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见证中华文明辉煌灿烂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充分说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数量、种类之多、形体之大、造型之奇、文化内涵之丰富,举世罕见,反映了古蜀先人艺术与技术的辉煌成就。
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7年,遗址所处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1986年,在遗址祭祀区发掘两座祭祀坑,出土金杖、面罩、铜神坛、神树、人像、面具、玉石礼器、象牙雕饰等珍贵文物1720件,揭开了早期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202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五座商代晚期祭祀坑,对进一步揭示古蜀文明的文化面貌与重要价值,不断深化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历史进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图为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现场,以及出土的铜大立人像和铜纵目面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中心区域南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和其北面形如新月的月亮湾台地共同组成了广汉久负盛名的景观——“三星伴月”。
1929年,一位农民在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台地掏沟时偶然发现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促成了1934年在月亮湾的发掘,翻开了古蜀王国地下史书的一角,自此拉开了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初,三星堆发掘者根据历年所获资料,将属同一遗址群的各遗址点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并首次进行了分期研究。
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的发现,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成为信史。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星堆博物馆在三星堆遗址及外围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试掘、调查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确认青关山台地为“宫殿”性质的最高等级建筑区,城址布局和营建、演变过程得以逐渐明晰,遗址的分期和年代序列逐步完善……
2019年,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支持下,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再次启动,取得重大进展。截至2022年5月,已出土金面具、铜方尊、铜神坛、神树纹玉琮等各类编号文物近13000件。
图为商代晚期的青铜大立人像。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张艳/摄
青铜大立人像,人像高180厘米、通高260.8厘米,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人像头戴高冠,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双手手型环握中空,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雕像整体形象典重庄严,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按真人的高矮、比例、动作塑造,对眼、耳及双手作了较大夸张,以此强化人像超凡的一面,制作之精美细腻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罕有其匹。
造型奇特的文物,展现了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技术的完美结合。被戏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青铜纵目面具,因双目和耳朵的夸张造型而得名。其体量巨大,轮廓突出,五官夸张,宽138厘米,高66厘米。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透露出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之气,给人以强烈威慑感。
Ⅰ号青铜神树,1986年出土,高达396厘米,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采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是我国目前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一件。神树雕像有三层枝叶,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的花果或上翘,或下垂。三根上翘树枝的花果上都站立着一只鸟,鸟共九只(即太阳神鸟),下部悬着一条夭矫多姿的龙。
图为商代晚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制品、玉石礼器和陶器,都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考古发现还显示,三星堆遗址内建筑独具特色,城址内祭祀区、普通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分布井然有序。众多的房屋建筑遗址,表明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这些房屋有方形、长方形、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居多。其建造方法采用在地面上挖沟槽,在槽中立柱,间以小木棒和竹棍作为墙骨,两侧抹草拌泥以成墙壁,然后墙壁经火烧烤,上为榫构梁架与屋顶,具有浓郁的古蜀地域特色。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三星堆地区作为古蜀时代的重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创造了繁荣昌盛的社会文化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三星堆遗址无疑是其中一颗闪亮的星,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策划:魏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