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街上走，隐约听见有人喊“三妮”。环顾四周，人来人往，人们步履匆匆，面目漠然。哦，是从渺茫的时空里传来的声音。
　　
　　那年，也是一个人，也在这条街，听见有人喊“三妮”，回头，看见一张黑黝黝的脸，笑灿灿的。愣怔了一秒钟，我跳起来喊：“大树哥。”
　　
　　大树哥是老家的邻居，比我大十岁，但他总爱跟我闹着玩儿。除了大树哥，老家的人沒谁喊我“三妮”，母亲也不喊。起初听见他喊“三妮”，我噘着嘴说我不叫“三妮”。可下次见了，他仍然笑嘻嘻地喊“三妮”。我生气不搭理他，他却猫逗老鼠似的喊得更欢。慢慢地，我就习惯了。
　　
　　在我记忆里，大树哥整天扛着个锄耙或铁锨，有时也扛麻袋，拉地排车，放羊。到了冬天，大树哥就没事做了，常常跑来我家玩儿。大树哥说话时总是嬉皮笑脸，我有点儿不待见他。
　　
　　一天，大树哥一走进我家院子，就盯着我家的屋檐看，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遭。我问他看什么，他说，小小虫（麻雀）窝。我说，看小小虫窝干什么，他说，给我捉小小虫玩儿。我突然觉得大树哥一点儿也不讨厌了，我开始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催他赶快捉小小虫。
　　
　　大树哥有一手捉小小虫的绝活，天黑后，用手电对准小小虫窝照过去，小小虫就会扑扑棱棱往外飞，一捉一个准。
　　
　　吃完晚饭，大树哥就扛个长长的木梯子来到我家，竖在墙上，晃晃，确定靠牢靠稳了，便开始一磴一磴往上爬。手电筒突然亮了，跟着，传来一阵扑扑棱棱的声音。我在梯子下面喊，大树哥，捉住了么？大树哥说，飞啦。第二天，天不黑我就站在木梯旁边，等大树哥给我捉小小虫。可是，他仍然说，飞啦。直到冬天过去了，胡同里的屋檐都照遍了，大树哥仍然没捉住一只小小虫。他说，明年冬天再给我逮。
　　
　　后来，母亲告诉我，大树哥一到冬天就冻手，青一块紫一块，肿得跟面包似的，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说小小虫的脑汁可以治冻疮，所以他才捉小小虫的。虽然觉得大树哥有点儿残忍，但捉小小虫带给我的快乐足以让我原谅他。
　　
　　后来，离开那个村子，就再没人喊我“三妮”了。偶尔回老家，碰上大树哥，他也不再喊“三妮”，，而是一本正经地叫我大名。
　　
　　一次，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大娘，大树哥恰好在。说话间，他冷不防喊了一声“三妮”，却显出十分尴尬的样子说：“这样叫你，不生气吧？”
　　
　　大树哥哪里知道，“三妮”的称呼，于我，已成为奢侈的渴盼，就像童年的欢乐时光，就像溶溶月光下，捉小小虫的一个个夜晚。
　　
　　或许，那将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声“三妮”了，它萦绕成一抹淡淡的乡愁，在心头漫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