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这部剧有“格局”
《最后一张签证》打破了国剧无法介入国际题材的瓶颈,讲述了一个好的“中国故事”,也是一个适合“走出去”的“中国故事”。
2017年伊始,中国与捷克跨国制作的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以开年剧身份登陆江苏卫视幸福剧场。二战题材的《最后一张签证》,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了一段历史“执拗的低音”:1938年到1940年,中国驻奥地利领事馆总领事何凤山及其同事顶住多方压力,为帮助犹太人免于纳粹迫害而向他们发放“生命签证”。
《最后一张签证》以严肃而温情的立意,让一个英雄主义式的人物、一段落满尘埃的历史,重回人们视野。
在历史剧与传奇剧的边界日渐模糊的情况下,如何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
近期热映的电影《血战钢锯岭》、新剧《最后一张签证》都提供了一种有益视角——真正感召观众的并非人物奇观,而是寓于平凡和细微中的人心、人性。英雄主义并不简单等同于传奇境遇,还需要人物独特性与真实感的勾勒,如同本剧中塑造的签证官普济州那样,有恻隐,也有坚定;有软弱,也有果决,是趋于“真实”的人物,这是观众能够移情的基础。
编剧高满堂首度触屏二战题材电视剧作。善于在大历史中把握“小人物”的高满堂,在这部剧中将他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出来。一方面是落笔前细致的历史考据,查阅、走访,高满堂国内外跑了多月,选定历史细节和情节素材;另一方面是下笔时对戏剧性的拿捏。历史和命运有时充满偶然,也可能远比故事跳宕辗转,仅从可看性的角度去形塑这段历史,很容易陷入刻意奇观的窠臼。尤其是对于外交官这一特殊形象,更不能以泛娱乐化的姿态来解构。普济州和鲁怀山的人物形象,便能体现出高满堂对这一“度”的把握——他们既是聪慧、沉着的签证官,也是有趣、直率的平凡人,人物的面向带着世俗化的色彩,却没有落入对流行性的迎合。
规避过度“传奇”的讲述,作品的“有意义”和“有意思”在艺术真实的润色下一并带出——《最后一张签证》讲述了一段平凡却独特的历史,很好地诠释了“守正出奇”是如何成就一个内蕴丰富的故事文本的。
跨国制作,电影质感
国产影视剧发展面临“有高原无高峰”的现实命题,亟需行业提升讲故事的能力、制作成色,无论在观念上或技术上都异常紧迫。
其中一个具体问题是,稀缺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缺少跨文化讲述的尝试。《最后一张签证》的惊喜就在这里,对上述问题的某些回应有着远超叙事文本自身的意义:一是中捷跨国的深度合作如何成行,二是借力合作如何打造一部具有电影质感的电视剧作品。
部分制作状况能印证《最后一张签证》在跨文化语境下完成制作的不易:历时3个月的捷克取景、拍摄;逾3亿克朗的投资;超过1万人的外籍群演……能够看到,本剧始终站在国际化的标准上打造“中国符号”,虽难点重重,但显然有别于过去采取本土标准来制作一个本土故事的有限视野。中国和捷克的合作,是落实在剧集呈现的细部的:如捷克当地政府提供的真实拍摄场地支持,捷克布拉格电影制片厂提供的服化道支持等。无论是建于1890年的利贝蕾茨图书馆“意外”出现在剧中,或是对二战时期场景美术和人物造型的高度还原,都在细微之处诠释了更加开放的跨国制作是如何彼此借力来成就本剧的“电影质感”的,这在事实上也为今后更多的影视跨国“牵手”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
中国故事,国际化讲述
二十多年前,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的名单》为人们重新走近二战历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入口,也使得辛德勒的人性光芒为更多人所感怀、感动。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中国也有一位“辛德勒式”的平民英雄——何凤山,他为数千犹太人打造了一艘去往上海的“诺亚方舟”。直到今天,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博物馆中还镌刻着一句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所以,有评论称“《最后一张签证》打造了一部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在深沉与厚重的审美中讲述了一个有关小签证的大故事”,不为过誉。
乱世中的人性之美是《最后一张签证》的根本性立意。首先体现在人物形象的确立上。以何凤山为原型来设立的普济州一角,在剧中并非典型的英雄人物。他到奥地利的初衷不是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仅仅是因为对旧式包办婚姻的不满和叛逃。初到奥地利的普济州,青涩莽撞、任性顽皮,有着普通年轻人的通病,但正是在这个经受着强权政治与异国侵略的国度里,普济州的热血和正义逐步被激发出来。尤其在独立执行“七人名单”的绝密任务中,普济州与纳粹斗智斗勇,成就了帮助犹太难民的重大使命。这是一个典型的人物成长故事,寓于其中的人性光芒足以令观众置身其中,形成共情。
除了以小见大的人物形塑,《最后一张签证》的国际化视角对人性议题有所升华。过去,有关二战题材的中国叙事,更多集中在本土的抗日战场,以我们自身的民族历程加以感知,较少涉猎更广阔的视角。该剧通过讲述一段似乎被甩出主流历史的“边缘”故事,有力地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所作出的具体而伟大的贡献。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对文化“走出去”的关注愈发热切。《最后一张签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本,打破了国剧无法介入国际题材的瓶颈。这不仅是一个好的“中国故事”,也是一个适合“走出去”的“中国故事”。据悉,该剧已被欧洲多个国家订购,目前国际版剧集制作已经启动。如本剧的主创所言:“《最后一张签证》和《辛德勒的名单》有着相似的情怀,却站在不同的视点上——它落足在中国人的善良、伟大和国际主义精神之上。”这些正是《最后一张签证》更富于意义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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