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叶集》序言中问起：“有人问起想看一眼灵魂么？”惠特曼回答：“请看一眼你自己的身体。”

惠特曼诗性哲学想要传达的是：我们不是“拥有”身体，我们“就是”身体。（We do not have a body, we are a body.）

二元论统治至今的世纪里，我们同时着拥有神圣的灵魂和卑贱的躯体，直至诗人用其直觉惊醒我们：灵魂和肉体可能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名称。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不仅是惠特曼的忠实读者，也是最先意识到惠特曼诗歌是真实无误的科学家。詹姆斯认为科学至多只是“真理的临摹版本”，科学不是工具，事实才是工具，因此一位诗人同样可以通过他的方式做到真实确凿。詹姆斯甚至想把宇宙称作“多元世界”（pluriverse，而不是universe）。

在这样的宇宙中，我们得以撤销科学对绝对知识的所有权，我们得以假设：艺术家和科学家可能只是在做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人，或同一种人。《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 （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 ）一书为我们诠释了这个假设的有效性。作者乔纳莱勒（Jonah Lehrer）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专业，后于牛津大学主修二十世纪文学与哲学。在知识已然成为一座座孤岛集合的当代，莱勒想要疏通科学与艺术间早已失尽的互通语言，尝试翻译，并弥补两者间的鸿沟。

《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英文版封面

现代脑神经理论已证实了惠特曼诗歌中隐藏的解剖学：身体的贡献并不仅是单纯地维持生命，它是生命的具体内容。

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解释，在“情感刺激物”（如遇一只熊）被察觉后，身体连锁反应的波澜先于大脑皮层对这些波澜的察觉，而肉身和大脑的综合反应才是我们的完整的感受景象：心脏扑通，血脉喷张，肠道收缩，肾上腺素汹涌，大脑皮层产生被我们称为或“恐惧”或“激动”的思想。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一诗中，惠特曼写道：“身体是带电的，我们的神经伴随着微量电压的起伏在唱歌。”20年之后，医生理查德卡顿（Richard Caton）通过新发明的反射镜式电流器发现：神经系统能够传述电流。“以前我所猜想的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被证实了。”惠特曼在其晚年写道。

沃尔特·惠特曼

静观我们生肉组成的机体，血淋的脏器，沟回的脑肉，口中的肉汁，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所有。灵魂在哪里？在这暂时保有奇迹活动的生肉堆里。

当拿破仑问拉普拉斯为什么他关于宇宙定律的五卷著作中对上帝只字未提，拉普拉斯回答说：“不需要做那种特定的假设。”我建议将我们自身置于直观中，取消特定假设，由此我们可能瓦解宗教式的永恒定义：灵魂。

尼采说：你身体中所蕴含的判断力要比你最佳的智慧中所蕴含的更多。

曾经在深层意义上进入并与自己身体站在一起的人，可以无需某种特定的假设，便可做判断了：肉体，就是灵魂本身。或者反过来说：灵魂就是肉身。

Impression - sunrise - Claude Monet

又是关于印象派。又是关于印象派和塞尚的区别。这次不是经由艺术史而是经由神经科学来解释为什么塞尚曾说：“莫奈只是一只眼睛”。

视觉始于光子（photon），但这只是视觉革命的开端。莫奈、雷诺阿、德加在这个非常的开端处用非常的天才交织各路光线于稍纵即逝的一瞥，模糊氤氲成为法式雅致时尚，美轮美奂。而塞尚却闭门不出：“我竭力想要解释的是一种更加神秘的体验，盘根错节在最深处。眼睛是不够的，还需要思考。”（当然专注凝视早已过时，匆匆一瞥恰巧成为阁下欢喜？）

神经学家现已知道，我们之所以可以看见景象，来自“自上而下”（top-down perceptual system）的大脑皮质投射。神经系统的视觉传输有两条跑道：快速路径将模糊的画面传到大脑前额叶皮层，产生有意识的思考；缓慢路径曲折地穿越视觉皮层，分析光线，迟50毫秒抵达额叶前部皮层——前者快速地决定了后者看到的内容。

一位仅有视网膜的感光系统而大脑皮质受损的患者，这样描述眼前的玫瑰花：“看上去15厘米长，是个回旋着的红色形象，上面还连着绿色直线状的附属物。” 这段描述动人却伤感地说明了：我们的视觉经验远远超越了视网膜成像。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在理解、想象和创造我们的所见之物，而“所见之物”远非“眼见之物”。

Mont Sainte-Victoire seen from Bellevue - Paul Cézanne

塞尚对简化为闪光表面的视觉效果不感兴趣，他想展示的是我们看事物的方式：他借助苹果构建的油画笔触，被解构到几乎拆散的物象，毫秒先后抵达额叶前皮层……我们看到了苹果！艺术可能需要视网膜之外的视觉。

Still Life with a Ginger Jar and Eggplants - Paul Cézanne

塞尚画给我们看视觉深刻的过程。我们因此学会预先看到画家想画的东西，并为之后接踵而来的“现代艺术”做了神经科学意义上大脑皮层的视觉准备。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由于专注于静止状态中大脑隐秘地对过去空间中的追索，而直觉地与现代神经学殊途同归，记忆的不稳定和不精确在闪烁的行文中图示了关于记忆的细胞结构。

思考时，神经细胞释放两种神经物质：羟色胺（serotonin）和多巴胺（dopamine），它们激活蛋白质并将特定的树突标记为记忆。而普鲁斯特玛德琳蛋糕的味道激发了神经传导物涌向代表贡布雷的神经细胞，被激活的蛋白质传染周围的树突，伴随着由此产生的细胞涌动，记忆迭起——在巩固和推动中树突因此变化，而这个时候，回忆变化了。

永恒的往昔变得短暂易逝，回忆，就是篡改回忆。

神经细胞生成回忆所必须的细胞多腺苷酸化元件结合蛋白（CPEB）可以在不改变DNA的前提下，改变蛋白质结构，并将自己具有传染性的新结构散播到邻近细胞中：“不确定性”成为CPEB的内置结构。回忆因此竟然可以是随机的。

普鲁斯特反复修改自己的手稿，用不稳定的新回忆，追回已经付印的旧稿，记忆在原始刺激不在场时，回想的真实客观全然取决于此时所处的具体心境。他回想起玛德琳蛋糕味道的那刻，其实已经忘记了它往昔那刻的滋味。

在给友人的信中，普鲁斯特写道：“我有义务去描绘这些错误，而在同时却不认为有必要挑明它们错误的性质。”真实的回忆中，突触被删除，树突组织被扭曲，感觉中如此真实的事实被记忆修改。普鲁斯特凭借直觉明白，对于某一件事情，我们为了记住它，就必须记错它。

马塞尔·普鲁斯特

决定论沿着生物学的探索，似乎早已宣布人类只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机器，一如赫胥黎所称“有意识的自动机”，因此自由意志最终也只是一场幻觉。

耶鲁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拉奇克（P. Rakic）在80年代曾实验证明“猕猴大脑中所有神经元在出生前后成形”，灵长类动物早已放弃产生新神经元的能力。这令人沮丧，却从未被核实的实验，在之后的20年中被层出不穷的实验事实推翻：恶化的大脑可以自己愈合！出现新神经元形成的现象！旧神经元能够产生新神经元！

1871年，乔治艾略特就在《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写道：大脑如启明星一样活跃。

在艾略特写作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时，她就已经认识到实证主义必然论的错误了，丹尼尔进入赌场遇到了一个女人“就像半空中的骰子一样”，她身上莫名的魅力立刻吸引了丹尼尔。

一个大脑蛋白的半辈子是14天，海马体神经细胞会成群自生自灭，大脑一直处于再生状态。虽然“自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神经生成现象却成了一个有活细胞构成的明证。大脑会随着我们的环境、经历和体验改变自身内部的结构，每一天，我们都会被赐予新的神经元和脑皮质细胞，而唯有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们的大脑。

海马体(Hippocampus)

DNA创造我们，却不决定我们。自由，因此可能约等于一个略新的大脑。正如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的序言中预示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变数的界限远比任何人想象得要宽广。” 

《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的作者莱勒为我们展示艺术与科学间的互通有无。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家为何就不是一种操着“另一种语言”科学家呢？他们所触及的高度，即是科学的高度，甚至在科学领域中都是“先行者”。

作为艺术家的科学家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大脑依旧是宇宙中最大的难题。然而，无论偶然和自由多么脆弱，它们还是无处不在。

最后，或许在科学主义泛滥的今天，我们可以因此也借此反思柏格森的坚持：主观角度能最贴切地了解现实，直觉之路能引领我们走向事物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