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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她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华彩的时刻结束了，人们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

——纳博科夫

一位俄罗斯美女

文｜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译｜逢珍

摘自｜《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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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要说到的奥尔加于一九○○年出生在一个家境富裕、无忧无虑的贵族家庭里。小时候她皮肤白皙，常穿一件白色海军服，栗色的头发偏分在一侧，一双快乐的眼睛，人人见了都忍不住要在上面亲一下。从小到大，她都被看作一个美人坯子。清纯的外貌，紧闭的嘴唇脉脉含情，长发如丝垂到后腰—全身上下真是无比迷人。

正如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一样，她的童年快乐、安逸而幸福。庄园里一缕阳光照在Bibliotheque Rose①的封面上，圣彼得堡的公共花园里满地皑皑白霜……一九一九年春她离开俄国时，昔日的记忆便是她唯一的嫁妆。那年头凡事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她母亲死于斑疹伤寒，哥哥被行刑队处死。这一切如今听来都是陈词滥调，是听厌了的小话题，可在当年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如今要说说，除了老调重弹外没有别的办法，你不爱听也没辙。

话说回来，到了一九一九年，我们的小女孩已经出落成了一位窈窕淑女。她有一张白净的大脸盘，五官显得比正常的略大，但照样惹人疼爱。她身材修长，胸部柔软，总是套一件黑色毛衣，白皙的脖子上围一条围巾，纤细的手指间夹一支英国香烟，手腕上一块突起的小骨头颇为醒目。

有一段时间，大约一九一六年年底，在她家附近的避暑胜地一带，每一个学童都甘愿为她饮弹自尽，每一个大学生都甘愿为她……简言之，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这种魔力假如持续下来的话，可能会引起……会引起浩劫……不过不知为何，往后什么都没发生。要发生的事情也没发生，要么发生了也不了了之。送来的花太多了，她都懒得插到花瓶里去。暮色中的散步也是一会儿这个陪着，一会儿那个陪着，散完步就一吻告终。

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说起les gens（仆人）这个词来，就好像和agence这个词押韵似的，说ao.t（八月）这个词时拆成两个音节来读(a-ou)。她天真地将俄语的grabezhi（抢劫）翻译成les grabuges（争吵），还常常使用一些已不通用但却依然活跃在一些古老的俄罗斯家族中的法语惯用语。虽然从未去过法国，但她发r音卷舌时总是显得底气十足。在她柏林家中梳妆台的上方，一个仿绿松石的图钉固定着一幅谢洛夫绘制的沙皇肖像明信片。她笃信宗教，但有时也会在教堂里忍俊不禁。她写诗，和她那一代年轻的俄罗斯姑娘一样，写起诗来才华横溢，爱国诗、幽默诗，各种各样的诗都能写。

约摸有六年时间，也就是到一九二六年为止，她和父亲一直住在奥格斯堡大街（离大钟不远）的一幢公寓里。她父亲肩宽背阔，眉毛粗重，胡须微黄，双腿细长，喜欢穿紧身裤。他在一所很有前景的公司里任职，为人正派，友善热情，请他喝酒从不拒绝。

在柏林，奥尔加渐渐结交了一大群朋友，都是年轻的俄罗斯人。因此也就形成了轻松活泼的说话腔调。比如“我们看看电影去啦！ ”或者“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Diele，好舞场。”各种流行说法、时髦话语、滑稽模仿也在她嘴里层出不穷，例如“那些炸肉排难吃死了。”“不知现在谁在吻她？ ”或者用嘶哑而哽咽的声音说：“Mes-sieurs les officiers……”

在佐托夫家极其闷热的房间里，她伴着留声机的音乐节拍，优雅地迈着修长的小腿，懒懒地跳着狐步舞，一边跳一边把刚刚抽完的香烟远远推开。等眼睛瞟见烟灰缸时，就在伴随音乐节拍旋转的间隙，顺手将烟蒂丢到里面，舞步却一点不乱。要是遇上个向她吐露过爱意的人，她就透过睫毛朝他望去，同时将酒杯举到唇边，以第三方身份悄悄和他干杯，这时她显得多么迷人，那一杯酒喝得又是多么意味深长！她喜欢坐在沙发一隅，和这一位或那一位谈论另一个人的心中秘密，谈论那人错过了什么机会，是否有事要宣布—当然都说得迂回婉转。有时她会粲然一笑，这时她就睁大清澈的眼睛，眼睛底下和眼角一带细腻而隐隐发蓝的皮肤上显出几不可见的雀斑。可是在她自己看来，没有人真正爱她，所以她念念不忘那个在慈善舞会上摸了她一把，过后又靠在她的裸肩上痛哭的乡巴佬。小男爵R为此要和他决斗，但他拒绝应战。顺便说一下，奥尔加几乎在任何情形下，都会使用“乡巴佬”这个词。“这一帮乡巴佬，”她常会深情而又慵懒地低声说，“好一个乡巴佬……”“难道不是一帮乡巴佬？ ”

不过后来她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华彩的时刻结束了，人们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多快啊！她父亲去世了，她搬到另一条街上住。她不再去见那些朋友了，而是每日里编织些时尚软帽，或是在妇女俱乐部之类的地方教教法语。就这样，日复一日，她转眼就三十岁了。

她还是那么漂亮，两只离得远远、微微上翘的大眼睛还是那么迷人，嘴唇依旧线条优美，微笑就像是刻在唇上的几何图形一般。但她的头发失去了光泽，也没有精心修剪。那身专门定做的黑色套装，已经穿到第四年了。那双手，指甲虽然光亮依旧，却久未修剪了。手背上暴起青筋，又因为焦虑紧张和无节制的长期吸烟而发抖。至于她那双长筒袜，我们还是避而不谈了吧……

如今，她手提包的丝绸内衬早已破烂不堪（不过这至少给了她从包里找出一枚漏网的硬币的希望）；如今，她常常感到身心疲惫；如今，当她穿上唯一的那双鞋时，必须强迫自己不去想鞋底的事情，正如当她放下自尊，踏入那家烟草店时，总强迫自己不去想她已经在此赊下多少账一样。如今，重回俄罗斯已经绝无可能了，仇恨也成了习惯，几乎不再是一种罪过。如今，每当夕阳从烟囱背后落下去，奥尔加时常会受到一些令人垂涎欲滴的奢侈品广告的折磨。她幻想着自己非常富有，能穿上广告上用三四笔粗线条勾画出来的高档衣服，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或者依在棕榈树下，或者靠在白色阳台的栏杆旁。然后还会想起一两样她心中怀念的东西。

有一天，她差点被一个人撞倒在地，原来是她昔日的朋友薇拉。薇拉还是平时急匆匆的样子，旋风一般从电话亭里冲出来，拎着一堆大包小包，身边跟着一只眼睛毛茸茸的猎狐狗，拴狗的皮带把她的裙子缠绕了两圈。她一把抓住奥尔加，恳求她去她的夏日别墅做客。她还说她们的重逢真是天意，真是太棒了。她还问她过得怎样，眼下是不是有很多爱慕者，等等。“不不，亲爱的，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奥尔加回答说，“再说……”她又补充了一些别的原因。薇拉哈哈大笑，皮包都差点掉到了地上。“我说的是真的。”奥尔加笑着说。薇拉一边劝慰着她，一边转来转去地拽着小狗。突然，奥尔加从鼻子里哼哼着说，她想从她那儿借点钱。

薇拉喜欢张罗事情，不管是安排聚会、办理签证，还是组织婚礼，她都喜欢干。现在她又热切地安排起奥尔加的生活来。“一见她你就想做媒人了。”她丈夫取笑她说。他是一个波罗的海东南岸人，头发剃得精光，戴一副单片眼镜。八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奥尔加来到薇拉家。薇拉立刻给她换上了一件自己的上衣，还给她修剪了发型，重新化了妆。奥尔加有气无力地推脱着，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这座充满喜悦的别墅里，连地板发出的咯吱声听起来都是快乐的！挂在绿色果园里的那些小镜子，本来是用来吓唬小鸟的，现在却那么闪亮夺目！

一个名叫福斯特曼的俄裔德国人来薇拉的别墅住了一周。他是一个富有而健壮的鳏夫，写过几本关于打猎的书。他一直让薇拉给他找一个新娘，找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美女”。他长着又大又结实的鼻子，高耸的鼻梁上暴起一根细细的浅色青筋。他彬彬有礼，少言寡语，有时甚至显得郁郁寡欢，然而他懂得怎样在别人不知不觉间和一只小狗或者一个小孩迅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他的到来让奥尔加的生活变得困难起来： 她整日里无精打采，烦躁不安，总是举止失措，而且也知道自己举止失措。当他们谈起昔日俄国时（薇拉本来想让奥尔加炫耀一下她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说的每件事听来仿佛都是谎言，而且谁听了都知道那是谎言。因此，一说起过去，她一般并不积极配合，固执地拒绝谈论那些薇拉想让她谈论的事情。

他们几个会一起在阳台上打扑克，把扑克摔得啪啪响。也会一起到树林里散步，不过福斯特曼多半是在和薇拉的丈夫交谈。他们两个回忆起年轻时的恶作剧，就会满脸通红，哈哈大笑。他俩就这样跟在她们后面，又坐在草地上。福斯特曼离去的前夕，他们像往常一样又坐在阳台上打扑克。奥尔加突然感到喉咙里一阵莫名其妙的痉挛，不过她还是故作笑颜，假装从容地离开了。薇拉敲了敲她的门，她没有开。待到午夜时分，她已经打死了很多昏昏欲睡的苍蝇。她不停地吸烟，直吸到喘不过气来。她满腹幽怨，焦躁不安，沮丧不已，既恨自己，又恨每一个人。于是她走进了花园。花园里蟋蟀在叫，树枝摇曳，偶尔有苹果落地，发出一声闷响。月光在鸡舍的白灰墙上做着柔软体操。

第二天一大早，她走出房门，坐在早已发热的走廊台阶上。福斯特曼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浴袍，在她身边坐下来。他清了清嗓子，问她是否愿意成为他的配偶—他用的就是“配偶”一词。他俩去吃早饭的时候，薇拉、她丈夫、她丈夫的未婚表妹，个个一言不发，都在为并不存在的舞会练习舞步。奥尔加拖长声音深情地说：“真是一群乡巴佬啊！ ”

第二年的夏天，她死于分娩。

故事这就结束了。当然，也许会有什么后续，但我并不知晓。因此，与其陷入瞎猜的困境，还不如重述一下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里那个快乐国王的话： 哪支箭能永飞不落？是射中目标的那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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