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任何时代的从政者，只有具备了高尚品德，才能完成治国安邦的夙愿。现代社会，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不仅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明代名臣王翱，历任大理寺左寺正、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他刚正廉直、铁面无私、忧国奉公、勤政爱民。《畿辅通志》称他：“惟公、惟廉、惟勤、惟慎。”这“四惟”品质，是官员的立身之本，与现实对照，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不可或缺的政德修养。
　　
　　唯公生明，只有行为公正，才会吏治清明。“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公正，始终是为官从政的生命线。自古至今，民间所谓“好官”的共同特点都是公平正直。只有公正，才能显示公心、促发公平、赢得公信。在传统观念中，“公”，主要是要求执政者们树立明确的执政理念与行为规范。《荀子·赋篇》就有“公正无私”的概念，《荀子·正论》则说：“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朱子语类》也认为：“惟公然后能正。”显然，公正既属价值判断，又是政德入门券。
　　
　　据史料记载，王翱为官数十载，公正严明、不徇私情。他虽担任吏部尚书，却素来对请托之事“毅然拒之，辞色俱厉”。对各种各样的“走后门”，他始终深恶痛绝。他为官期间，曾出现过“拒婿调迁”“劝孙弃考”等有趣的故事。历史上，像王翱这样公正的官员有很多，比如，子产、宋璟、包拯、海瑞等。他们虽手握重权，却不以权谋私，令人敬仰。
　　
　　唯廉生威，只有廉洁才会产生权威。清正廉洁是为官之本、执政之基。非廉无以养德，非廉无以立身。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只有牢固树立清正廉洁的价值观，才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手脚、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
　　
　　中国自古就很重视廉洁，《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乞不用赃吏疏》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从西周推行“六廉”考核官吏，到汉代采取“举孝廉”推选人才为官；从唐朝的《唐律》，到宋代的《官箴》，无不要求官吏廉洁奉公。倘若不廉洁，连入选和继任官吏的资格都没有。王翱始终以廉俭自励，当上吏部尚书后，更是廉洁自律，从不拿权力做交易。他常穿破旧衣服，住宅简陋，土房土屋，皇帝对此也非常吃惊。好友曾赠他4颗明珠，王翱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王翱还珠”随即成为一段佳话。他以实际行动告诫世人，唯有清白做人、干净干事，才能永葆人生本色。
　　
　　唯勤不怠，为政者，要始终做到勤政。《论语·颜渊篇》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居之无倦，特指为政者要勤勉尽责、永不松懈。如果从政怠政，轻则贻误政事，重则百姓受害。勤政，理应成为为民造福的“标配”。
　　
　　明代颁布《府州县条例》：“凡府州县官能廉洁正直者，必遣人带敕书慰劳。”朝廷对不勤者，区分具体情況罢免黜退，任用贤能之人替代。通过监察制度，弹劾君臣、考核百官，以维护官吏队伍的高效。明洪武年间，大臣钱宰作诗抱怨四更上朝太早，朱元璋非常恼怒，随即让钱宰回家种地。
　　
　　镇守边关时，王翱亲自巡行边防，从山海关到开原，沿途组织修缮城垣、疏浚沟渠、训练将士，为鳏寡之人安家。他担任吏部尚书长达15年，每次评定完官员后，即使很晚，也要到官署再查阅档案，“惟恐有不当”。他深得皇帝信任、同僚尊重与百姓爱戴。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唯有勤政，才能更好地服务民生、治理天下。
　　
　　唯慎不败，只有诚实谨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说文解字》说：“慎，谨也。”《道德经》也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王翱始终牢记“守身如玉当慎初”的古训。明英宗对他格外宽厚，时常在别殿召见他，称之为“先生”。年近80，王翱时常忘记事情，曾让侍郎谈伦跟随自己入见。明英宗问他原因，王翱磕头说：我老了，最担心的是遗漏耽误了圣谕，所以让侍郎代我记忆，，他是值得信任的人。
　　
　　历史上，那些慎言慎行的人，大多能有所成就，反之，则会在不经意间酿成大祸。前者，如孔明、吕端，二人认真谨慎、处事稳重，故有“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之说；后者，如赵括、关羽，二人自负大意，故有“长平之败”与“荆州之失”。
　　
　　其实，举大事者，必慎其终始，应坚持治学养德、慎德为本，力争做一名勤政励志、问心无愧的拓荒者与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