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王红公译杜甫 2022年3月作品番号

【阅读】王红公译杜甫番号更新时间:2022年3月;

“在我看来，若不论史诗或戏剧，杜甫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美国诗人肯尼思·雷克斯洛斯（Kenneth Rexrot，1905—1982，中文名字 “王红公”）在自己的自传小说中如是说。

而我们对雷克斯洛斯心怀感激，也在于他对杜甫的倾心翻译。庞德在《神州集》（1915）中对李白等人的翻译，对于英美现代诗歌和翻译本身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在庞德之后，出现了雷克斯洛斯这样一位优秀的、具有献身精神的诗人译者，他翻译的《中国诗百首》，尤其是第一辑的35首杜甫的诗，至今仍受到很多美国诗人的推崇。

同情，体认，共鸣

雷克斯洛斯认为“诗人作为译者”是一种使命。在一篇《诗人作为译者》的讲演中，他说：“翻译能给我们提供一种高层次的诗性训练。……它是一种高层次的同情心的实践。” “把诗歌译成诗歌是一种饱含同情的行为——以一个人自己来体认另一个人，以自己的言说来传递他的声音。”

发自生命內里的“同情”和“体认”，就这样被雷克斯洛斯视为翻译的最重要因素。他之所以选择以杜甫为主要翻译对象，显然首先就出自一种深刻、强烈的体认。而杜甫，恰恰正是一个对国家山川、黎民百姓、前贤友朋、花草虫鱼等万事万物都怀有强烈、深厚之同情的诗人。

谈到杜甫时，雷克斯洛斯总是满怀感激：“如果说以赛亚（Isaiah）是最伟大的宗教诗人，那么杜甫就是所有非宗教诗人中最伟大的。但对我来说，他的诗歌却是唯一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留存下来的宗教。你必须怀有人们所说的‘敬畏生命’的态度，才能理解他的诗。我已经沉浸在他的诗中三十年了。……就某种完成的程度来说，伟大的诗歌回答了那个困扰着美学家和评论家的问题：艺术何为？杜甫的诗歌所回答的，恰恰是所有艺术的共同目的。”

纵览他所译的35首杜诗，我们会发现，他选译的大都是杜甫的富有深刻、沉痛生命体验的诗。他由此进入一个苦难的但又富有创造力的心灵，以实现他说的“体认”。如他对《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翻译。

“诗言志”为中国诗的根本诗训，而杜甫正是最能深刻体现这一伟大传统的诗人。杜甫的诗，无一不通向这一“文心”所在。他的“书怀”，深化了中国诗的主体性，也总是带着艰难苦恨的兴发。

正因为如此，雷克斯洛斯对杜甫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早期英美意象主义诗人对中国诗的肤浅认知，他进入到杜诗和中国传统更根本的内里，也由此进入到诗的创造本源。

意义还在于，作为一位诗人，雷克斯洛斯对杜甫的深刻“体认”， 还在于他把杜甫当代化了，或者说，他把杜甫的艰难苦恨化为了诗人的普遍命运。他也总是从诗人存在的角度、从个体生命的体验出发，来寻求与杜诗的契合点，“旅途夜思”及其他译作所显示的，正是一种出自生命自身的深刻辨认。 

还应注意的是，雷克斯洛斯把杜甫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型诗人”来体认，但也避免了把他西方化、神学化。他不仅认同一个孤绝的杜甫，还发现了一个亲切的、可为当代诗人引为同调的杜甫：如他译杜甫赠同代诗人的《赠毕四曜》（“才大今诗伯，家贫苦宦卑。饥寒奴仆贱，颜状老翁为。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

这样的译诗，大可以在当代任何诗人圈子里传诵。在这样的转述或重构中，杜甫已成为诗人命运的原型。作为早年在美国中西部到处漂荡、当过农业工人、疯人院看守、并影响过许多“垮掉派”诗人的雷克斯洛斯，他对杜诗的“体认”，很有确认“精神家谱”的意味。很可能，他也自视为杜甫在英语中的继承人，正如他把原诗中的“江鲍体”去典化并换成“我们”一样。他在与千年前的一个伟大诗魂对话，并进行着一种私密的交换。

王红公翻译中的伟大时刻

纵览雷克斯洛思对杜诗的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述，是一种忠实于原作精神同时又不拘泥于原文的翻译，不管他对每一首诗作具体怎么译，译文本身最后应该是“有效的英文诗”（valid English poems）。这是他的“落脚点”。

当然，他的翻译不仅面对一般的英语读者，他还要由此把他对“中国诗学”的体认带入美国当代诗中，使它对创作产生作用。在《中国诗百首》的“注释”中他指出：“诗歌情景本身，是几乎所有时期中国古诗的一个重要元素。中国诗人不喜欢过于华丽的词藻，他们从不谈论诗歌的材料，也不对生命做抽象的思考——他们呈现一个场景和一个动作……”他在后来接受美籍华人学者、诗人钟玲的采访时也说：“我认为中国诗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的诗。我自己写诗时，也大多遵循一种中国式法则”。他解释说，这种中国式法则就是要在诗中表现具体的场景、行为及诉诸五官的意象，并创造一种“诗的处境”（“a poetic situation”）。

这说明，自庞德以来，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已深入到美国诗人中。诚如默温所说：“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的影响，美国诗就难以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了美国诗自己传统的一部分。” 

雷克思洛斯的翻译，显然加强和拓展了庞德以来美国诗的这一传统，成为这一传统的重要一环，甚或是一个新的标志。他吸收而又摆脱了早期意象主义的那些信条，这正如他不像许多西方人那样只对王维那样的诗感兴趣，而是更倾心于那些能够进入个人的真实存在、甚或带有历史和社会关怀的诗。他选择杜甫的诗，正因为如他自己所说，它们比“超凡的佛学冥想还要重要”。他作为一个译者要做到的，就是力求在“诗的处境”中呈现真实、饱满、鲜活的生命，而无论它是否合乎人们对“中国诗”或“东方诗”的想象。

对此我们来看他对杜甫《杜位宅守岁》最后两联“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的翻译。

在我们的课堂讨论中，已有同学注意到雷克思洛斯对这几句、尤其是最后一行奇特的翻译，指出他运用了庞德在翻译《论语》时的“拆字法”，把“烂”字拆开，取其“火”旁, 将“烂醉”译成“醉了的野火”（drunken wildfire）。的确，这种译法不仅使原诗焕然一新，不仅对杜甫有些消极无奈的原诗进行了大胆的改写，而且是生命境界的提升：“生命飞旋而过，如醉酒的野火”，意象充满动感，强烈而鲜明，“Life whirls past”（生命飞旋而过）既令人感到光阴飞逝，同时也揭示出动乱年代人生漂泊如转蓬的境况，而“drunken wildfire”（醉酒的野火）这一意象，则以自由、蓬勃、狂野之力，展现了那种要冲破人生羁绊的精神。

可以说，这是雷克思洛斯在翻译中迎来的一个伟大时刻。他不仅在翻译中遵循中国式诗学法则，也引入了希腊的酒神精神。他的目的，就是从原文中唤醒生命，并强化它。他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使原作的本质得到新的“更茂盛的绽放”。

责任编辑：孙云帆

文章节选自2017年6月《大学生》杂志，更多精彩敬请关注纸质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