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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按着节拍踏起舞步，随后放上一张唱片，那是狐步舞曲《歌唱你，罪人》。

—— 塞尔希奥·拉米雷斯

跳狐步舞的戴孝青年

文｜塞尔希奥·拉米雷斯译｜刘习良 笋季英

摘自｜《天谴》第一章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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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27日黄昏，孔特雷拉斯姐妹和平时一样把藤椅搬到自家角门外面。虽说只是在边道上坐一会儿，等着天黑吃晚饭，她们俩还是和往常一样花了好长时间对着镜子梳妆打扮一番。邻居家的姑娘们也一样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摇来摇去，观看过往的行人。夏日，暑气逼人。微风不时吹起街角处的碎屑和尘土，一群咕咕叫的鹌鹑飞到邻居家院子的树梢上。

不过，这一天，一个意外的事件搅乱了边道上的例行聚会。两个姑娘头靠着头，假装阅读妈妈刚从首都带来的《巴黎的理想》和其他时装画报，眼睛却好奇地盯着大街对面的动静。一对新来的房客住进了大都旅馆的一间客房。

在旅馆的边道上，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从马车上往下卸行李，有大木箱、手提箱、纸箱，还有一只装在盒子里的“维克托牌”留声机。一位身着丧服、风流倜傥、欢快的年轻人从装卸工手中轻轻接过留声机盒，小心翼翼地放在角桌上。

两位坐在摇椅上的姑娘看着他开盒盖儿，安上摇把。音乐还没响起，他就按着节拍踏起舞步，随后放上一张唱片，那是狐步舞曲《歌唱你，罪人》。这支曲子她们听过。年轻人一边跳舞一边走到房间里面。他的女伴——一位矮矮胖胖的年轻女人——正忙着从箱子里往外拿衣服。

那个戴孝青年高举着一只手，像剑客一样把另一只手向那个女人伸过去，催她一起跳舞。这时候，两姐妹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脸红了。房间里的女人穿的还是乘火车时穿的衣服。一顶毡帽盖住了头发，脚下一双半高跟鞋，身穿一套“贝克林”宽松服。一开始，她不想跳舞，后来经不住那个男人的舞步和表情的引逗，放下手中的衣物，笑嘻嘻地和他一起跳起来。姐妹俩听到她清脆的笑声。

这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玛尔塔·赫雷斯来到莱昂的那天下午的情况。几天后，3月31日，一场大地震摧毁了马那瓜城，全国处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之下。3月26日，他们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危地马拉来到肖洛特兰机场。《消息报》按照惯例在《往来旅客》栏中公布了他们的名字。

1930年3月5日晚上8点钟，他们在危地马拉城梅尔塞德教堂举行的宗教仪式上结为夫妻。玛尔塔，1913年12月1日出生于马萨特南戈，结婚那天还不满17岁。

1933年10月11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向法官提供的证词中说，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2月，他第一次在尼加拉瓜停留期间结识了各界朋友。出于对旧友的怀念之情，决定回尼加拉瓜继续攻读法律。但是正如后来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在“长舌桌”上指出的，这条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无论如何他的朋友大概都是在马那瓜认识的，而不是在莱昂，他以前从来没有在莱昂待过。

卡斯塔涅达被迫离开危地马拉的真正原因似乎与一次流血事件有关。1930年12月25日晚上，人们正在马萨特南戈社交俱乐部里欢庆圣诞节，他用手枪打伤了一个名叫阿尔丰索·里奇的人。此人是圣弗朗西斯科·萨波蒂特兰的庄园主。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正当“危地马拉幻想”木琴乐团演奏丹松舞曲《明亮的小眼睛》的时候，他竟然在舞厅里撒起尿来。

玛尔塔十分恼火，大喊了一声。卡斯塔涅达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答，里奇干脆冲着恼羞成怒的卡斯塔涅达的裤子撒开了尿。庄园主砰然倒在舞厅中央，裤子的襟门都没来得及系上。卡斯塔涅达没有逃跑。他手拿着武器，冷静地等着在场的马萨特南戈的警察局长走过来，向他自首。卡斯塔涅达在监狱里待的时间不长，当时的危地马拉总统拉萨罗·查孔将军拉萨罗·查孔（1873—1931），危地马拉总统（1926—1930）。出面干涉，把他救了出来。总统是萨卡帕人，和他是熟人。但是和里奇结下的怨恨对他仍是一种威胁。

孔特雷拉斯俩姐妹坐在自家门前，看着那对夫妇在打开的盒子和半空的箱子之间翩翩起舞，不由得脸上一红一白的。她们不知道这两位租用旅馆房间的新房客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莱昂。只知道这对夫妇是坐下午4点钟的火车从首都来的。他们和妈妈坐的都是头等车厢，这是听妈妈说的。听到音乐声，妈妈也来到门口儿，站了一会儿。从远处认出了他们，露出了微微一笑。

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在第21监狱的牢房里采访卡斯塔涅达的报道发表在1933年10月15日的《记事报》上。从报道中得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于1908年1月18日出生在萨卡帕，他还有两个弟弟。但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没有提到他是私生子。罗萨利奥没敢问他母亲露丝·帕拉西奥斯的情况。卡斯塔涅达14岁时，失去了母亲。临终前，她垂死挣扎了好长时间，那副痛苦的模样一直在梦中折磨着他。

母亲死后，父亲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奥利韦里奥和他两个弟弟离开了父亲的家，被寄养在外婆——帕拉西奥斯的遗孀堂娜·露丝·乌尔苏亚的家里。有一次，他对“圆球”奥维埃多说，中午放学后，他经常去看望父亲。父亲总是在一家餐馆吃午饭。餐馆关着窗户。中午，外面阳光灿烂，餐馆里却是暗幽幽的。进门后，他战战兢兢地拖着靴子，生怕父亲知道他来了。可是，那个老军人把脑袋俯在汤盘上，不屑抬起头来看一看。他只能站在桌子旁边，不敢坐下来。

父亲拿着长把勺从热气腾腾的汤盘里舀汤喝，不停地同妻子说话，时不时地用手指甲从牙缝里往外剔肉丝，然后对着光亮瞅一瞅。最后，吃完饭，往台布上丢下一枚钱币，看也不看他一眼。他拿起钱，就走了。

但是，1933年10月11日，卡斯塔涅达在证词中却说：他在莱昂学习期间，父亲十分慷慨，每月从危地马拉给他寄来100美元，他就是靠这些钱维持婚后简朴的生活。妻子死后，父亲寄的钱减少到每月30美元。我们看到一封信，那是他在1933年10月21日在狱中写的求援信。上面的地址是危地马拉城第三条东大街46号。信上说：亲爱的爸爸：

他们指控我毒死了我们的玛尔塔（真是无耻透顶！），害死了我的房东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和他的女儿玛蒂尔德，已经把我关押了13天，完全与世隔绝。今天，原告为此上书要求处我以死刑。在该死的政治上，我遭到不计其数的诬陷，如今总算通过一位古巴朋友（他同我合伙准备在这里开办一家公司）把信从哥斯达黎加寄给您，他要永远离开这个国家，我一点儿也不怪他。

是的，爸爸，我说的是该死的政治。我被驱逐出危地马拉之后，心中非常气愤。应侨民的请求，我在哥斯达黎加写了一篇反对乌维科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达（1878—1946），危地马拉军人和独裁者，1931年作为自由进步党候选人当选总统，任职到1944年。的文章，刊登在《共和国报》上，题目是《小歌剧中的拿破仑》。我干吗要卷进去呢？如今后悔莫及。刚到这里，我就看到了乌维科派来的科雷亚将军。他提出要为莱昂贫苦老人建一所慈善性质的养老院，条件是养老院要以“大恩人”命名。我在《记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这种做法，题目是《慈善还是敲诈？》。您现在看到，后果出来了。乌维科使我陷入了一场居心险恶的官司，让人指控我是投毒犯。他干得漂亮，我却身陷泥潭，只好承认，他手下的人遍布中美洲，个个狡猾透顶，到处迫害他的宿敌。

我有生命的危险，爸爸。请您想一想，我能够害死我的守护神玛尔塔吗？她常犯经血病，在她突然发作恶性热病，一命身亡后，为她看病的家庭医生在灵床边写下的诊断是：致死原因是热带特有的一种恶性疟疾——laverania malariae——这种病是由疟蚊在血浆中生下的原生动物而引起的。这里地势低洼，多雨，适于蚊虫孳生，常闹这种病。孔特雷拉斯小姐也是死于这种疾病。致死原因是医生的判断，而且写在死亡证明上。我本想把死亡证明寄给您。可我无法拿到任何东西，能搞到张纸给您写封信已经是很难得了。

原告在诉状上说，上午8点，我给孔特雷拉斯小姐吃了一只有马钱子碱的鸡腿，下午1点她就死了。您看这有多么荒谬，马钱子碱怎么能在胃里停留这么长时间，她吃下去以后居然还能平心静气地和我谈话。最不合逻辑的是，第一口就能尝出特有的苦味儿，她怎么能津津有味地咬那只撒上马钱子碱的鸡腿，而且大嚼特嚼吞咽下去呢。

堂·卡门的情况也是一样。您寄来的钱是他给我换成科尔多瓦的。他也是死于恶性热病。我亲眼看着他死去，他就死在我的怀抱里。当时根本没有马钱子碱中毒的主要征兆，比如心绪不宁、躁动、憋闷、肌肉抽搐、对光线过敏、对噪音和触摸有类似触电的反应。不幸的是当时没有找到一位态度认真的大夫给他治疗，来的是一个姓萨尔梅龙的医生，这家伙只会夸夸其谈，单凭抽出点儿胃液，就贸然断定是中毒。如果他真是这样认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采取医学科学的起码措施加以处理，诸如使用催吐剂（热水、吐根、阿扑吗啡）或其他药物，诸如碳、乙醚、三氯甲烷或油剂樟脑针剂。现在这家伙倒成了最凶恶的原告之一，您瞧，这场阴谋多么拙劣，而我又是多么冤枉！

说来说去，他们想抓住一件巧合的事，即恶性热病和马钱子碱中毒有一个共同的症状，都会出现强直性抽搐。只有这么一点是共同的，尿毒症中毒也会引起抽搐，对此他们却闭口不谈。您瞧，我落到哪一步田地了，连毒药学也非学不可啦。

您得为我做点牺牲，爸爸。请您、切马叔叔、露丝妈妈和德尔加迪略·伊·潘乔博士筹集1000美元，这是著名刑法学家拉蒙·罗梅罗博士为我辩护的要价。您可以让我弟弟古斯塔沃亲自把钱送来。如果用我的名义汇钱，钱会被没收。法官是我的同学，可他一直不喜欢我，他会拆阅我的信件。请给住在马那瓜的罗梅罗博士发个电报，告诉他我接受他的辩护，钱随后就到。如果筹集不到，我只好自己为自己辩护，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唉，怎么能让我死在异国他乡呢？救救我，爸爸。请照我说的办，尽快，尽快。再见。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调查事件时韧性十足，这一点以后再仔细介绍。他要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历史进行一番详细的调查。为此，在危地马拉城找到了一位大记者，即卡洛斯·恩里克·拉腊维硕士。此人是豪尔赫·乌维科将军所在党的机关报《进步自由报》的主编。他提供了大量材料。在第一封信里，就介绍了里奇的流血事件。

萨尔梅龙大夫把信件认真整理好，放进他为本案建立的档案里。这些信证实了卡斯塔涅达确实在奇基木拉市的东方国立学校读过高中。这和他接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采访时讲的一样，采访记录就发表在《记事报》上。不过，这里有一个材料是新的，那就是1925年他被开除过学籍。

当时，卡斯塔涅达曾和其他同学一起准备组织一个“乌维科秘密俱乐部”，支持正在奇基木拉策划的一次政变，企图让豪尔赫·乌维科将军上台执政。不久后，他背叛了这个运动，揭发了他的同学，但是，还是不免被学校开除了。

拉腊维说，当时他本人在那所学校里教三角课，是“乌维科俱乐部”的导师。但是，几年后，卡斯塔涅达在尼加拉瓜受审期间，拉腊维办的报纸在危地马拉对卡斯塔涅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写给萨尔梅龙大夫的信中，对卡斯塔涅达还是那样恨之入骨。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下面是一封信中的几段：卡斯塔涅达从少年时起就表现出一种品质：出尔反尔，好捉弄人。他把聪明劲儿全用在和人开些粗野的玩笑上了，目的无非是设些圈套，害人取乐。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奇基木拉学校的教师办公室设在二楼。按规定，每天上课前和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集中，上课铃声响起前，就得去到各自的教室。

教室设在一楼，我们要从一道楼梯下来，楼梯的扶手漆成黑色。教几何和透视法的女教师玛尔加丽塔·卡雷拉下楼的时候习惯用手扶着楼梯扶手，直走到最后一级才松开手。卡斯塔涅达注意到女教师的习惯，就想出一个恶作剧。他把大粪涂在扶手上，涂得很巧妙，让人乍一看瞧不出来。

由于他的恶作剧，玛尔加丽塔的手上总有一股恶臭，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不住地洗手，可臭味儿老是去不掉。在课堂上课时，她常把手放在鼻子上嗅，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后来她病倒了，心灵真的发狂了。最后，不得不离开学校。

如今，这家伙动用毒药这种杀人不闻声的武器犯下狡狯的罪行，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在投毒者身上我们看到集中了背信弃义者、掌刑人以及顽固不化的惯吹牛皮的人的全部特征。而且这家伙从懂事起就是这样。只有掌刑人才会拿别人的痛苦取乐。从我刚才讲过的那件事里您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政治上他是个可怜虫，可是，他却以受到制度的迫害而到处炫耀自己。在豪尔赫·乌维科将军的英明持重的领导下，危地马拉才建立起和平和有秩序的新制度。卡斯塔涅达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党”，大吹大擂地称之为“民主救国党”，在建党宣言中提出要“自觉地吸收农民、工人、青年、妇女……”，我说，大概连吃奶的孩子也要吸收吧。其实，这个党只有两名党员，一个是投毒者卡斯塔涅达，另一个煽动者是“记者”克莱门特·马罗金·罗哈斯，和他是一路货色。他们要拯救谁？看起来，这个“党”只会害人，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堂·拉法埃尔·乌维科·塞瓦杜阿先生，卡斯塔涅达用同样的东西——马钱子碱——在哥斯达黎加将他害死。毫无疑问，卡斯塔涅达转过来反对乌维科，这就足以使拉腊维现在成为他的仇敌。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的文章确实发表过。根据他本人在1933年10月18日提供的进一步调查的证词中说，妻子死后，1933年3月他从尼加拉瓜回到危地马拉，专门从事谋反活动，包括贩卖武器。在他去彭塔雷纳斯的火车上曾向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奥雷亚穆诺透露过此事，对方答应保守秘密。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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