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胜利/文

摘 要：以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意见意义之间的干系为着眼点，以中国书法史为经略，展示出差别汗青时期的文学意见意义对同期的书法艺术气魄气魄的影响，并以魏晋风采、盛唐景象为个案，偏重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浸濡与融汇。关键词：中国书法；文学意见意义；魏晋风采；盛唐景象

一、引 言

险些与中国文学的产生与生长同步，我国的书法艺术劈头也极早，自秦汉以后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借用鸡生蛋、蛋生鸡之讨论模式，书法与文学之干系孰先孰后，确实还难以下定论。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它理所固然地与文学同属于一个范畴，都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根据鲁迅老师的见解：陪伴着嘿哟嘿哟的劳动号子产生了诗歌一类的文学样式，以刻画标记为代表的象形笔墨或言类笔墨也险些同时出现，最早的书法艺术探源事变应该由此开始。以是说从诞生之时，，书法与文学的干系就密不可分，且始终陪伴着文学意见意义的变革而不绝生长、成熟。以甲骨文、金文、石鼓文情势生存下来的古典文献，既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也堪称古代书法艺术的精良代表［1］。

中国古代由于用毛笔誊写的奇特性，使得书法创作与文学创作合二而为一，两个进程完全融合，并轨而行，因此古代并无专职的书法家。又由于对文学作用的标榜，汉魏时期曹丕乃至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的作用积极夸大，人们每每忽略了字里行间闪烁的书法的灿烂。显而，书法与文学是两种截然差别的艺术情势，有着各自独立的生长进程、差别的艺术表现方法，但二者之间，又是密不可分、不弃不离且相融相渗的美满艺术团体。无论从创作和审美、写意与达情、本领及内容角度来说，都充实反应出书法与文学的密不可分干系。在漫长的汗青光阴里，中国书法艺术从未沉溺，其自身的天生、生长、厘革、成熟构成了一部生生不息的生运气动史，始终与文学的生长痛痒相干，所谓的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的期间书法特性，总是表现出与同时期的文学意见意义的高度同等。

图1 蚌埠双墩遗址刻画标记

二、口耳相传时期的文学与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生长的汗青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期间，肇始于秦汉，郁勃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而到达顶峰，元明时期承续前代，清代再度复兴。到了近当代，五四新文化运向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了剧烈的打击，书法却独善其身，丝毫未受影响，毛泽东终成一代书法巨擘，即为佐证。

书法在中华民族特有的生长的汗青进程中，常常与文学相伴相生，并肩而行。天下上全部的神话传说都会合表现着文学萌发时期的特性，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也无一不显现着我国古代庖动人民对天然的认知和无穷的抱负，表现着人们对精美生存的向往和寻求，此中包罗的信息黑白常有代价的。关于汉字的劈头，汗青上有着很多传说版本：有的说是源于伏羲氏始作八卦，刻画标记渐变作笔墨；有的说始于神农氏结绳记事；传播较广的是仓颉造字说。《荀子·解蔽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2］随后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中则只夸大仓颉作书，把全部的劳绩都归功于一人。《淮南子》、《论衡》等则不但把造字之功全推至仓颉头上，并且附会说仓颉有四只眼睛，生而能书。

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抟土造人、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一样，仓颉造字说不外是古代庖动人民先人崇拜、崇尚好汉的团体生理特性的表现，把先民们团体聪明的结晶归于一人。对此，鲁迅老师以为：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流派上画一些画，息息相通，口口相传，笔墨就多起来，史官一收罗，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笔墨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子。［3］字画同源之说传播甚广，其缘故起因在于二者都是由线条的支解而构成艺术形象，它们之间的连体是笔墨，而书法与文学之间的天然接洽天然也是汉字，汉字与书法有着与生俱来的血缘干系［4］10－11。

所见的原始图画、陶器刻画标记、图画笔墨等（见图1），都是真正的笔墨出现从前的东西，与汉字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干系，可以统称为前汉字形态［4］10。

固然这些非正式的笔墨间隔成熟汉字尚有相称大的差距，但却为人们提供了紧张的审美头脑。宗白华是我国闻名美学家，终生情笃于艺境之寻求，亦即探求艺术的美。他一开始就把书法作为一个紧张而奇特的艺术门类，从美学角度高高在上予以审视。他以为，中国书法写字时是用笔画结成一个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单位［5］。天下上的笔墨那么多，为什么只有中国汉字写出来可以或许成为公认的书法？它涉及书法的缘起，也与书法的特性有着肯定的接洽。对此，宗白华在前人研究的底子上指出：中国人写的字，可以或许成为艺术品，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这就从汉字形成的外部条件指出其关键要素。朱光潜也说过：美感劈头于形象直觉。这种形象直觉的作用非常紧张，在审美上激活了人们的想像力和对生动性的寻求，其产生与文学意见意义的创造同出一辙，异曲同工。

与之相雷同，诗歌是人在劳作、来往中，感於哀乐、缘事而发的天然召唤和即兴抒咏：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後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是最早的抬木头之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最早的狩猎之歌；禹行功………涂山氏之女…候禹於淙山之阴。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倚兮’，是一首动人至深的缅怀之歌，也是后代统统情歌的源头，被称作我国南音之祖。作为中国第一首情歌，简简单单四个字，却道尽了涂山氏女对丈夫的无尽缅怀之情！笔墨之中渗出着原始而淳厚的审盛意蕴。因此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书法内容与文学意见意义性相干联，我们在欣赏书法的情势美时，同时也在欣赏文辞美，人们对书法的审美是综合的审美，也应该包罗文辞内容在内的深层文化信息的全面体验。书法与文学、与诗、与画和其他艺术一样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是中国文化艺术精力的具体表现。徐复观老师以为：中国的精力在本质是上一种艺术的精力，是一种对艺术的诗化的审美和感验。［6］很显然，最能表现这一精力特质的又莫过于文学和书法了。书法和文学都是一种审美，一种对天下万物的诗意的审美是审美主体对宇宙、对生命、对天然的生生不息的活动的诗意的融化和创构，中国艺术精力之最高地步便是对此精力的不懈寻求。从这点来看，书法和文学存在着一种内涵的精力契合。

二、魏晋风骚对书法的影响

书法与文学的真正融合应始于晋代王羲之，王羲之书法的美学意义并不但仅在于他的《兰亭序》的杰出孝敬（见图2），更在于他开创了书法与文学水乳领悟的典范，书法精力和文学精力、书法意境和文学意见意义融合后得到了美满的表现。审美本身可以或许在文学意见意义和书法意境中得到了美满的领悟。

魏晋风骚是魏晋时期士人所积极寻求的一种极具魅力和影响力的品德美，是他们所追慕的艺术化的人生，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本身的言行、诗文、艺术实现自我人生的艺术化。晋人向外发明白天然，向内发明白本身的蜜意。山川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川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付天然有那一股奇怪发明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意见意义。［7］

魏晋时期，名士多为文学艺术名士，其情真发乎此中，清新天然，如出水芙蓉，一反错彩镂金之态。王羲之书法清洒俊逸，摆脱隶书之厚重之气。陶渊明诗清纯淡雅，洒脱悠然。魏晋风骚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品德表现，并成为当时主流的审盛意识形态。名士崇尚天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骚自赏。晋朝屡授王羲之以官职，但遭屡拒绝，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8］2094正是由于其精力的超脱玄远。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8］2093，正如他本身所言：夫书者，玄妙之技也，自非达人君子，不可得而述之。［8］2093不以世事为务，惟以隐逸为善，才华作育那极具传奇色彩的行书榜样《兰亭序》，万世垂范。

魏晋士人的人生大多是一种诗化的人生，会合表现出对实际生存布满着抱负和浪漫情调的艺术升华。紊乱而痛楚的汗青究竟使当时的士人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浊世，因此对文化、头脑和社会民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循规蹈矩、道貌岸然的人及事好像都成了一个个打趣，传统的力气在无形里消散，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的来日诰日面前选择了反叛。在期间思潮和汗青变动的荡漾下，魏晋名士无不具备墨客般的气质，洋溢着浓厚的文学意见意义，谙悉艺术的精华。曹操横槊赋诗，阮籍默言长啸，王羲之兰亭挥毫，顾恺之丹青破壁，无不露骨地折射出文学意见意义与字画艺术交相辉映的光芒。他们品德中所包罗的风采、气质、本性等因素，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升华，既表现为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意见意义，又将其融入书法艺术之中，恣意地挥洒着人生，即所谓的工夫在诗外、工夫在字外。

图2 王羲之：《兰亭序》

三、盛唐景象下的书法艺术

盛唐景象之下，诗文郁勃，书法艺术再次绽放出壮丽多姿的光芒，清劲二字可为唐初书风的归纳综合，好像李白的诗篇。唐代文化传承于魏晋南北朝，颠末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荡漾之后，唐代文化一洗前代靡靡之风，尽显恢弘心胸，无论在自身建立还是中外文化交换上均表现出高度的自大心和开放性。书法艺术作为唐代举足轻重的一种文化艺术情势，也势必表现出同样的特性。由于天子的喜好与推许、科举制度以书取仕、宗教写经等因素的影响，唐代书法与以往朝代相比越发郁勃，书法语言出现出极大的富厚性，文学意见意义与书法艺术浑然和合，相互渗出。

书法与文学同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读书深，养气足、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书法家不能仅为写字而写字，不然，纵然笔墨本领再高，也不会为汗青所承认，即书为诗之余，因此很多精美的诗歌、骈文成为书家竞相摹写的东西。曹植的《洛神赋》想象富厚，词采流丽，抒怀谊味和神话色彩浓厚，唐代书法家大概因其文辞精美，大概缘于其故事凄婉动人，纷纷仿效东晋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在笔墨之间倾诉着本身的情怀；而《千字文》虽为实用之蒙学读物，历代书法家险些都誊写过它，有的还用多种字体誊写，如隋代智永有《真草千字文》，听说写了八百本；唐代欧阳询用楷书、行书、草书誊写过；褚遂良用大、小楷誊写过；孙过庭用草书誊写过；张旭、怀素都曾用草书誊写过［9］123－144。

同一的大唐王朝在开国之初，建立政治经济大一统格式的同时，肯定也会思量形成大一统的文化格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盛唐景象和魏晋风采可以说是两种截然差别的人文主义思潮。初唐的文学艺术以雄强、博大、开阔、豪放的爱国题材为美学寻求，具有一种民族的公理和正气，书法上也能表现出这一特性。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白等人的书法就是这一时期的典范代表。假如说李白、杜甫的诗歌创建了盛唐诗歌的弘大景象的话，那么颜真卿、柳公权的书规矩创建了盛唐书法艺术的典范。颜真卿的楷书出于二王，融合初唐的褚遂良、虞世南，形成了本身雄强、博大、丰腴的书法美学气魄气魄，而柳公权书规矩劲健、峭拔、瘦硬、洞达、爽爽有神，世称颜筋柳骨。在魏晋风采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出现出俊逸不羁的特色，这正是人们心田性情的客观表现。而唐代在离乱之后的长期同一中，必要一种回归法度的进程。在书法艺术范畴具体表现为从散乱广博的书道之中总结建立起一套合乎艺术规律的法度，渴望恣意挥洒、表达心田向往美功德物的感情律动［10］。

唐代古文活动汹涌澎拜，从本质上看便是文人士大夫以济世头脑对文学艺术的理性观照，是儒家文艺审美代价观对文学艺术创作方法的重新审视和解释。古文活动在注意道的内涵的同时，摆脱了六朝骈俪情势的束缚，越发存眷社会生存本身，创造出具有期间风采的清新亮丽的作品。固然，作为上层构筑意识形态的种种文学艺术门类天然是相互关联、息息相通的，古文活动的影响在书法艺术上也很明显。唐代古文活动的领武士物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指出：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痛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川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轰隆，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代。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好坏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尔后旭可几也［9］291。

可以说，韩愈以作文的理论指涉书法艺术：书法家的生存、心态、感情对付书法作品的浸濡作用十明白显，单方面地摹写他人作品，永久不能成为一流的大家。

四、余 论

在中国书法史中可以随意发明，汗青上书法名家中有相称数量是文学家。以天下图书出书公司1997年重印出书的《中国书法大字典》为例：该书选用了历代书法家360余人所出碑碣法帖共310余部430余卷。在这360多人中，从秦汉时期的李斯、史游、蔡文姬到西晋的陆机、王羲之，唐宋的贺知章、李白、张旭、杜牧、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范成大、朱熹、陆游、岳飞、周邦彦、秦观、毛滂、文天祥等，元朝赵孟颊，明清吴中四才子（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扬州八怪（郑板桥等），到淡默探花，太守王梦楼（即清代文学家、书法家王文治）。这些人的特点是，既是书法家，又是文学家［11］，以此足见文学的魅力对书法艺术的辐射。书法与文学有着长时期的视野领悟，二者也有汗青和本体的分野。书法是艺术的审美，文学是头脑的审美；书法注器重觉打击力，文学更注意其意见意义性。但接洽二者的共同纽带则是其抒怀谊味，这也是其艺术美感与情势美感很好地连合在一起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顾如铭.书法之初探［J］.科学中国人，2007，（6）：96－97.

［2］（战国）荀卿.荀子集成［M］.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86：258.

［3］鲁 迅.门外文谈［M］.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73：69.

［4］汤大民.中国书法简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书社，2001.

［5］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书社，1987：132.

［6］徐复观.中国艺术精力［M］.北京：商务印务馆，2010：53.

［7］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1981：227.

［8］（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上海字画出书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字画出书社，1979.

［10］路怀中.简论好坏的艺术精力［J］.中国西席，2009，101：63－64.

［11］黄秋实.书法与文学［J］.文艺批评，2001，（2）：89－91.

（孟云飞转自《合肥产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