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陈映真｜后街的普通人，台湾的老灵魂

《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短片

2016 年 11 月，陈映真去世。那是一次轰动的文化事件，也是一场盛大的怀念。两岸知识界发声，媒体纷纷报道，有人说随着他的离去，一个时代结束了。我在纷纷攘攘的声音中，因好奇读了他的小说《面摊》，故事温暖、朴素，没有花哨的技巧，是最传统的写实小说，但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回忆起在大学课堂读《将军族》的感动，想找他更多的作品来读，才发现这么久以来，大陆还没有系统地出版过他的作品集。

在两岸，陈映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他是小说家、思想者、社会运动家，他的小说读者，从三毛、白先勇、蒋勋、林怀民到王安忆；他是全才型的文学家，做出版、写戏剧、参与乡土文学论战、为自己的小说画插画，和友人创造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他在八〇年代创办的《人间》杂志，开创纪实摄影与非虚构写作先河，影响至今。他是知识人的偶像，身上有着理想主义和永不停歇的批判精神，不与时代潮流妥协，王安忆老师为他写过一本书《乌托邦诗篇》。

随着编他的小说、阅读资料的深入，一个有魅力的文学家浮出水面，他的身份多元而丰富。我惊奇地发现，在台湾 20 世纪的后半叶，陈映真是最重要声音之一。而我们竟然这么晚才了解他、阅读他，如果把岛屿比作一个人，陈映真曾是它的灵魂。与此同时，许多疑问也包围着我：既然他如此重要，为何作品迟迟没有进入内地大众的视野？要如何理解他的丰富性、他的信仰、他的“不合时宜”？借由陈映真小说全集首次在大陆出版，这位文学家留给我们的价值才得以“第一次”被讨论。寻找陈映真，也是寻找我们失去的视野，探寻一个知识人的历程与他书写的 20 世纪。

陈映真（1937-2016），蔡明德摄影

“后街”上的普通人

对陈映真的第一印象，是温暖。

《面摊》写在台北西门町的夜色里摆面摊车的小夫妇，咳血的孩子，年轻的妇人和勤恳的丈夫，他们总是推着格登格登的车子在傍晚的街角，怀恋故乡初夏橙红的早星，当街头骚乱起来的时候，他们和别的商贩一样四处躲避警察的驱赶；开市第一天，因为没有申报流动户口，他们不得不向警局交六十元罚款才能取回被没收的摊车，一位年轻的警察出现，待他们友善，是陌生都市里的一丝温情。

这篇写于 1959 年的小说，亲切真实得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这是陈映真 22 岁发表在《笔汇》上的第一篇小说，由大二的作文改写而成，那时他在读淡江英专。随后发表的《我的弟弟康雄》，原文后还有国文老师叶嘉莹教授认真的批注。作家三毛读了小说之后很感动：“世界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这种温暖也溢出了小说之外。曾听淡江大学经济系的林金源老师讲过一段故事。20多年前他刚任教职时，用了两本人间出版社的书做教材。他收集书里的错误，寄信给陈映真（陈是发行人），盼再版改正，很快收到了陈映真的回信，向他表达诚挚的谢意和嘉许。又有一次，林老师在一次会后走往路边骑机车。就在他狼狈地一手撑伞、一手穿雨衣时，身后默默出现一把大伞帮他遮雨，回头一看，是陈映真。只是一个小动作，带给他极大的温暖。那时，，陈映真已是鼎鼎大名的作家，他是初出茅庐的教员。

蒋勋在《我的老师陈映真》里面也写到陈对他写作的指导，那时陈映真是强恕中学的英语老师，常常背把吉他在课堂上用低沉而厚的嗓音唱美国蓝调。蒋勋毕业时，陈映真在他的纪念册写了“求真若渴，爱人如己”，成为他后来的箴言。

《阅读陈映真》别册，编选两岸六位名家文章，蒋勋《我的老师陈映真》收入其中

《将军族》（1959-1967）收录脍炙人口的名篇《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等24部中短篇。我惊讶于这些作品的年轻，全都完成于作家 30 岁之前，入选“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的《将军族》这一短篇写于 27 岁，白先勇将之称为“台湾的寓言”，王安忆初读时即被打动：“写一个三角脸和一个小瘦丫头，命运将他们胡乱抛在一处，让他们相依相靠。这个故事集浑厚与温柔于一身，打动了我的心。”

“下一辈子罢！”他说，“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

远远地响起了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伊说 ：

“正对，下一辈子罢。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

——《将军族》

1983年在爱荷华，前排左起安格尔、陈丽娜、聂华苓、王安忆，后排左起陈映真、茹志鹃、许世旭夫妇

那是台湾的六〇年代，白先勇办《现代文学》杂志，写《台北人》；陈映真与尉天骢等友人办《文学季刊》，密集地发表小说之余，他还参与《剧场》编务，写戏剧、剧评，参演话剧《等待果陀》，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白先勇在《明星咖啡馆》里写过他们的知遇：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〇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 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

——白先勇《明星咖啡馆》，1979

台北的明星咖啡馆，曾经的作家云集之地

陈映真一直在写“后街”上的人。后街，藏在繁华饱足的时代背面、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之外，那些时代隐秘的角落里，不被看见的普通人。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也写到城市风景里贫困的后街，指的是“记忆的隐匿场所”。

台北街头挣扎求生的异乡人、自毁的安那其少年康雄、在南洋战场吃过人肉的乡村教师、一生孤苦离散的外省士官、华盛顿大楼里“北漂”的小职员、为信仰受禁锢的青年……温柔辛酸的人间浮世绘，这些人物构成20世纪后半叶“人”的精神史，而每一个人物，都是对一个社会族群、一段历史议题的反思和回应。

台北70年代的西门町

冷战下的台湾，两岸分离的历史，台湾左翼青年的前世今生，现代化带来的城乡撕裂和人的危机，跨国资本对于本土的掠夺……他走过当代历史的后街，一一书写碰触时代疼痛的大问题，写下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写下被侮辱与被伤害的故事。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里《二手书店的奇幻漂流》一集，台湾旧香居书店女主人分享过小时候读《将军族》的感动，“看得欲罢不能的一本书，花了一小时左右看完，站起来腿都麻了”。陈映真的小说之所以动人，我想是因为他对于人真正的关怀、理解，他总是会触碰到人内心最柔软、最疼痛的地方。

比如《将军族》里外省士官三角脸重逢康乐队里的小瘦丫，不禁感慨：“一个生长，一个枯萎，才不过是五年先后的事！”《第一件差事》里自杀的男主，形容人生飘零的状态，“一些人离散了……像黑夜里放的烟花，怎么热闹，终归是一团漆黑。”

这些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小说，今天读来并不隔膜。《唐倩的喜剧》对于知识分子绝妙的讽刺，《上班族的一日》对于社畜想辞职而不得的心情，非常有共鸣；如果说台湾的现代化比大陆要早一个世代，那么这些小说里所反映的时代议题，仍然具有当下性。

电影《恐怖分子》

“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

陈映真最容易引起当下年轻人共鸣的小说，是他在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写的“华盛顿大楼”系列，那是他经历过一段“远行”之后重返文坛的作品（白先勇在《明星咖啡馆》里写“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也是指此次“远行”）。1975 年，他到美商温莎药厂工作，在忠孝东路的大陆大楼上班，那正是台湾社会经济起飞的时期，也是罗大佑在《鹿港小镇》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的年代，许多年轻人开始到台北都市打工。“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就是以大陆大楼跨国公司的故事为原型，原本计划要写完“华盛顿大楼”的13层，一层一个故事，最终只写完4层，即《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

音乐人李寿全曾把小说《上班族的一日》改编成歌曲，歌词说道：

“是不是人人都要固定的工作，

是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生活，

我不要办公室里孤独和冷漠，

我不要盲目工作丧失了自我

记不清年轻时候做梦的我

是否也愿意做一个无奈的陀螺……”

台北的华盛顿大楼，冷峻巍峨充满科幻感，位于城市最为壮丽豪华的大楼林立的商业街区，上演着今天你我的职场人生，也是现代都市命运的缩影。在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黄静雄因升迁机会被顶替，怒而辞职，回望十年职场，发出一声感慨：“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他想重拾年轻时的纪录片导演梦，却才半天不上班就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到了晚上，老板一打电话给他，他便答应第二天回公司，默默收起了早上才找出的摄像机。

他忽然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的孤单。他这才想到 ：这一整个世界，似乎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一大早，无数的人们骑摩托车、挤公共汽车、走路……赶着到这个大机器中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八小时、十小时以后，又复精疲力竭地回到那个叫作“家”的，像这时他身处其中的，荒唐、陌生而又安静的地方，只为了以不同的方式喂饱自己，也为了把终于有一天也要长成为像自己同其遑遑然的“上班族”喂饱——养大……

——上班，几乎没有人知道，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一点点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杀多少才人志士啊。

——《上班族的一日》

“996”的工作，被压抑的梦想，格式化的生活，职场的性别歧视与霸凌，升迁的不公正，不同派系的争斗，“台北漂”青年的蜗居生活……这一组小说里有我们熟悉的今日映像。当然，陈映真要写的不是“职场小说”，他立意要批判台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跨国资本对于“第三世界”的侵夺，大众消费社会人的异化与物化，都市人情的冷漠、价值的撕裂、人的漂泊感，正如他在《后街》一文中所写：“饱食、腐败、奢侈、炫丽、幸福的后街，是环境的崩坏、人的伤痕、文化的失据。”

《云》记录了一段被压杀的工会运动的始末，陈映真把为《夏潮》杂志采访时的笔记素材小说化。在小说的结尾，“张经理”写信给助理Lily，想请她吃个晚饭。心里想：“这两年来，为什么我只是把她当作效率很高的打字、打杂的机器……”今天读来，真是一点也不过时。《夜行货车》的结尾，刘小玲决定跟詹奕宏回到乡下去，如同许多年轻恋人逃离北上广一样。《万商帝君》里的林旺德因对“MANAGER”的渴望不得而疯掉，扮成“万商帝君爷”，是小说中最让人震颤的一幕。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夜行货车》海报

人的精神水位曾经这样高过

翻开台北远景初版的《将军族》，后环衬赫然写着一段话：“此书于1975.11.28由‘警总’查禁，理由为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者”，才知道这本小说经典曾是一本禁书。

也许今天无法想象，在台湾戒严的几十年间，鲁迅是禁书，读鲁迅、巴金，是思想罪。那也是一个“聋哑时代”。陈映真上初中时在生父家的书房里读到了《呐喊》，少年时代的这本小说集，以及大学时到牯岭街旧书店淘的巴金、老舍、艾思奇《大众哲学》、斯诺《中国的红星》、《马列选集》，一寸一寸塑造和改变着他，使他的思想发生豹变。“这些禁书使他张开了眼睛，看穿生活和历史中被剥夺者虚构、掩饰和欺瞒的部分。”

与此同时，少年时代身边一些人的遭逢，也使他不得不张开眼睛，探问历史的究竟：在童年的莺镇，九岁上同胞哥哥病死（笔名陈映真便是哥哥的本名）、邻居的外省人陆姐姐被抓走、从南洋战场回来的小学吴老师突然失踪、初中时在台北车站看见用猩红的朱墨写成的枪杀政治犯的布告……

1968 年，陈映真在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前夕，与友人因“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被逮捕，开始长达七年的“远行”，便是惊动一时的“民主台湾同盟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