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印度旅行时，在首都新德里的街头逛得无聊了，一个人跑去看印度电影。
　　
　　看完电影，去吃快餐，看见一位约莫80岁的老人在独自进餐，他正双手颤巍巍地用杯盖从可乐里舀出冰块来。我在他对面坐下，抽过他的杯盖，帮他把冰盛出来。我甚至没去问他是否需要帮助，对我的突兀，他也不恼。
　　
　　老人记忆已模糊，吐字也不清晰，说的英语却难得没有印度口音。聊天中，我得知老人在印度最大的报业集团当了半辈子记者，退休后创办了一所幼儿英语学校。吃完东西后，我扶老人出餐厅，陪他等待那辆接他的车。
　　
　　走出餐厅，怕他不喜欢，我并不刻意去扶他，只在一旁准备着，在他需要时上前帮一把。并不是每位老人都服老，也不是每位老人都希望被帮助，有的老年人认为“老”意味着社会价值的丧失，因此更希望以不服老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老人行得极慢，在烈日下我们走走停停。走着走着，老人缓缓地停住脚步，转头对我说：“遇见你，让我发现，正在消逝的人性其实并未真正地死去。”
　　
　　他同我聊幼儿园里的教学逸事，聊设计教材碰到的困惑，时不时提醒我有急事可先走，不必陪他。
　　
　　等了約20分钟，一辆加长版豪车停在我们面前，戴着丝绸手套的司机匆匆下车，擦着汗紧张地为自己的迟到频频致歉，并将老人搀扶入座。我想，老人退休前的职位绝不仅仅是报社记者这么简单。
　　
　　告别后，老人给我的名片早已不知被我塞到何处。我随性，更不大有惦记他人的良心。只要异域的天气和温度都凑得完美，我便有结识新友的心境，然而一旦旅行至新处，我的心又沉醉到山川湖海里去，上趟行程里交的朋友早已不再挂心，何况与老人只是萍水相逢。
　　
　　一年多后的一天，我收到一份国际快递，来自印度。与快递员再三核实不是错件后，我拆开包裹，里面是一台小型的天文望远镜，附上了一封花体英文信，落款是老人的儿子。
　　
　　信一开头便是平静的噩耗，对方告知，与我在快餐店偶遇的老人前段时间故去了。老人弥留之际，叮嘱儿子许多未尽之事，包括把他的藏书全数捐给当地图书馆。病榻上的他记得我聊天时说过自己喜欢天文学，因此嘱咐儿子给我寄出这份礼物。
　　
　　信里，老人的儿子向我致歉，说打理老人的后事用了许多的时间，，因此望远镜才迟迟寄出。这样一份受之有愧的礼物，送出者竟还要为寄出时间而道歉，这是一份学不来的修养。
　　
　　信末还提及，老人是一位作家，年轻时跑过战地做过新闻报道，晚年还创办了教育机构。
　　
　　那台天文望远镜放在我的书柜里，每每看见它，那个烈日里的记忆就回到我的脑海中：老人笑着说自己设计的教材过于高深，孩子们看不懂；说自己两鬓斑白了，在教育领域却是个新人，每个夜晚都要研读教育类书籍；司机迟到，老人被晒得眯着眼睛看我，汗沿眼角流到面颊，却没抱怨半句，只向我解释说：“新德里交通糟糕，司机也不容易。”
　　
　　这是真正不死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