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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物质，我们能否拥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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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18号晚上，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大厅里，71岁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登上了45年前他留学英国时母校的讲台，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1981年度赫胥黎奖章，他也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在江苏省吴江松林镇。1928年，他考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渐渐地，他意识到人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于是费孝通转学至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说起这段师生缘，不得不提吴先生的妻子冰心，因为费孝通很崇拜冰心，所以他说，冰心的丈夫一定也是很不错的。

冰心和吴文藻

由于费孝通从中学起就在教会学校接受早期教育，对外语授课的场面非常熟悉。然而，当吴文藻在讲台上用中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的时候，费孝通还是被深深触动了。

65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要用中国语言来表达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费孝通《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燕京大学的学生也积极加入到全国的反日浪潮之中。费孝通在一次游行中受寒得了肺炎，不能修满学分的他不得不延长一个学年的学习。

然而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一年，费孝通有幸听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罗伯特·帕克教授的游学讲座，并跟随帕克教授走出了课堂，走向真正的社会生活，并终生不倦。

现在，当我们打开费孝通那本著名的《江村经济》，可以看见这样一行卷首语：“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5年的秋天，广西大瑶山的瑶民发现有两个汉人经常出现在村寨之间的羊肠小道上，他们是一对夫妻，男的叫费孝通，女的叫王同惠。王同惠被称为“现在中国做民族考察研究的第一个女子”，她与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调查的那段日子，是费孝通怀念一生的短暂岁月。

王同惠与费孝通相识在一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聚会上，他们因为一个学术问题而发生了争论。

后来，二人经常在一些学术观点上意见不合。当年的圣诞节上，因为有同学间赠送小礼品的传统，费孝通就送给王同惠一本关于人口学的书，他想用这本书中的观点去影响王同惠。

王同惠接受了这本书，两个人通过学术上的一些争论，慢慢感情也近了。费孝通后来用“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来形容他和王同惠恋爱的那段时期。

费孝通和王同惠决定一同前去广西调查，但30年代的中国还是很封闭的，男女授受不亲，尤其到这种偏远地区去，即便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应该一起有个照应，但一定要以一种合法的身份去。

怎么办呢？八月份，两个人提前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当时的证婚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席他们婚礼的还有费孝通的导师吴文藻。六年前的1929年，也是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也是司徒雷登证婚，当时的新娘与新郎恰恰就是吴文藻与冰心。

费孝通结婚后的大瑶山考察，改变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方向。同时，也成了费孝通一生刻骨铭心的痛。

两个人一起到了广西南宁，一开始还可以坐车，但是越往下走就越难走，后来村子里已经通车了，两个人只能骑马，坐轿。

费孝通当时还给王同惠说，娶你的时候没让你坐上花轿，今天就算补上了。到后来，轿子也行不了了，只能步行。大瑶山之行，算是他们的蜜月之旅。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在他们看来却甘之如饴。

每次吃红薯的时候，费孝通就帮王同惠剥了红薯的外皮，然后才给王同惠吃。费孝通是城里来的，吃肥油吃不惯，鸡肉上面的鸡皮他不吃，所以王同惠又趁热帮他剥掉鸡皮，然后再喂给费孝通吃。

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和王同惠在两个向导的带领下，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罗运村。费孝通和王同惠虽然在山里已经受了差不多近两个月的锻炼，但和当地人相比，走山路依然让他们很吃力。

实在走不动了，费孝通就掏出手绢给王同惠擦汗，这在我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举动让当地人很不适。所以向导提出先走一步，在前面等他们。

在后面的费孝通和王同惠迷了路，怎么寻找也找不见向导和挑夫。他们大声呼喊，却只有空谷回音。两人的心一下子慌了起来，连绵不绝的原始大森林，连当地人都要结伴同行，更别说初次踏进大山的两个文弱学生了。

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照

天渐渐黑了，夫妻俩只能相互搀扶，摸索前进。不知走了多远，费孝通隐约发现前面有一处看似房屋的建筑，他以为是住家，立即过去查看。

后来人回忆说，那是栋很简陋的建筑，很久没有人住了。费孝通推门的时候，上面就落下了石头，把他的脚给压住了。

王同惠想奋力搬开这些石头，但费孝通预感到自己骨折了，让她赶快去叫人。他告诉王同惠：沿着水走，因为水向低处流，沿着水走就会有庄稼，有庄稼就能找到人了。

王同惠匆匆消失在了夜色之中。费孝通一边让自己保持清醒，一边祈祷妻子能够平安归来。天渐渐亮了，但王同惠还没有回来，费孝通的心里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他强忍着疼痛，挣扎着向山下爬去。

后来费孝通被一个上山赶牛的瑶族妇女发现，通过比划对方才知道他是在山上受了伤。被救的费孝通，此时此刻最着急的是王同惠已经一晚上都没有音讯。

村里的瑶族头人马上召集了村寨里的人，上至60岁的老翁，下至16岁的孩子，全部出发去找王同惠。整整找了一个星期，没有动静……

后来这个瑶族头人的孙子回忆说：最后没有办法了，只能找人算卦，结果巫师一卜卦，说你们到水边找去。那些晚上费孝通说他也做梦，梦见王同惠也是在水边。

在王同惠失踪后的第7天，瑶民们在一处悬崖下的山洞急流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那天晚上，王同惠救夫心切，慌乱中一脚踩空，不慎坠落深渊。

王同惠遇难的时候，他们刚刚结婚108天。

费孝通第一眼看到王同惠的尸体，就一头朝大石头撞过去，被瑶人给抱住，费孝通说他当时只有寻死的心了。所以当天晚上，费孝通把带的所有药乱七八糟吃了一肚子。

他想自杀，结果吃下去后，一下子又全都给吐了出来了。事后费孝通说：这就是同惠在天之灵不让我死，要让我以一人之力做两人之功，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思路，我就不求死而求生了。

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

孟吟是费孝通的第二任妻子。两人自1939年结婚，至1994年孟吟逝世，一起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光，孟吟一直对费孝通不离不弃。

穆旦在诗中曾说：“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二人的故事，略可形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个大时代的人们才能真正体悟。

在历史的长河中看见一个人，可以通过他的感情，也可以通过他致力的事业。

在正月里，当我们回到家乡，和亲人们团圆过年的时候，“家乡”和“农村”这两个概念值得被再次提起。作为中国人，这里有我们的根。而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的事业，和这两个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6年初夏，在外考察受伤的费孝通回到了家乡的开弦弓村养伤。在这里，费孝通开始了对他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实地调查。这个村庄就是后人所熟知的“江村”。

那一年，费孝通26岁。

开弦弓村坐落于太湖东南岸，盛产蚕丝。由于村中有两条小河，形状像一把张开的弓蓄势待发，因而得名。1936年初夏，受伤的费孝通正在家乡休息。此时，费孝通的二姐费达生，建议他到开弦弓村去小住一段时间，可以一边养伤，一边看看村里丝厂的情况。

费达生在年轻的时候就到日本专门去留学，学习缫丝技术。回国过后，跟她的先生一辈子致力于推广最新的缫丝技术。

二姐所从事的丝业改革，是对社会进步持改良思想的费孝通所感兴趣的。特别是当费孝通亲眼看到农民的劳动与现代缫丝机器的结合，他的心思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他为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的这个场面所激动。

由于这一带人多地少，靠土地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人，费孝通当时就提出农民办工厂是一件好事，这样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他利用姐姐在当地打下的社会关系基础，广泛的和当地人接触。

在当时的开弦弓村人眼中，这个年轻的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短短两个月内，拄着双拐的费孝通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

从这次调查开始，费孝通将“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作为他一生的研究课题，此后的六十年中，费孝通曾先后26次重返开弦弓村实地调查。

1957年4月，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一起重返开弦弓村，村民们自发的在村口的岸边迎接他们。但当费孝通问起大家的生活时，每每说到粮食问题，便戛然而止。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问题是饥饿问题，而要想告别饥饿，一定要农工相辅。

让农民富起来，成为费孝通每一次实地调查的最终目标。改革开放以后的1981年，费孝通三访江村，当他看到开弦弓村因为大力发展养殖、纺织和缫丝，而变得富裕起来的时候，笑容在他的脸上绽放。

我觉得高兴的是想的办法、出的主意由于顺着改革开放的总形势有些已取得成效。这也使我对自己所走的学术道路有了信心，使我深深地感到生逢盛世的兴会。——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

“江村”在70多年前是一个再平静不过的乡村，然而在那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就已经熟知了这里的一切。后来，这里被人们誉为是“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这一切，都是因为远渡重洋留学的费孝通，以此为例写下的《江村经济》。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称这是人类学实地调查的里程碑。同时，它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带向了世界。

同年，费孝通结束了在英国的留学。此时，抗日烽火已经燃遍了中国大地。面对是留在英国还是回到战火弥漫的中国这个问题上，费孝通坚决选择了后者。

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费孝通《云南三村·序》

由于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一大批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在昆明。费孝通辗转回到昆明后，便立即加入他的老师吴文藻组建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研究所”。

虽然这时国家烽烟四起，但在费孝通看来，作为文人也自有参战的办法，那就是认清楚我们的国情。

由费孝通领导的“魁阁”，就是在这期间一个非常有名的团队。从1939年到1946年间，魁阁的研究者们以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致力于探讨用社会学的知识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的状况，为后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宝贵的研究成果。

“魁阁”，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界流行甚广的一个绰号，也被称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雏形”。

在那个岁月里，国土沦陷，物资奇缺，资金匮乏。但就是这批年轻人，挤在又脏又窄的破庙里，为中国的富强而忘我工作，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学术团体。

在1945年出版的《云南三村》，就是魁阁时期，费孝通带领的这批年轻人学术研究成果的体现。

后来，有人去调查当时费孝通这些教授的工资，大概是500块一个月，500块听着好像不少，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真实情况是——物价飞涨。

这时候，费孝通写文章的本领派上了用场。由于他写文章特别快，一有空他就每天坐在茶馆里各种小报来约稿，而且立等可取，马上就可以拿到稿费。

虽然生活条件恶劣，有人甚至英年早逝，但是没人放弃，没人叫苦，大家共同经营出一种合作和友爱的风气，创造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上传说般的“魁阁时代”。

这一段的生活，在我这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费孝通《云南三村·序》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有人曾在费孝通晚年的时候当面问他，他不厌其烦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当我们在春节，回归乡土，祭拜祖先，阖家团圆之时，是否还能记起1936年的那个初夏，记起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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