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黑蓝怪谈实验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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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一个冒充知识分子的商人

张 虔

通过批评商业融入商业，利用反叛主流成为主流，这并不是多么高明和新鲜的变现技巧。更多引起注意的是，当代商业为它的从业者提供的自由度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后者可以心安理得地沉浸于一种站在自我反面的幻觉。很难说这种幻觉里没有精心安排的自我催眠。一个声称“带着偏见看世界”的人，他的自我催眠不是固守在文化和知识的立场上不肯和这个商业时代对接，而是他已经融入得太好，却还要假装严肃地对自己说不。

从文化的层面看许知远，就失去了观察他的最佳角度。许知远是一个商人。像当年他批判过的韩寒精于贩卖“反叛”一样，许知远在商业上的敏锐，并不比韩寒差，他精准地捕获了“不合时宜”和“忧伤”这些在文化市场中虚位已久的空白，也正尽心尽力地生产出能够恰当填补这些空白的文化商品。许知远和他在公共领域的姿态，为我们观察文化产业在当代中国的急剧膨胀提供了理想样本。

贩卖情感，是文化产业的核心传统。在现实生活中，资本的温情不光格外眷顾人群下沉的部分，它也精确瞄准着这些人群在情感上下沉的部分：沮丧、无聊、虚伪、琐碎，人性的阴翳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代文化产业的内容支柱。许知远在姿态上似乎一直站在这一切的反面，而事实上，文化产业运行的逻辑没有在他声称的崇高和庄严里受到阻隔或者慢下来一点点，相反，在许知远站立的地方它获得了一个并不意外的加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商业是如何伪装成自己的反面来实现自身的。

在这个时代，价值的消解和商业的成功一样让人感到目眩，但更奇妙的是，常常是同一个声音在哀叹价值和鼓吹商业。“杨绛去世了。一个文雅的中国彻底逝去了。”这种对当代文化草履虫式的理解也许并不反映许知远真实的思考水准，但显然他乐于在镜头里如此表现，因为他太清楚，思想只有降格为符号才能在市场中被更高效、顺利地买卖。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超级符号都来自政治和商业，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他的工作应该是消解符号，向公共领域传达对符号的警惕，而不是抓住一切机会投入对符号的制造。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们从许知远口中听到的，是对一个他所尊重的生命及其指涉价值的逝去的哀叹，但在这个的声音里，我们却听不到任何来自抵抗者斗兽式的悲怆。这种哀叹太方便了，它更接近一种过于熟练的对名人死亡的顺手消费；这个下意识动作里的便利和轻浮，透漏的正是商业面对文化的一贯态度。

所以，真正曾经让许知远感到迷惑的，也许并不是娱乐的粗鄙化在这个时代的泛滥，而是他一时无法找到与这个商业时代对接的路径。好在对他来说这并不是真正困难的问题，他很快就锁定了“带着偏见看世界”这个靠近知识分子的据点，力图把自己装扮成这个立场的代言人。“带着偏见看世界”毫无问题，问题是，他的偏见都过于正确。任何一个声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任何一个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的人，都可以从这个立场出发，像许知远感叹一个“文雅的中国彻底消失”一样轻易地提出他的那些疑问。在这个以剧变本身作为最丰富产出的时代，还有什么比疑惑更方便？他的那些疑问，都是回荡在文化立场内部的声音，它们提示的问题是如此刺眼，就像一个人脸上被置换位置的五官，发现它们的目光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深刻。

许知远真正的工作，不是通过思想来考察时代，而是要尽可能地加固自己在知识分子这个立场上的站位，成为这个立场最知名的代言人。他的自我越空洞，他就越要坚定地固守这个立场上，避免让自己赤裸地暴露出来。他的那些偏见，只是来自一个固定站位的简陋符号，而他自己，对这个时代可能毫无偏见。他甚至比那些不会演戏的明星更需要一个“人设”。他深知，自己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他所占据的这个立场本身，失去这个立场，他就是一片空白。

被他采访的人对此不会毫无察觉，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位代表当代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竟然如此羸弱；那些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文化价值报有质疑的人，会在许知远身上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判断。但许知远本人，却可能在自己遭受的嘲讽和奚落里建立另一种幻觉，他不会觉得这些质疑针对的是他本人，他恐怕会认为，这种来自公共领域的批评，恰好反映了商业和娱乐与他所代表的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而这无疑会促使他在姿态上反叛得更加坚决。但事实上，他在姿态上表现得越反叛，在思想上可能就越顺从。这种矛盾遵循的逻辑，正是商业规律本身。在这种逻辑下，他迷惑得多么笃定啊，他在姿态上展现的艰难，甚至携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洒脱，在这种洒脱的姿态里，他就可以更加安心地以伪装的单调指责单纯的单调，以矫饰的肤浅挑剔纯粹的肤浅，以虚伪的庸俗，批评光明磊落的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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