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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面包，也许还有砂糖，可后来面粉买不到了。年复一年，货架越发显得空荡。某一天，货架突然堆满了——来自远东地区的海藻罐头，尽管没有人吃海藻，罐头还是很快就一卖而光。

文｜戴维·霍夫曼

苏联最后的日子：在计划经济的裂缝中求生

文｜戴维·霍夫曼译｜冯乃祥 李雪顺 胡瑶

摘自｜《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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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库尔斯基火车站的玻璃墙面赫然耸立，等车的人群挥汗如雨。车站候车厅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纪念盒，坚实而宽敞，光鲜而现代，甚至带着空想意味，设计风格透着前进步伐。好一个前进步伐！玻璃墙面映着旅游者和流浪者的身影，那是一群小商贩、讨生者、投机者和侥幸者，总之，他们是苏联“发达社会主义”下的奋力求生者。馅饼？啤酒？冰淇淋？活鸡？全都有，在玻璃幕墙跟前或远或近的地方，就摆放在车站和一列列待发列车之间的空旷站台上。

从这里开始，一条条铁路线悠远地延伸到位于南部的偏远城市，抵达巴库、第比利斯和克里米亚。通勤列车从首都出发，驶向一座座村庄、一栋栋乡村小屋和郊外度假屋。夏日来临，人们成群结队地乘坐通勤列车拥出莫斯科，纷纷前往夏季度假村和纳凉避暑地。

莫斯科的火车站大多破旧不堪，让人绝望。人们席地而卧，身下铺着摊开的报纸。候车厅就是一个个苦难区域，酒气熏天，烟气刺鼻。但库尔斯基火车站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建，被改造成一座标志性建筑，远非各个苦难区域所能相比。它是一种制度的纪念碑，这种制度喜欢生硬而有形的自我庆祝。这样的庆祝遍布苏联各地，透着意识形态，带着一个个巨大的惊叹号——庆祝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但在大多数匆匆走过的人们眼里，这些纪念碑不再耀眼，不再醒目，甚至不如一根灯柱或一棵小树。一如往昔，建筑风格硕大而壮观，但意义荡然无存。事实上，在库尔斯基火车站进进出出的人们，早已不再关注苏联所呈现的那些陈腐的标语和空洞的现代化。他们和国家之间有了罅隙。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他们知道，尽管这个国家的制度声称自己十分伟大，但它早已停滞不前，从内到外腐朽不堪。

人们花了半辈子精力，去努力克服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尽力弄到一块肉，或者是一双靴子。他们能活着，多亏了规模庞大且不被政府承认的第二套经济体系——灰色经济，好歹让艰难的生活有了一点缓冲。

伊琳娜·马卡罗娃既知道现实，也懂得谎言。伊琳娜是一个年轻而活泼的教师，齐肩黑发烫成了时髦的发卷。她戴着墨镜，在库尔斯基火车站外喧闹的人群中穿行。她一只手拉着四岁的女儿，另一只手拎着一个鼓囊囊的红色帆布包。

那是1985年夏季里酷热的一天，她对库尔斯基火车站现代化的外墙懒得理睬。她没有留意党中央的通告，新制订的五年计划，或是农民们兴高采烈准备丰收的可笑的电视报道。那一切离现实生活很远。在家里，在厨房，他们曾经不停地谈论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但在此刻，她既没有停下脚步考虑政治，也没有担心未来。她担心的是水。

伊琳娜拉着女儿的手，走向喧闹的站外小广场。她强忍着恶心走向一台硕大的灰色售卖机。售卖机大得像一台电冰箱，人们共用一个脏兮兮的广口罐饮水。以前，这台售卖机号称配有真正的玻璃饮水杯，带小型独立凹槽，人们可在此洗漱，投入硬币，看着硫化净水流出。玻璃杯后来被偷走了。有人便换上了广口罐，这是一只装蛋黄酱的老旧广口罐，瓶颈处系着一根积满污垢的绳子。大家都用这个罐子喝水。她多希望能直接走过去，希望老想喝水的女儿别把她往系着污绳的罐子那边拽。

火车站里凉爽而阴暗。她找到了前往库帕夫纳的购票队伍。那个小村庄遍布夏季度假屋，远离令人压抑的大都市莫斯科。库帕夫纳是他们的避难所，但要逃离城市并不容易。那意味着拼抢、推挤、程度不算严重的非法手段，逮着什么算什么。排队购买前往库帕夫纳的车票算是第一关。孩子们闹个不停，乘客们被挤着往前移动。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她甚至闻到了肥皂味儿。就是那种褐色的饼状肥皂，洗什么都得用它，衣服，碗碟。

售票窗口高得没法形容。不过，既没有人往里看，也没有人往外看。每个窗口都遮着一道褪色的、肮脏的百叶窗，只在底部留有一块兔子洞大小的拉板。当局不希望满肚子怒气的乘客往里看，因而用看不透的百叶窗将一张张疲惫的面孔挡在了外面。通过兔子洞大小的开口，伊琳娜看得见售票员的手，却看不见脸。两张前往库帕夫纳的票，每张十五戈比。

再来看看大门吧。候车厅十分宽大，天花板很高，玻璃墙很高，面积也很大。人们显得畏畏缩缩，仿佛一只手从天而降，扼住了他们的脖子。有四扇大门通往不同的铁轨，但三扇都紧锁着，于是人们从这一扇门里往外推挤。伊琳娜挤了出来，迎着明亮的阳光，走向那一长列等着上客的墨绿色火车。就在转向列车的同时，她看见了。

卫生纸！

一群人正挤得摩肩接踵。本能反应和多年的求生意识占了上风。伊琳娜早就知道，要在这样的日子里活命，必须见着什么逮什么。她看见有人抱着个敞口箱子在卖卫生纸。她没有犹豫，买了二十卷。就因为有人在卖。

她腾不出手来拿卫生纸。一个肩膀挎着沉沉的红色帆布袋，塞满了书籍和度假屋用得着的种种物品。另一只手拉着女儿。她把手探进袋子，找了一根绳子。她把卫生纸串在一起，毫不犹豫，她戴上了这条用卫生纸卷串成的项链。没有人觉得奇怪，那就是生活——见着什么买什么。她本想出门买鸡肉，没买成。她买了卫生纸。等她下次想买卫生纸的时候，也许买到的是鸡肉。

她们上了火车。木制座椅一排三张。车厢挤得满满当当。过道里放着一辆自行车，几条狗狂吠不止，有几个布袋里装着成捆的小树苗，座位上摞着几只大箱子，几个小孩东倒西歪。空气令人窒息。厚重的车窗紧闭，像一座墓穴，牢牢锁住纸袋里散发出的鲱鱼味、奶酪味和烟臭味。火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

尽管车厢很拥挤，大布袋把手指勒出道道痕印，脖子上挂着一串卫生纸，但火车开动的时候，还是让她打起了精神。莫斯科的负累被抛出窗外，抛在身后。所有度假屋住客莫不如此。他们在逃离，躲开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进入充满新鲜空气的私人保留地。

火车提速，城市后掠，电动马达的嘶鸣声越来越响，随后静了下来。庞然大物般的厂房，锈迹斑斑的吊车场，半拉子的水泥建筑骨架，在窗外肃穆后退。一场衰败的大游行。

伊琳娜是个幸存者，她在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社会里做着自己最大的努力。她学过英语，在一所特殊学校任教，尽管她从未见过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共青团的会议上，她一贯虔诚地摆出虚假的面容，那是一层面罩，尽管她知道，这样的空虚做派没有丝毫意义。在大家的恳求下，她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共青团员。宣传共青团建设者的准则！但她清楚，这个制度正初现裂痕。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伊琳娜三十岁。与她处于同一时代的人，都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的萎靡不振。那段时期被描述为经济停滞的岁月。不过，也有人称之为衰退期。

苏联社会主义的衰退每天都向他们扑面而来。他们时常梦想着喝上带有黄色标签的稀有茶叶。这样的茶叶质量更好，切得更细，经过冲泡会变成深赭色。茶叶的黄色包装袋上印着大象图案。想必来自印度。但这种黄色包装的茶叶极度短缺。因为很难买到，也就没人知道，它是否真的来自印度。不过，要是让人碰见，肯定随时愿意排长队购买。

再来说说肉罐头。那是淘汰的军需品，大家都知道。但新鲜肉无处可寻。地方各州的人们已经数年没见过商店出售新鲜肉食。国家把军需罐头像倒垃圾似的倾销给了他们。要是有人看到二十听罐头，定会统统买下。人们在囤积；什么都囤积，只是以防万一。加了罐头肉的通心粉堪称美味。面条种类也不多；又厚又长呈灰色的那种烹煮费时。

他们渴望买到印有大象图案的茶叶，罐头焖肉，也许还有真正的意大利通心粉。他们有时能弄到好一点的面条，跟那种来自意大利的精细面条十分相似。他们没法买到，但可以——花大力气——去弄。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尽管俄语有“买”这个动词，但他们更愿意说“弄”或者“搞”。他们会说：“我弄了一斤黄油。”你能“弄”到或“搞”到什么，并不取决于钞票，而是关系、运气和命运。

理论上，苏联作为国家几乎向大家提供一切——医疗、学校、交通、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庞大的灰色总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马克思大街上，这个巨无霸一般的中央计划机构，在行政指挥经济的体制下，负责调拨每一吨钢材，发送每一颗螺栓，使用每一个齿轮。赫鲁晓夫曾经郑重宣誓，共产主义将在1980年超越资本主义。然而在80年代中期，伊琳娜那代人每一天的所知所感所尝，全是那个早年空洞的承诺。苏联社会主义供给的东西越来越少，他们只有靠自己的朋友圈和关系网才能勉力求生。他们的生活充满形形色色的需求，并总在为此四处打探。

国营商店的东西从来不会扔掉。他们会照常出售给大家。伊琳娜见过好多次：店员把一听过期的鲱鱼罐头、馊臭的面包和一包大象茶叶包在一起。也许还有套着花里胡哨的红色袋子的面条。这叫作一单，学校、工厂、幼儿园，反正是各个机关，也许每个月都会给大家发上一单。没得选择：你想喝到印有大象图案的印度茶叶，就必须照单全收：馊臭的面包，过期的鲱鱼。

伊琳娜那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漫长而缓慢的周期短缺。当时的苏联将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老百姓得到的却是卫生纸串成的项链和过期的鲱鱼罐头。短缺问题似乎正逐年加重。80年代初期，还可以买到奶酪、香肠、牛奶、人造奶油、砂糖、面包和一些必需品。不过，即便如此，当时的伊琳娜和她的家人还是不断抱怨，商店里买不到东西。他们会大声嚷嚷：“没有东西了。”意思是，他们想买火腿，但商店里买不到。他们想买啤酒，但商店里买不到。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他们不敢想象，真的完全一无所有会是什么景象。

物品短缺挫伤着人们的感情。面粉袋突然摆上商店货架时，伊琳娜看到了人们眼里的热望。顷刻之间，排队的人多达五百，大家争先恐后地在手心里写上排队的序号。头一百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售货小姐还有耐心。接着，她开始咆哮。她讨厌眼前的这些人。人们会向她求情。求求你，卖给我两公斤面粉吧！

从前，炼奶上架的时候，几百个蓝色罐头在货架上摆放得有模有样。一年后，香肠没有了，只有奶酪和炼奶。又一年后，奶酪没有了，只有炼奶。再接着，炼奶也没有了！

从前，有面包，也许还有砂糖，可后来面粉买不到了。年复一年，货架越发显得空荡。某一天，货架突然堆满了——来自远东地区的海藻罐头，就像从前的炼奶那样，码放得整整齐齐。尽管没有人吃海藻，罐头还是很快就一卖而光。

再后来是苹果汁。孩子们老盼着能喝上点什么，可是只有苹果汁，质量低劣不说，还不能随时买到。装苹果汁的瓶子容量是三升，标签印得丑陋，贴得胡乱。因为盖子的缘故，果汁往往带有铁锈味。要用硬质开瓶器才能撬开盖子，可瓶颈通常会在撬开时砰然破裂。果汁一般用纱布滤着喝，为的就是挡开玻璃。

一天，伊琳娜的嫂嫂打来电话大声嚷道：“伊拉，快穿好衣服！索科尔地铁站附近有人出手儿童皮袄！赶快！”她用了“出手”一词，意思是“抛售”。伊琳娜的嫂嫂排在第875号，她帮伊琳娜拿到了876号。一连数天，她们每天都要往那里跑一趟，长队逐渐缩短。每天，在队列里站上三四个小时，没有时间理会别的事情。这耗光了她们的精力。等轮到她们，伊琳娜一口气买下好几件小皮袄，把两件缝成一件穿在自己身上。

20世纪70年代牛仔裤开始出现的时候，伊琳娜还记得同龄人表现得多么着迷。衣着很重要，因为尽管家里穷，那是唯一能让大家显得不一样的东西。人们宁可少吃几顿，也要穿得光鲜靓丽。他们知道，搬新房遥遥无期，不过总是买得起一两件让自己鹤立鸡群的东西。伊琳娜当教师的月薪是110卢布，但她花100卢布给自己买了一双冬靴。这还不够——她没有冬袄。等冬靴穿坏了，她才买到冬袄。等她买到褐色衬衫，却没有罩衫相配；等她攒够钱买到罩衫时，衬衣已经穿旧了。不管出席什么场合，大家脚上都是同一双鞋子。

在苏联，消费者发展出了品位。有关西方的所见所闻影响极大，人们渴望买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但苏联没法及时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商品，而牛仔裤正是他们都缺乏的标志性物件。一开始，苏联的经济计划部门并没有下达生产牛仔裤的批文，后来才生产了廉价的仿制品。不过，真正的牛仔裤也能买到，要么通过游客，要么通过黄牛党，或是在苏联精英们使用专供硬通券的特殊商店。伊琳娜和她的朋友们所属的年轻一代，看戏上班都穿着牛仔裤，到哪里都穿，一穿就是数月。

经济衰退期把他们变成了庞大的非正式关系网或友情网，连接着一个个家庭，连接着公寓楼和办公场所，连接着莫斯科和偏远的州。这是一张纵横交错的网，在制度本身无可供给时，让人们借以求生。这样的网络构成了巨大的第二经济，即与官方的五年计划并存的灰色经济。灰色经济活跃于工业、零售贸易、黑市场所，因为苏联体制的失效，人们只能奋力求得补偿。

伊琳娜有个亲戚，供职于一所人人向往的学校的招生部门。大家都想挤进这所学校，她的亲戚便从申请者身上捞好处。“哪里能弄到肉、香肠，还有药品？”他曾经问过伊琳娜。“要没有这些关系，我该怎么办？我将一无是处。”如果要看医生，你得在衣袋里装上礼物，也许用一个花花绿绿的塑料袋精心包裹起来。这不是贿赂，而是人所共知的求生套路。伊琳娜生女儿的时候，为了让她进好医院，嫂嫂就给主治医生送了几只水晶花瓶和几串不太贵重的宝石项链。

灰色经济孕育于官方的经济体制。在塑造“新人类”理念的驱使下，苏联当局想方设法剔除人们的贪欲和嫉妒，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去消除企业家精神。整个制度着力消除私有财产，对超出国家控制之外的个人经济行为实行严厉打压。官方的正统观念极其严格：谁敢买卖稀缺商品或开办小型地下工厂，就会因“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数十年的宣传和惩罚，从整体上强化了一种氛围，大家对一心赚私钱的人恨入骨髓。这样的人会被贴上投机者和罪犯的标签。即便如此，人类的获利本能仍然在如此严酷的气候下得以保留。毫不夸张地说，是求生的欲望，是过上好日子的欲望催生了灰色经济。

因为在国外出版小说而进入劳改营服役七年的作家安德烈·西尼耶夫斯基回忆说，在苏联，任何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左倾”，即超出了国家允许的范围。尽管风险巨大，但从工厂或者集体农庄顺手牵羊成了家常便饭，地下“加工厂”也大行其道。

西尼耶夫斯基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莫斯科电车仓库的几名工人，冒着风险把一辆本已签字扔进废料堆的电车加以整修，再当作私有企业的车辆上轨运营。“就外观而言，像极了国营电车，”他回忆道，“但在内部，驾驶员和售票员都不属于国营，乘客交给他们的戈比也没有进入国库。这就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城市运输体系内的私营企业。罪行败露、罪犯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津津乐道于莫斯科的私有电车奇闻。”

数年之后，经济学家列夫·季莫费耶夫还时常书写当时的日常生活，回顾灰色经济如何在官方经济中大行其道。“国营商店内部就有肉贩私卖牛肉片，我们都知道，”他说，“国营林场种着私人林木。内科医生就在国营医院替病人提供灰色服务。灰色商品全都在合法氛围下生产。国有企业的办公室里上演着灰色交易，灰色市场的买卖双方在官方的管理体制内各归其位。就连同一块足球场都可以同时举行两场球赛，一场合法一场灰色。”这指的是在灰色的地下世界，正规球赛会因为贿赂盛行而提前“定局”。

一旦没有了各自的私人关系，大家就觉得没办法过日子。数十年前，俄语中出现“裙带”一词，准确勾勒了灰色经济所产生的基本驱动力。这个词一度名声欠佳，有点小偷小摸的意思，后来经过演变，特指通过朋友或关系把什么东西弄到手。就关系圈而言，像屠夫这样掌控稀缺商品、位于短缺经济咽喉点的人，在人们的生活中就算是手握实权。尽管苏联官方从未认可，但事实是关系圈的迅速发展。因为苏联体制的失效，造成了诸多短缺和需求，为了应对短缺，满足需求，人们只能另想他法。

与国家体制所能供给的相比，伊琳娜及其同时代的人想得到的东西更多，多得多。有时候，苏联社会就像一座牢狱，墙壁坚不可摧。当局严控海外旅行，严查海外邮件，严锁海外读物。他们甚至视复印机为邪恶，将其一锁了之。

计算机科学家伊戈尔·普里马科夫回忆道，他经常坐在自己最喜欢的、可以360度转动的安乐椅里面，在膝盖上支起短波收音机。20世纪70年代，西方电台遭到拦截，到了晚间，他缓慢而得法地转动椅子，右转一度，左转两度，再右转三度，直至找到BBC或者自由电台的信号。他靠一部收音机学会了英语。冲破苏联社会墙壁的另一道力量是披头士乐队。因为与苏联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披头士乐队在伊琳娜那一代年轻人身上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他们废寝忘食地抄写歌谱，逐字逐句地学习英文歌词。

（完）

本文选自《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

[美] 戴维·霍夫曼｜著

冯乃祥 李雪顺 胡瑶｜译

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一直到普京上台初期，几个最为瞩目的寡头引领俄罗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险峻试验。

从权力推手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大王古辛斯基、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银行巨头斯莫伦斯基、青年改革家丘拜斯到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这些寡头化身新秩序的建筑家和鼓吹者，反过来操纵旧制度，推动了财富与权力的联姻。在寡头资本主义走向巅峰之时，他们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石油、电力、冶金和金融业，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媒体，操纵着舆论。

时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戴维霍夫曼亲身见证了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他参考了大量新闻报道、历史资料和纪实文献并与当事人多次面谈，将新俄罗斯政治权力架构和寡头之间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生动详细地讲述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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