财阀唯一好过的那几年也是独裁军政府退出历史舞台，而自己资助的新教人物又刚好当权。朴槿惠这个另类上台后，走得却是上世纪军政府那套，打算靠强权的压迫，让国家逐步接手财阀企业。朴槿惠时期的财阀日子过得反而更惨。
财阀无法控制政治，只能靠投资政治家这种合法手段间接涉足政治。今天我们说的财阀控制了韩国，其实是指财阀在国民经济里占了重要地位，并影响到了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也不敢随意拿它开刀，只能任由其野蛮生长，继续压着底层人民。
在理清了财阀的位置后，行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重新认识一下韩国了。
数百年来，李氏王朝的两班贵族们以汉学为尊，低贱的平民没有获取知识的途径，只能接受统治阶级灌输儒学里更利于统治阶级的那部分。里面诸如长幼有序、男尊女卑的思想就影响至今。韩剧《天空之城》中，儿子因不愿接受父亲的安排，被指责为“叛徒”；今年年初的“N号房”又让世人看到那片土地上的女性是以怎样屈辱的身份活着。
但接受不代表情愿。除了把两班贵族灌输的思想当作道德约束外，内心深处有着不满的底层人民还是会去传统的萨满教里寻找希望。萨满教带来的影响同样延续至今，不少学子在进考场前，家长都要找个巫师做场法事。
这两种传统文化糟粕盛行半岛数百年，直到基督教横空出世。它们把《圣经》翻译成易学的韩文，为了传教又兴建学堂。部分底层人士也开始掌握知识。他们逐渐认识到半岛不只是两班贵族的半岛，也是自己的半岛。这批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并在日占期以基督徒的身份走上了街头。
军政府时期，于现实里苦不堪言的人民转身投向各种野生教会和邪教组织。朴正熙带着韩国走出现实困境，并用教育让民众看到了现实世界里也存在着希望。但财阀的壮大又让名校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敲门砖，，考试演变为比拼家底。底层仍然无望。这时，邪教又再次出现，给世人展示了一条跨越阶级的捷径。
到了1990年代，基督教领导人上台。其内部又分成了新教和天主教。这两个基督教有着相反的政治理念，双方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新世纪上演了一幕韩国政坛大戏。但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贪的还是贪，廉的还是廉。于是，那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终于被摆上了明面：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后者只是前者用来统治的工具。
打着治病幌子的邪教新天地阻碍了抗疫，教主照样抓；为了人权在疫情期间于光华门高呼“释放朴槿惠”的正统基督教总联合会会长金光焄，也照样抓。韩剧《谤法》将政府高官、财阀、野生宗教之间的蝇营狗苟，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表现出来，入木三分。
政府能取缔邪教组织吗？
当然能。但如果没有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又为什么要取缔这些组织呢？
今天的韩国，各种宗教元素都杂糅在一起，并融入进了每个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充当了韩国人的精神寄托。取缔之后，失去了精神寄托的韩国人又该如何直面财阀造成的阶级固化、贫富悬殊的冷酷现实？
这正是朴正熙的深谋远虑之处：只有发展教育才能在自己和独裁军政府退出舞台后，仍能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继任者无需靠宗教也能缓和日益严峻的阶级矛盾。只是他死得太快，也太突然了。财阀崛起的速度远超他的预期，那扇阶级流通的大门又被关得太早了。
这也正是文在寅无畏之体现：财阀不是动不了，而是怎么动，动完之后又该如何收场。毕竟这个由政府亲手扶持起来的怪物是国民经济的柱石，它们也的确为韩国的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退一万步来说，保持现状意味着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都属于中产阶级。可没了它们，韩国是否还能保持超3万美元的人均GDP？
除了挚友卢武铉和前任朴槿惠，没人敢冒这个险。而朴槿惠敢对财阀出手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她渴望重回父亲朴正熙时代的独裁政权，不在意牺牲民主和自由，能直接靠强权压迫，让国家逐渐接手财阀企业来应对未知的经济局面。但是，朴槿惠本身没啥资历，只是靠着其父朴正熙威望的余荫走入政坛，纵然心比天高，也只能空横槊。
而作为正统天主教的左派人士，文在寅不可能忽视民主，自然也不可能粗暴的用强权直接干预市场，贸然把韩国推向一个未知境地。
他只能选一条左右兼顾的窄路。这决定了他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前阵子，文在寅让三星掌门人低了头。这远非胜利，因为那个问题依然存在：财阀若真被打趴了，韩国该怎样应对经济局势呢？
他想到了一群人。
他想到了一个人。
进入新世纪后，泰和馆几经辗转，被南监理教会财团购得，原建筑被拆除，成为一座12层高的基督教会福祉馆。
2016年，朴槿惠闺蜜干政门事件爆发。曾被朴正熙提醒跟朴槿惠保持距离的邪教教主崔太敏在死后又把自己的女儿崔顺实介绍给了朴槿惠。崔顺实继承了父亲的通灵本领，并借此成为朴槿惠长达40年的闺蜜。而崔顺实的女儿又凭着特权身份进入了名校梨花女子大学。
就此，那个在韩国早已人尽皆知的潜规则也发生在了梨大。就连“天空之城”之首的首尔大学，都有一半学生来自江南区，一个跟总统关系匪浅的家庭让女儿以特长生身份进入梨大又有什么稀奇？
但梨大的女学生们无视了这个事实。或许在她们看来，那些江南区的富二代可能是靠着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在高考中竞争过其他对手，但至少，他们遵守了游戏规则。
她们可以接受或许没那么公平的游戏规则，因为那是无奈的现实。但她们却不能接受这个规则合理地成为少数人用来隔绝多数人的工具。
如百年前的校友柳宽顺一样，梨大的女学生们再一次不畏强权，站了起来。她们聚集在本校广场上，点燃烛光，要求校长辞职。
巨大的生存压力让人均收入近20万人民币的韩国人民再次绝望。绝望到不愿再生孩子。与过往都不一样，即便年入20万，人民还是觉得活得很累。这在汉江奇迹的时代完全无法想象。有的吃，有的穿，即便没那么多钱上好的补习班，但在全国近三分之二中产的大背景下，怎么着也能小康过完这一生吧。
但天空之城的含义并不是中产，财阀名企也不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岗位，那是通往0.1%的上层阶级敲门砖。
中产还不是一样当社畜、吃泡菜，每天加班到深夜，老人靠着辈分欺压新人，女性时刻提防着职场性骚扰……只有成为金字塔顶端，才有可能触摸到生活，否则就是行尸走肉般过完一生。他们甚至不如上世纪的工人长辈，还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可一个被逐渐认清的真相却是，下一代也只是重复同样毫无意义的人生。除非天降奇迹，生出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靠天赋就能考入只有2%的考生才有机会进入的SKY；亦或者加入练习生大军，期待着天降大运，出道成为明星。
望着眼前的韩国，天主教的文在寅或许想到了《圣经》。耶路撒冷城中有一个小城门，别称“针眼”。骆驼必须把驮的货物卸下、屈膝跪下才能通过该门，意指人要放下一切，在主面前谦卑下来顺服神，才能进天国。这是基督教中“窄门”的含义。
现实世界也存在着一扇窄门。一扇阶级流动的窄门。要想通过这扇门，靠放下和顺从显然无用，唯一的方法只有拼搏、奋斗。
可在财阀掌控经济命脉的韩国，人民明明已经在很努力地拼搏、奋斗了，却还是什么也没变。
文在寅要改变。
如何在不依赖财阀的基础上也能发展经济呢？
先天条件决定了韩国无法像中国一样，可以靠庞大的人口基数来拉动内需来寻找新的变量。而海外市场的扩张还得靠这些财阀。难道只能像朴槿惠那样，用国家慢慢接管财阀？遗憾的是，就连这个办法也注定失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民曾为这些财阀集团捐款。但最终财阀们还是靠着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们才挺了过来。这彻底打破了朴正熙通过政企合一扶持民族企业，以便靠经济独立摆脱美国牵制的算盘。三星56%的股份都在华尔街手里，利润大头都流去了美国。
即便国家接手了财阀，也是在替美国打工。而打工仔的收入是有固定上限的。文在寅唯一的翻盘可能性，就是让韩国成为真正的独立自主之国家。再用国家掌控财阀，顺势解决韩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
革命尚未成功。归根结底，韩国至今还是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的独立自主国家。一切又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那时的半岛断壁残垣，礼崩乐坏。绝望的底层人民纷纷靠宗教麻痹着神经，上层阶级又披着宗教的外衣你争我夺。
1947年，回国后的金九对人民这样说道：
凡是是建立一个国家，求得这个民族的生存与生活条件，必须有一种哲学作为基础 。若是没有本国的哲学，就不能统一国民的思想。今天倾倒于某个国家的哲学，明天又陶醉于另一民族的哲学，永远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 、精神的独立，只能永远依赖别人 。
直到今天，我们仍没看到属于韩国的统一哲学。文在寅看到人们于世俗中结束完一天的劳累后，仍然会在月光下走进遍布首尔的一间间教会，寻找最后的心灵港湾。
身为一名天主教徒，文在寅有着自己的信仰。但韩国这个民族的信仰又是什么呢？
年初的N号房，可以看到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身影；家长们跑到深山寻找巫师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做法，又是本土萨满教的影子；金榜题名后，家长的第一句话是“感谢主”而不是拍拍孩子的肩膀说声辛苦了，这又是西方基督教的影响；而总统掌握着绝对权力又十分符合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领导人标准。
表面光鲜的韩国，内部却靠着各种各样的宗教提供着精神力量。
比经济独立更难的是思想独立。这是百年前的金九倾尽一生都没能完成的使命。如今，这个使命又落到了文在寅头上。
该如何完成这个使命呢？百年前的金九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这一生，先是参加了儒家科举，后来又研究了一阵子封建迷信，最后又在西方书籍里找到了一个跟儒家有着同样意思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于是，那些走上街头的学生点醒了他。在他37岁时，金九在狱中改号为“白凡”。用他自己的话说“白凡是表示我国最低贱的屠夫和无知的凡夫，希望他们最低限度都有和我一样的爱国心的意思”。
遑论什么宗教还是政派，只要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
所以文在寅还是向财阀开刀了。他要打破拿死工资的现状。没人知道他会进行到哪一步，也没人知道他要如何应对极有可能下滑的经济形势。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 END -
本文作者：地中海螃蟹，血钻故事研究员。重点研究方向：东亚，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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