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乾隆问刘墉：“京师九门，每天出多少人，进多少人？”刘墉回答：“两人。”乾隆觉得诧异，刘墉解释道：“万岁，我说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种人，男人和女人。”乾隆又问：“那我大清国一年生多少人，死多少人？”刘墉说生一人，死十二人，接着告诉乾隆他是按属相说的。譬如今年是马年，出生的人无论数量多寡都属马；而不管多少人去世，总离不开十二个属相。“城门每天进出的人数”和“一年生死的人数”，很难把握准确。说少了，违背了皇上人丁兴旺的心愿，圣心肯定不快；说多了，皇上又会觉得这是在虚报，他作为臣子不了解情况，是失职。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下，刘墉便从数可实可虚，可分散也可归类的角度来回答，巧妙又有趣。
　　
　　又有一次，乾隆偶然听官员说起刘墉怕老婆，便借此打趣他。刘墉回道：“不是臣怕妻子，而是臣的妻子不怕臣。”说一句“是”失面子，直接否认又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大加解释则越描越黑，在皇上面前还不能流露愠色。于是他轻描淡写，又似乎含着点诙谐和无奈，却充分表达了自己不懦弱也充分尊重妻子。
　　
　　同朝官员和珅利欲熏心，却深得皇上宠幸，还千方百计陷害刘墉。与和珅的交锋中，语言可谓刘墉防身的有力武器。
　　
　　某年年终，众臣报告国库里的银子所剩无几。乾隆找来刘墉问话：“这些银子都去哪了？”刘墉镇定自若：“掉河里去了。”乾隆哭笑不得：“怎么不去捞起来呢？”刘墉发出感叹：“河深（和珅）呐！”
　　
　　一次，劉墉以抓鱼暗讽和珅，结果落入了圈套，要参皇上一本，否则就得给和珅磕三个头。翌日，刘墉先向皇上以私自看戏为由请罪，之后又说还有一事上奏，是涉及皇室的流放之罪。皇上一听罪名不小，连忙询问具体案情，刘墉却说，要皇上答应他恕罪，才能说。刘墉磕了三个头：“臣所奏之人正是当今圣上！”乾隆本想发作，，但想到刘墉一贯幽默，反倒笑着问他原委。刘墉说乾清宫失火时皇上从明陵搬来木头，这是偷挖坟墓，又说皇上脖子上戴的念珠就是刑具，只需要到他家去流放一趟就可以了。在去自己家的路上，刘墉把与和珅打赌的事向皇上和盘托出，反而是和珅被叫去遭骂了一顿。
　　
　　刘墉的反败为胜，与他素日给皇上留下的幽默形象分不开。他了解乾隆的心理，因此能让乾隆感受到刘墉不是真的和他作对，而是一场闹剧。在与乾隆的对话过程中，他作了恰当的铺垫，在事后又不忘必要的补充。乾隆即使有怒气，也只能冲着始作俑者和珅去了。
　　
　　刘墉身陷困境能言谈自若，且每每妙语解颐，简短的话也意味深长，真不愧为一代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