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辞去工作后跑到阿富汗，在枪林弹雨中拯救了无数婴儿的生命……
战地玫瑰
2009年，
蒋励从北大医学部博士毕业，
在她前面的是
一片光辉灿烂的大好前程。
顺利入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
有一个爱她的丈夫，
一份自己喜爱的职业，
这样的日子，
足以让人称羡。
蒋励本来可以不做的，
但是她做了。
2013年，
她辞去工作，
成为一名专职的无国界医生。
“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1971年在法国巴黎成立，它认为无论人们的种族、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为何，任何人都有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并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别人逃离的，
她选择走近。
战争、暴动，
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社会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当年的誓言犹在耳畔，
医者仁心，
她选择了阿富汗，
一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刻起，
蒋励就被警告，
一定要戴好头巾遮住头发，
防止极端宗教分子的迫害。
蒋励面对的情况，
可能比她想象的更复杂。
连自己在内有两名医生，
60张病床，
每个月1300位妇女分娩，
平均每天40多位。
要知道，北京一个三甲医院，
在医护人员充足的情况下，
一个月分娩的也只有200位。
方圆百里只有这一家医院，
人们像蜜蜂一样拥来，
助产室里待不下，
在地上、车上，
在任何可能的地方，
蒋励都接生过孩子。
婴儿像流水线一样，
一个接一个出生，
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一次蒋励在工作一天后晕倒了，
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
当地人每天有5次祈祷，
到了固定钟点，
病人还躺在床上，
护士们突然集体停下工作，
在床边铺开一张垫子，
跪在上面敬拜真主安拉。
蒋励不敢打扰他们，
只能加倍紧张地盯着病人，
生怕出什么问题。
医院的供电不稳定，
手术途中常常突然就一片漆黑，
只能靠护士拿着手机上的手电筒打光，
高高举在手术台上方，
让医生继续手术。
蒋励平均每天要做
4到5台剖腹产手术。
像阿富汗那种地方，
孕妇的死亡率是普通地方的20倍，
而蒋励待的那段时间里，
没有一例孕妇死亡。
“只要有我在，
就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论年纪，
不论性别，
不论种族，
对每一个生命都抱以尊重，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扶人以危难，
这是蒋励从医的初心，
她没有忘记。
一次遇到一个严重窒息的婴儿，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
婴儿生还的机会十分渺茫，
但蒋励不愿放弃，
一下、两下，
她不停地捏着气囊。
“我总觉得我再捏一会儿气囊，也许这个孩子就能突然一下哭出来。”
30分钟后，
孩子的祖母走了过来，
轻轻把她手上的气囊拿掉，
捧着她的脸。
蒋励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
只听得最后一句是：
安拉。
一路质疑，
一路艰辛，一路害怕，
也许有这一句，
就值了，
蒋励当时哭了出来。
蒋励如此恪尽职守，
然而她所在的，
只是一个临时医院，
没有麻醉剂，
没有止血纱布，
没有应急用的呼吸机，
……
用集装箱式的材料做成，
像极了国内的简易板房，
上面贴着一个禁止携带武器的标志，
意味着这里的安全等级是：
最危险。
因为医院的旁边，
就是警察局，
经常会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
枪击、爆炸，
蒋励已习以为常。
宿舍也由集装箱改造而成，
只不过外面砌了一层墙，
为的是防止子弹穿过。
医院一天24小时开放，
蒋励经常会在半夜被叫醒，
去救助危重的产妇。
“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地方，你只是他们很多医生中的一个。而很多偏僻的地方可能只有你一个医生，你是他们的全部。”
不是不苦，
不是不累，
而是因为更需要。
然而，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
蒋励也体验到了，
她职业生涯中，
最纯粹的医患关系。
一次，一名怀双胞胎的妇女，
被送进蒋励的分娩室，
第二个孩子出来时是缺氧状态，
但是由于蒋励的心肺复苏做得成功，
婴儿最终哭出声来。
第二天，
孩子的祖母来找蒋励，
拿着一匹蓝色的大花布，
说是特意买来给蒋励做衣服。
“那个布对他们来说要很多钱，我很感动。”
和蒋励在一起工作的，
还有很多其他无国界医生。
他们和她一样，
放弃安逸的生活环境，
来到一个危机重重的地方，
仅仅因为梦想吗？
那还不够。
或许就像蒋励说的，
因为需要。
因为生命需要他们，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
蒋励在枪林弹雨中走了一遭，
很多人说她高尚，
她却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医疗援助这事，
只要现实条件允许，
谁都能做，
只不过我自己比较幸运，
可以自由自在放手去做。”
蒋励不知道，
她点燃了很多人心中，
对生命的光亮。
无论宗教、国籍，
种族、派别，
对生命保持最高的尊重，
他们是无国界医生，
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