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3日晚上，俄罗斯著名流亡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突然去世。

这位被认为开启了俄寡头政治时代的别列佐夫斯基人生经历大起大落，从普通的数学家出身，到权倾一时成为 “克里姆林宫教父”，再到流亡英国成为 “普京的头号敌人”，最后客死他乡。

△ 别列佐夫斯基

让我们把回到1996年3月的一天，时任俄总统叶利钦秘密召见了7名金融寡头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大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

叶利钦与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寡头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叶利钦连任；叶利钦则承诺维护寡头的经济利益。

从此，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词汇：“七寡头”。

这些寡头化身新秩序的建筑家和鼓吹者，反过来操纵旧制度，推动了财富与权力的联姻。在寡头资本主义走向巅峰之时，他们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石油、电力、冶金和金融业，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媒体，操纵着舆论。

然而随着前大亨别列佐夫斯基在伦敦的暴毙，当年辅佐叶利钦上台的 “七寡头”，陆续垮台，有人流落他乡、有人锒铛入狱、有人散尽家财，也有人审时度势低调度日。他们身上背负的罪与罚、功与过，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了俄罗斯近二十年来政治经济的变迁。

△ 入狱的寡头之一霍多尔科夫斯基

时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戴维霍夫曼亲身见证了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在参考了大量新闻报道、历史资料和纪实文献并与当事人多次面谈，将新俄罗斯政治权力架构和寡头之间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成书《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

寡头：十年之后

文｜戴维·霍夫曼 译｜ 冯乃祥，李雪顺，胡瑶

摘自｜《寡头 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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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27 日早晨，莫斯科的卡默夫尼奇斯基（Khamovnichesky）法庭外，约一百人身着大衣，冒着严寒，集聚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小土丘上。其中一些人高举着抗议标牌，标牌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灰色短发，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其中一幅标语写道：“团结一致，创建新俄罗斯！”另一个大大的竞选徽章上则写着：“奔向自由！”

法庭内，照片上的那个人站在一间玻璃罩钢结构拘禁室中，门上挂着锁链。他就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属于最具野心的第一代寡头，这一代寡头在苏联解体之后获得了财富与权力。前一天，在二十二个月的审判之后，法官维克托·达尼尔金（Viktor Danilkin）认定霍多尔科夫斯基犯有贪污罪。之前，霍多尔科夫斯基因欺诈罪被判服刑七年多。如今，法官头也不抬，宣读着冗长的判决书，语速很快，几乎听不清。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的共同被告普拉东·列别杰夫（Platon Lebedev）在玻璃拘禁室中听着。

法庭外的公路上，内务部的防暴警察逮捕了土丘上举着抗议标语的人，把他们拽进一辆备好的公交车上。有些标语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他已经统治了俄罗斯十年。举标语的人都被逮捕了，其中有一些是妇女。当一位身体特别虚弱的妇女被捕时，人群愤怒了，纷纷喊着：“可耻！”“自由！”一些抗议者径直冲到警官面前，大声呼喝。有一位喊道：“你们的孩子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吗？”另一位则质问着：“难道你们不感到羞耻吗?”对此，防暴警察面无表情，无动于衷。

到下午一点，大概有二十位抗议者被带走。人群渐渐散去。瓦迪姆·克鲁夫根（Vadim Klyuvgant），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律师之一，走出了审判庭，身着黑色西装，没穿外套。他表示，法官还没有最终宣布判决，但是从法官大声宣读的判文来看，判决将会很严重。除了那些诉讼时效过期的，检方的指控都被接受了。克鲁夫根表示，法官受到了有关权势人物的“强力诱导”。但他没有明确说明是谁。他补充道：“这太可耻了。”

两天后， 12 月 31 日，星期四，达尼尔金宣布了判决： 霍多尔科夫斯基将再服刑六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母亲悲痛地大骂法官：“你和你的子孙后代都见鬼去吧。”霍多尔科夫斯基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此次判决表明“在俄罗斯，面对政府官员，你不能指望法院来保护你”。

列昂尼德·戈兹曼（Leonid Gozman），一个和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小激进党的领袖曾说：“太让人震惊了。这明显是一个政治性判决，而不是司法判决。”早前，一位美国外交官员曾在一份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写道，其“动机明显具有政治性”。这位外交官负责监控此次审讯。他还补充，通过审讯，俄国政府“把一种看似法治的假象运用于一种利益至上的体制中。在这种制度中，你可以铲除政敌而不受惩罚”。电报名为“为政治猪抹上法治的口红”。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带出玻璃室，返回监狱。普京似乎成功地把霍多尔科夫斯基关了起来，并斩断了后路。

但是，后来的事情出人意料。 2 月 14 日，莫斯科的互联网新闻门户网站（Gazeta.ru）以及一家网络电视频道对达尼尔金的助理娜塔利·瓦赛尔耶娃（Natalia Vasilyeva）进行了采访。她同时也是法院的新闻秘书。她说，法官本来准备写下自己的判决，但却被强制宣读一份完全不同的判决，而这一判决是由更高的权威机构做出的。“我知道的真相是，判决是由莫斯科的市法院做出的，”她说，“这一点我很确信。”法官“有点羞愧，因为他宣读的并不是自己做出的判决。所以他读得非常快，想要尽早结束”，她补充道，“我可以告诉你，整个司法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起案件是受人操控的，这次审判也是受人操控的。”

整个事件揭示了普京创造的用来治理俄罗斯的这个制度。表面上看，市场民主的外在标志都具备：法院，法律，以及审判；证券交易所，企业，以及私有财产；报纸，电视，广播，以及网络新闻门户网站；候选人，选举，以及政党；甚至有一些勇敢的人，高举抗议标语，或耳语有关判决的真相。但是，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普京及其亲信手中。他们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这是一种软性的集权；但是当他们决定打击某人时，他们便会得逞，正如他们打击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样。

十年前《寡头》一书出版时，新俄罗斯的领导者们希望，自由和竞争能推动政治和资本主义。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的改革带给了俄罗斯民族史无前例的自由和企业家精神。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第一次出国，投票选举，享受新闻自由，并学会了自食其力。阿纳托利·丘拜斯把国有的工厂、矿井和油田这些大型宝藏转为私有。他相信，新的主人，即便是最贪婪的巨富大亨，都会比苏联时期的老板们更有效率，因为新主人将被迫在自由的市场中进行竞争以决胜负。

但是叶利钦和他的领导团队并没有完成他们所开启的旅程。他们热心于摧毁旧体制，但轮到创建俄国急需的新体制时，却踌躇不前。叶利钦本能地理解自由，但是他并不了解创建公民社会的重要性。而公民社会却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极其重要的联系网。更糟的是，叶利钦没能建立起法治来规制他所释放的自由。结果是一个扭曲的资本主义，一些骗子成了亿万富翁和国家的主宰。这就是寡头时代，他们的故事是这本书的核心。

2000 年普京执政后，他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不可能再回到苏联时代。但是，动荡的叶利钦时代之后会是什么呢？普京接手这一任务时，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或是叶利钦时期混乱的90年代不甚了解。作为前克格勃特工和幕后操作者，普京从不支持竞选，而且鄙视巨富大亨。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他选择了一条专制的中央集权道路。他提拔了一些和自己想法相似的人，松散地形成了自己的宗派。这个宗派被称为“西罗维基”（siloviki），或是安全部门的人，他们与普京一样，嗜好控制，并希望在控制中壮大自身的力量。

普京在执政的第一年便铲除了媒体界巨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不久，又铲除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这两个人都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寡头。普京支持挥舞棍棒打倒超级富豪的做法，并发誓未来将不会存在寡头这一阶级。“这是我的看法，”他说，“国家手握棍棒，但只使用一次，一次敲打命中头部。我们至今还没使用这根棍棒。我们只是挥舞展示了一下，这一举动足以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但是，如果我们愤怒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普京告诉叶利钦时代遗留下来的寡头们，他们可以保留财产，但是他不会容忍任何挑战。他们同意了。普京和 90 年代自由放纵时期的叶利钦不同，他偏向于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由掌权者选择成功者和失败者。

2003 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之后，他的石油公司尤科斯（Yukos）被迫破产，所有有价值的资产被俄罗斯当局剥夺。一笔意外之财——最有价值的石油生产子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被收归国有。 2006 年，俄罗斯石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筹集了 100 多亿美元，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权拍卖。当时该公司的董事长是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他同时也是俄罗斯的副总理及普京的亲信。这场交易表明，“西罗维基”并没有打破财富和权力之间的铁链，这种链接是在叶利钦和寡头时代形成的；相反，“西罗维基”接管了这一链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总结道：“莫斯科大部分重要的政策决定背后都有私人或企业利益所支撑，因为统治俄罗斯的是那些拥有它的人。”他说，在普京的统治下，政府已变成了公司，“克里姆林的高级职员和高级部长们都是各种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他们热衷于晋升和利益”。第一代寡头傲慢且惹人注意，普京统治下的新一代寡头却沉默而隐秘。

普京承诺结束前十年法律缺席的状况。他的确填补了立法方面的重大空白，尤其是推行了新税法。普京也授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新权力和新资源。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即 FSB 是克格勃的国内继承者。但是，修订法律以及增加更多的执法人员似乎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法治。事实上，以某些标准衡量，官僚阶层扩大了，腐败也越发严重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对权力者们包括莫斯科以及其他地区的权力者来说是个信号，那就是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有一个悲剧性案例，事关威廉·布劳德（William Browder），他一度是俄罗斯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者。布劳德的做法是，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深挖其账簿，然后公布他发现的腐败及侵吞行为，以此来提升股票价格，使他的基金增值。起初，布劳德以为普京会清除腐败，为国家谋利。但是，布劳德同样成为被排挤的对象，或许是因为他攻击性的策略惹怒了根深蒂固的大老板们。

2005 年 11 月 13 日，一次商旅之后他被拦在莫斯科机场，并且被拒绝入境。 2007 年初，内务部的一帮官员搜查了布劳德的基金 Hermitage 的办公室及其律师事务所。他们拿走公司的印章和执照，并用它们向俄罗斯政府骗取了 2.3 亿美元的退税，这一惊天骗局被认为是警察所为。当布劳德高声抱怨腐败时，他的一位莫斯科律师、三十七岁的谢尔盖·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被逮捕且不能保释。马格尼茨基在狱中生病，但其医疗求助被无视，最终于 2009 年底死在狱中。这个案例鲜明地反映了有罪不罚的文化；没有人因马格尼茨基之死而被捕。“俄罗斯的犯罪率以惊人速度上升，”布劳德曾悔恨道，“我真希望我没有去过那里。”

2010 年 2 月 12 日，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发了一封电报，指出目前俄国社会充斥着腐败，咖啡馆店主为寻求安全支付保护费，政府人员以税制形式收受贿赂，法律执行机构仍保有正式收费渠道。电报的内容随后由维基解密公之于众。该电报引用了一些人的话，其中一个人暗示，有时人们会把现金放进手提箱带进克里姆林宫。另一个人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必要，“在塞浦路斯开一个秘密账户反而更容易一些”。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 178 个国家中俄罗斯位列第 154 ，与肯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的水平相当。

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争议有时会通过买凶刺杀来解决。安娜·波利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是一名专揭黑幕的记者，她对发生在车臣共和国的难以解决的谋杀及暴力事件进行了尖锐的报道。 2006 年 10 月 7 日，安娜在莫斯科公寓大楼的电梯内遭枪击身亡。普京郑重宣告要找出凶手，并表示定将这一罪行公之于众。有三名男性受到指控，但在之后的庭审上被宣告无罪。最终并没有人为此受到惩罚。

1999 年，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发生了一系列公寓爆炸事件，之后，普京成功地扮演了一名强硬的角色。当时人们对国家秩序和安全丧失了信心。普京有足够的支持能建立起一个独立公正的执法和司法体系，但他并不想这样做。相反，普京将“西罗维基”放在了首位，并授予这个秘密组织更多的权力，包括开展海外行动（暗杀）以及镇压国内政治异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主管将这些安保人员称为“新型贵族”。然而，由于这一组织拥有诸多特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到了人们尖锐的批判，因为它未能预防多次恐怖袭击，包括 2002 年 10 月的莫斯科剧院挟持事件。当时，车臣的恐怖分子控制了莫斯科剧院，里面满是观众，安保机构向剧院内投放失能气体。在随后的突袭中所有恐怖分子都被击毙，但同时有 130 名人质遇害身亡，其中多人是因为没有适当处理导致曝露在失能气体中而身亡。随后， 2004 年 9 月，在车臣共和国邻近的别斯兰市，由于与军方的暴力对峙，该市一所学校至少有 339 人死亡，其中超过半数的受害者是儿童。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这时候，“西罗维基”又在哪里？

普京将别斯兰事件作为其加紧控制政治体系的某种借口。在第一个任期中，克里姆林宫的拥趸将他们的执政方式描述为“管控式民主”，这种体制下一些机构（如政党）能够得以发展，但自主权极为有限。这些年来，普京控制了所有主要的独立广播电视网，在国会两院建立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并强制寡头们屈服于他。但是在别斯兰事件几周后，普京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结构。他取消了地方长官的选举政策，这一职位的人选日后将由普京亲自指定。普京同时改变了国家杜马（State Duma）即议会下议院的投票机制，这样一来，政党成了唯一的选择，而非个别地区的候选人。这种唯政党制度也存在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但在俄罗斯，这一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地方选出的许多独立的立法议员无法生存。在 2003 年 12 月的国会选举中，统一民主党以及右翼力量联盟这两个规模较小的进步党派都未能赢得一席之地。其他四个胜出的党派都是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者。

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中，他更加集权了。中央选举委员会由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丘罗夫（Vladimir Churov）管理，他在上任初期表示，第一定律就是“普京永远是对的”。克里姆林宫的职责是监管选举过程中给候选人的资金分配情况，同时管控国家的电视新闻，使得反对意见只能如浮光掠影而过。90 年代对于叶利钦及其团队那种辛辣的政治嘲讽几乎销声匿迹。

普京的集权主义并不是绝对的，他往往通过操控而非直接的压制来达到他的目的。许多独立的媒体机构（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和互联网）被获准继续经营，有时会发表或播报有关政府的直言不讳的言论。俄国政府并未对其互联网进行封锁，因此俄罗斯人可以自由浏览网上的各种言论，甚至一些对现有体制严厉批判的言论。但是独立媒体的受众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仅占很小一部分，实际影响力非常小。对于这类烦人的质疑，克里姆林宫及其他主流电视媒体直接选择视而不见。例如，在 2011 年 2 月一次有关法治建设失败的会议上，俄罗斯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表示：“生活不是靠守法，而是靠我们自己的意愿，看眼色行事。”主流电视台通常会无视这种对执政党的严厉批评。

因为没有真正的政治选择，许多俄罗斯人选择退出。玛莎·李普曼（Masha Lipman）是《赞成或反对》（Pro et Contra）杂志的编辑，该刊由国际和平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出版。玛莎·李普曼表示，俄罗斯人现在与政治渐行渐远，反而进入了与普京达成“不参与协议”的时代： 如果普京不干涉俄罗斯人的私人生活，那么他们也不会干涉政治。根据李普曼回忆，在苏联时期，国家是无处不在的，但在今天，俄罗斯人能够享有“几乎无限的个人自由”。

“人们沉溺于自己的个人事务，远离政治领域，这也是他们自愿放弃的。”李普曼说道。结果就是“政府可以轻易地主导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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