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之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

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

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问他为什么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工作。

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

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

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

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

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材，他们说不能再让我拔牙了，说应该让我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文化馆。

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寻找自己的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

我从医院到文化馆工作时，我的调动文件上盖了十多个大红印章。

我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我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心想这地方来对了。

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

他们不知道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那时候的医生都是穷光蛋，拿着国家规定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