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鲍勃迪伦的合同已经到期，而他的影响力和地位也已到达出乎预料的程度。《像一块滚石》证明了他也可以有热门金曲。他当时最新的两张唱片，《重返61号公路》和《美女如云》，早就进入摇滚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列。歌手们无不被他触动和影响，“披头士”乐队也不例外。他已经达到一个摇滚乐坛无人企及的巅峰。

这一切都意味着迪伦再也不是那个落魄的年轻人，我和约翰哈蒙德再也不能密谋用友好谈话就让他和哥伦比亚签约了。显而易见，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歌手之一。我相信，无论对他自身价值而言，还是对哥伦比亚的声望，或是对那些仅是因为迪伦在这里就可能被吸引过来的歌手来说，把他留在哥伦比亚都是至关重要的。

迪伦谈判的棘手之处也在于，芭芭拉 史翠珊和安迪 威廉姆斯的合同也恰好到期，留住他们对哥伦比亚来说同样很重要。对这三位不同的歌手同一而论看起来是荒谬的事，但就商业方面而言，迪伦那时的影响力是最小的。当时的史翠珊每发行一张唱片就可以卖到将近100万张。威廉姆斯的销量更大。他不仅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畅销的歌手之一，而且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非常成功的广播电视节目。每周在数百万个美国家庭观看的电视黄金时段出现，不但为他自己，也为哥伦比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推广价值。

平衡性格各异的歌手需求是运营唱片公司的一个关键部分。在娱乐业这个小得出奇的世界里，歌手们会了解其他歌手的待遇——即便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经纪人和律师也必然了解。感觉低人一等会让他们产生愤懑之情，而最简单的谈判也会变得困难。

和迪伦的谈判变得非常棘手。格罗斯曼告诉我，迪伦将要和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唱片部签约，他们提供五年的合同，包括150万美元和12%的版税率。而哥伦比亚准备给他50万美元和5%的版税率。我向格罗斯曼指出，其他公司的版税率计算方式有所不同，米高梅实际上提供10%左右的版税率。当然，那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毕竟10%仍是哥伦比亚出价的两倍。那时，我真的紧张了。

戈达德利伯森和哈维沙因依然不太相信迪伦。不出意外的话，他们想把迪伦留在哥伦比亚，但如果迪伦的要求破坏了哥伦比亚的先例，在他们看来，这就损害了他们继续留住他的价值。最后，事情发生奇怪的转折，迪伦搬到纽约州偏远的伍德斯托克，在1966年7月发生了摩托车事故。有人说车祸是假的，这只不过是迪伦急需休息的一个借口。另一些人坚信迪伦车祸非常严重以至于可能再也无法唱歌或者弹吉他。对于迪伦，格罗斯曼保持缄默。他只是清晰地告诉大家，迪伦已经收到米高梅丰厚的邀请，实际上也在准备签约。

谈判就像纸牌游戏。人们可以随时对竞争对手的报价虚张声势。除非你愿意让他们亮出底牌——冒着交易失败的危险——否则你无法检验他们的真实性。但我可以分辨出格罗斯曼并非虚张声势。他对我说话完全实事求是，毫不夸张。他的语气暗示了他完全理解哥伦比亚无法提供和米高梅公司一样的条件，而我，反过来也应该理解，他为了迪伦的最佳利益别无选择。

但是我真的不想那么轻易地让迪伦走掉。我觉得我必须找到让他留下的方法。我一直去找格罗斯曼，尽我所能美化哥伦比亚提供的条件。但我还是无法扭转局面，迪伦也终于到了要和米高梅签约的时候。现在剩下的就是米高梅在合同上签字，那么迪伦就是他们的了。

然而就在此时，本应签署协议的米高梅董事会陷入代理权之争，迪伦的合同也被卷入其中。米高梅主要是一个电影公司，它的唱片部门对于迪伦的加入怀有满腔热情，但公司其他人却对迪伦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为一个流行歌手花那么多的金钱是否值得。

艾伦克莱因是米高梅的一个主要股东，一个直言不讳、富有争议的经纪人。当他过来询问我对合同的意见时，我知道我找到了机会。如果他已经清楚哥伦比亚在迪伦事件中的利害关系却还来咨询我的意见，我料定米高梅这个交易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所以在一个周日，我和珍妮特去了克莱因美丽的家，他家位于里佛岱尔，俯瞰着哈德逊河。同时我也带着迪伦的唱片销售数据。我向他解释，首先，我自己也在协商着把迪伦留在哥伦比亚。至于米高梅的这个交易，我说，虽然我们都知道迪伦的重要性，但是米高梅也应该意识到，他的销量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高。我有销售的数据，并给克莱因清楚地展示了迪伦的商业成绩。然后我等待着看我们的谈话能否影响到米高梅的决定。

影响确实出现了。

《编年史》

[美] 鲍勃·迪伦 

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文化，2015年2月

除了音乐生意，克莱因还制作电影。所以他对米高梅董事会有非比寻常的强大影响。音乐部门和电影部分都参考他的意见，而且由于他是一个强硬执拗的商人，也没有人想冒犯他。正如后来发生的那样，他找到董事会，十分明确地提出，签约迪伦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莫特纳萨提尔，米高梅唱片公司的负责人，当迫于压力要放弃迪伦的时候大发雷霆，这对他来说原本应是一次成功的壮举。他甚至威胁说要以密谋将迪伦留在哥伦比亚为罪名而起诉我和克莱因，这简直荒谬至极。迪伦没有和我签约，他仍然是自由之身，随意来去。无论克莱因的建议是错是对，他本来就对迪伦没有兴趣。再说，我给克莱因的数据是真实的，是那种唱片公司最想要得到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既然迪伦已签合同，纳萨提尔要做的只是说服董事会也签合同，我所做所说之事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照理迪伦将会成为米高梅的歌手。

令人高兴的是，事实不是如此。就在米高梅发生无止尽的内部战争之时，迪伦为米高梅的拖延感到生气，这正是忽视歌手的感受而引起灾难性问题的最佳例证。格罗斯曼出乎意料地打电话约我会面，同时他也带去了迪伦的律师大卫布劳恩。会面时他们给出了一个反向提案。迪伦正处于不想被规定在特定时间内创作特定数量专辑的时期。所以他愿意和哥伦比亚续签五年而不要预付酬金，前提是哥伦比亚对他的唱片发行不做最低数量的要求。简而言之，如果他想创作专辑，他会得到在当时来说很高的10%的版税率。如果他不想创作，我们也无权要求。他是在用零额担保换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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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然欣喜若狂。由于我先前的老板，目前经营哥伦比亚国际的哈维沙因，很担忧迪伦的交易对于国外的版税率有何等影响，因此合同签订的时间比应该花费的时间长了许多。但我还是坚持不懈，而且最终也有了成效。我和大卫布劳恩把午餐安排在多西特酒店的餐厅来解决最后的细节问题。我们选择那个地方正是因为，它虽然临近哥伦比亚，但并非音乐商业圈人士的聚集地，我们可以隐秘地谈话和工作。但是当看到米高梅唱片全体执行人员走进餐厅时，我们都目瞪口呆。幸运的是他们坐到了餐厅的另一面，也并未注意到我们。我们用餐完毕就小心翼翼地走出餐厅。

第二天布劳恩告知米高梅迪伦已撤回合约。

除了完成迪伦的又一轮传奇给我的欣喜和安慰，在娱乐世界里我还上了另一节富有价值的生活之课。大多数歌手努力工作，要在公众的视线里出现，我当然相信，这很重要。但是迪伦和格罗斯曼应对迪伦摩托车事件的方式也颇具启发性。他们认为无需解释迪伦的情况，而恰好迪伦正在默默地录制歌曲，即之后为人所知的《地下室录音带》。即使在他商议着百万美元的交易，格罗斯曼也并未发表声明，迪伦也没有公开亮相。他身处纽约城向北90英里的地方，却仿佛已经从地球上销声匿迹。

但是他并没有被人遗忘。远远没有。人们对他的兴趣只增不减。他的神秘气息使他一举一动都成为重大事件。迪克亚瑟，哥伦比亚商业事务的副总裁，前往伍德斯托克和迪伦签了最后的合同。他们在翻新的仓库里见面，并进行了愉快的交谈。迪克像我一样，受过律师培训，也没有任何音乐背景，对他来说，这次在可爱的郊区环境中的商务会面非常轻松，一切都平静无事。然后，当他返回纽约，被公司内外的每个人包围着问长问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惊奇。你见到迪伦了？他怎么样？身体好吗？他能说话吗？说了什么？他穿着什么？听起来如何？他在制作音乐吗？他在写歌吗？事无巨细，好奇心也无穷无尽。

而后，在1967年底，当迪伦发行他下一张专辑《约翰韦斯利哈丁》的时候，媒体对待它就像摩西刚刚发布《十诫》一般。那是一张安静神秘的唱片，有些返璞归真的东西，商业上并不十分热门。尽管如此，它依然登上了排行榜第二，歌迷始终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实际上这张专辑中并没有什么可以作单曲的主打曲目，虽然我们确实发行了两首单曲，但都没有上榜。显然，迪伦在采访和表演时没有什么金曲可以用来支撑专辑的。

虽然如此，我还是注意到，即使在喧嚣纷扰的娱乐界，有些时候也得奉行少就是多，最好的公关举措便是什么都不说不做，让人们的想象力填补空白。

《美国摇滚往事》

[美] 克莱夫·戴维斯 / [美] 安东尼·德柯蒂斯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文化，2016年11月

本文内容素材摘选自《美国摇滚往事》，较原文有删减。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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