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进是一名耶稣会士、作家和古生物学家。作为他思考和写作动力的神学和宇宙学，并不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财富，一如神学和宇宙学之于叶芝。德日进著书十八本，其中那本《人的现象》，乏味、难懂，甚至荒诞不经，却不幸在三十年前得大获盛名。他理性优美的著作《神的氛围》与简短瑰丽的散文《世界的弥撒》和《物质核心》，却被《人的现象》这本书与那些盲目的仰慕者（其中有些是头脑不清的“新时代”信徒）的愚蠢热情掩盖了。这世间难得能够，或说难得愿意，去区分艺术与单纯的想法之间的差别。每当有人质问他的真意，德日进在回答时会往往夹带一些令人不快的词汇，这吸引了一批怪人，也导致那些真正头脑清楚的人对他不屑一顾。 

德日进花了四年研读神学课程，他承认神学课对他来说“不甚有趣”。他在开罗研读化学和物理，在索邦攻读动物学、植物学与地质学。他的地质学博士论文主题是关于法国下始新世的哺乳动物。

他的思想触怒了罗马教廷。当时是二十世纪20年代，在当时的教廷看来，进化论仍然是新思潮，它并未能穿透教会的层层帷幕。生物演化的观念似乎把原罪的旧教条剁碎了，德日进在巴黎教授进化论之后，罗马教廷命令他闭口，禁止他授课及出版纯科学论文之外的著作。他顺从了。他的十八本著作，只有一本在他生前能够面世，那一小本科学专著是在北平出版的。教廷高层希望他在公众面前消失，于是把他流放到中国，而这次流放差不多消耗了他余下的生命。他四十二岁，始终想念法国，想念他在巴黎的教席、他的耶稣会兄弟和他的朋友；他也一直想到美国定居。然而他明白，因为入会时所发的服从誓，他还得再远离西方世界二十二年。 

他每年都申请出版著作，教廷每年都不批准；他每年都申请回到法国，教廷每年都不允许。直到他六十五岁时，因为心脏病发作，教廷才准许他回国访问。但教廷依然禁止他出版著作。有所学校愿意给他一个不错的教席，但教廷驳回了他的请求。他游历美国、南美和非洲；他造访巴黎，靠一些非正式的演讲来传播理念。甚至到七十三岁的时候，他在纽约因为心脏病而命在旦夕时，教廷仍不准他出版、授课及返回法国。 

他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同行说他有着一股“先知般的焦灼”。他何曾表露过他的不耐烦？同行及许多朋友都劝他离开耶稣会，他考虑了数周后决定留下。他认为，如果甩手离去，是背叛了他的天主教信仰。人们会以为他背弃教会——这是多可怕的想法！他的耶稣会兄弟替他和他的理论辩护。最后他认为，背离教会将“抹杀我想解放的一切，而非毁灭我想毁灭的一切”。他在晚年写道，天主教仍是我们通往上帝、改变人类，以及（从他的观点来看）为演化赋予意义的最佳希望；它是“唯一有效的国际组织”。 

他一次又一次地全力付出，付出之后也从不抱怨。然而，在他得知教廷禁止《神的氛围》出版的消息时，还是在私下与朋友的通信中写道“这很遗憾”。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信中坦言教廷是人类的最佳希望，他同时也像许多神职人员那样发泄了一番。他写给朋友的信中有言：“罗马的罪责在于不肯相信未来。……我很清楚，因为我已被这种非人的气氛窒息了五十年。”显然他对这两方面的感受都很强烈。 后来，梵二大公会议默默认可了他的大多数理念。 

约翰·约瑟夫·马修斯在提到北美大草原的奥赛奇印第安人时说：“他们之所以能接纳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懂他。耶稣基督既是天上之人，亦是地上之人。他曾在佩奥特祭坛留下他的足迹，那足迹像是奋力一跳之后留下的印记。” 

七世纪时的中国禅师弘忍劝诫道：“努力努力！……努力莫造作。好好自安自静，善调诸根。……努力努力！但能着破衣，飧粗食，了然守本真心，佯痴不解语，最省气力，而能有功。” 

德日进说：“真正有价值的是行动本身，而获得个人成就感或个人满足感这样的目的不足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