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生活都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这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他在昆明待了七年，先在西南联大读中文，读到一半因外语不好，不能随军去往越南当翻译员，于是被迫肄业，在昆明乡下一个同学办的学校当老师。

在昆明的生活，常受日军轰炸，动不动跑警报，动不动死人，动不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

但在汪曾祺眼中这样骇人的灰色场景，成了另一番风趣的景象。

跑警报成了谈恋爱的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女同学乐于被人照顾，男同学也正好献殷情，又隐隐有那么一丝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不同。

昆明多雨，许多人恼得不行。他心里却爱极了这雨，形容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

时常赞叹，在昆明见了长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线可救失恋的痛苦，自己还研究了一堆云南菜的做法，写到文里，读文的人读到饿了，能转身进个厨房依葫芦画瓢地做出来。

他在联大读书，除了中文，写作好之外，数学和英文都极差，还有得过零分的时候。

联大老师对于他的态度成了两边倒的姿态，中文老师护他，其他科目的老师表明态度的厌烦他。

他不管，觉得内心爱不起来的就不要勉强，任由不喜欢的科目成绩败坏下去。

但热爱读书，就爱到了骨子里，整日逃课去泡茶馆，去翠湖图书馆，去坟地看书，乃至看完了一整座图书馆的书。他说：

“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在西南联大，中间为汪曾祺

后来，他被下放到农村，起猪圈，刨冻粪，背粮食，看书写字画画的手成了种地的手，经常累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1960年，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城里的却没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只能继续种地。

那浩劫的年头，中国文人走的走，死的死，留下来的，大多也心灵有了裂痕。汪曾祺靠着爱着点什么，磨练自己的念头保全了自己的天真，热情。

他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不管走到哪一步，他都不允许自己愁眉苦脸，总想办法找点乐子。

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他发现 “波尔多液”是很好看的天蓝色。在坝上工作时，他采到一个大蘑菇，为能带回北京给家人做一碗汤而高兴不已。

在孤寒的马铃薯研究站，他觉得日子过得很悠闲，没有人管，也不需要开会，简直如神仙一般自在。

早上起来，到马铃薯地掐一把花、几只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上，开始对着画。

到了晚上，就尽情读书。

一个人在困境中仍然能认真地对待生活，抵御生命中的黑暗，不悲不喜，不怨不怒，那才是真性情，那才是真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