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景宜

2010年，王咸开始重新写作， 那时他已在《收获》杂志当了十多年编辑。他的写作速度不快，平均一年完成一篇：有的一两个礼拜就写好，有的等了大半年后才去写。这些作品放进了他首部小说集《去海拉尔》，今年一月上市。出版社告诉要出他书时，王咸心里觉得奇怪，“我又没什么名气，写得又不多。”

我和王咸在巨鹿路675号碰面。这里是上海作家协会，《萌芽》《思南文学选刊》《收获》等办公地。门口保安告诉我，几乎每天都有人想要进来看，有路过的，更多是拿着稿件要见编辑的，年轻人、退休老人都有。这些人都会被拦在外面，院内的世界是安静的。

王咸是山东人，个子不太高，留着短发，带有稀疏的白发。给人印象很温和，时常对人微笑，他领我进了大门，进楼后要走三层老式旋转楼梯。他所在的办公室不太大，四五张桌子。王咸的案头上堆满了书，和一台黑色台式机。每周一、三、五，王咸要来这里办公，和同事聊天、交流最近的工作，更多时间在家里看稿。

在这个堆有一摞摞纸张的房间里，坐着两个来实习的年轻人，他们用着笔记本电脑，显得格外年轻。王咸读研究生时，到《收获》杂志实习，毕业在上海大学教了两年书后，被调入到杂志社工作。

这期间还在上海大学教过公文写作，这帮助了他解决了户口问题。

我们见面那天，雪还没化，不知道屋子什么朝向，窗和外墙对等分，阳光完全打了进来，像是在温室玻璃房子里。王咸告诉我，原来单位门口有个咖啡厅，朋友来时总会去那谈天。店招上显示，那儿马上要变成“作家书店”。

下午三点，这里的下班时间。王咸通常不在市区停留，直接回到18公里外的家，挨着苏州河的村子里。《去海拉尔》里的故事很少在上海市区，在城市最西边，离都市生活很远。但如高耸的“上海中心”大厦一样，这个大城市是书中许多故事遥远却有力的背景。

王咸称和上海的关系很融洽，“先一直在学校里面，大学虽然在城里，但自成一体。又从学校直接进《收获》工作，虽然在市区，但也像是独立的感觉。”

“ 1999 年，旧历年年底，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的西郊买了一幢农舍。那个地方叫大桥。大桥不是一座桥，而是一个村子。房子坐落在村子的东头，右边是一个池塘。池塘边长着芦苇。”——《邻居》

王咸住在红卫村，离工作的巨鹿路有 18 公里。现在看来这个距离不算太远，但当时上海地铁线只有两条，人出行主要得靠公交。村子在虹桥机场的西北边，闵行区华漕镇，挨着苏州河。现在面临拆迁，原来有近千户的村庄，变得冷清很多，人都搬走了，只剩下包括王咸的七八户人家。

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十八年。

这之前，他在大学的职工宿舍住过两年。结婚后，同妻子搬过好几次家，包括长风二村，然后是更靠西的清峪路。他的朋友、书评人项静告诉我，可能王咸有些浪漫，喜欢漂泊，后来是妻子执意买了现在的房子。王咸对我说，2000 年之前，很多人都觉得没必要买房子。

1999 年，王咸第一次参加放生活动，他们来到红卫村附近的苏州河畔，刚好看到了现在的房子——带院子的农舍，价格不到七万块。王咸称，当时在《收获》的工资比现在还高，在妻子的坚持下，他们买下了这幢房子。

上班算是件麻烦事，王咸需要搭两趟公交，通勤时间要一个半小时。离红卫村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五公里，是今年刚通车的 17 号线诸光路站。2004 年，王咸买了一台高尔夫小汽车，结束了漫长的公交出行生活。

上班时间外，他大多时间呆在家里，杂志编辑总有看不完的稿。项静和王咸妻子关系很好，她听说王咸平日很宅，“他老婆会叫他出门去电影院，但很远。他很宅，很喜欢在家里看电影。”除去偶尔去全国各地开研讨会外，王咸和朋友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苏州东山，在太湖边。日本北海道是王咸这几年去过最远的地方，他对旅游不太感兴趣，“也可以去，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去。”

在《去海拉尔》这本书里，故事的背景也大多发生在村子和镇上。早年红卫村的稻田、小河让王咸觉得和故乡的小镇有些相似。不过，老家的小镇都是白杨树、麦田和玉米地。在山东莘县的一个镇上，山东西北部，地处平原但生活贫瘠。他父亲在工商所上班，妈妈在家干活。

镇上离农田很近，王咸家里也有地要务农，在几岁时就要帮家里做拔草、除虫、收割这样的农活。这段生活对他的现在还有影响，在王咸向我回忆当年发现红卫村房子在具体哪月时，他先脱口而出的是，“水稻长得很高的时候，应该是初秋。”

到了高中，王咸在县城读书，周末骑 30 里地自行车回家。那个时候，王咸接触的课外读物有限，除了父亲单位订的报纸《参考消息》，他还记得这份国际新闻摘选类报纸有文艺版。高考完填志愿时，王咸决定要离家远一些，就去了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他从小喜欢吃稻米，“我听说上海可以顿顿吃米饭。”

大学期间，他开始了个人阅读。学校的图书馆是王咸看书最多的地方，他也常去上海福州路的二手书店，能买到许多便宜的早年出版外国文学书。这也是 80、90 年代文学热留下的礼物，当时出版的翻译文学书籍，很多此后都没再版过。

那段时间，王咸读了许多现代派作家，他也开始尝试写短篇小说，模仿过卡夫卡、格非、乔伊斯等人作品。这些文学创作，对他进入《收获》杂志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但工作后，他对写作不太着急了，很少再去练笔。在学佛的那几年，彻底中断了小说创作，很少再和文学上的朋友来往。

有一年，单位派王咸外出学习一个月。这让他对现实世界有了更多思考，让他意识到佛学这个“出世间”的学问在当下有些行不通。慢慢地，他放弃了“宗教信仰”，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很开心，因为学佛时他对工作很不上心。与此同时，王咸不好意思再去联络过去的“文学朋友”，他感觉到孤独，人到中年也觉得有些与世隔绝。

这个时候，他开始重新尝试写小说。除了同办公室的走走外，大多数同事、朋友过了好几年才读到王咸写的东西。“听到好多人在谈王咸的新书《去海拉尔》，我还奇怪谁是王咸呢，搞半天是《收获》的王继军。”在二楼工作的作家吴亮对我说道。

“每次云游回来，他都会坐到我们单位楼下的咖啡馆里，等我下来‘见个面’。每次他来，我都要先处理一下手头上的事，延迟一会儿再下来。其实，我心里十分期待这个久别或暂别的‘见个面’。 艾特加入我们以后，李朝再来的时候，总会带一纸袋热乎乎的糖炒栗子。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艾特爱吃。”——《去海拉尔》

王继军并不热衷什么圈子。2010 年，他给自己取了个叫“王咸”的笔名，给广州的《花城》杂志投稿，信上以新人口吻称对方为老师，表明是通过谁谁谁才得知对方姓名。不料，信封上显示了单位地址。对方直接来信问道，“你是《收获》的那个王继军吗？”

此后，他在《小说界》《江南》《青年文学》《野草》上陆续发表作品。小说写好后，他会用QQ发给同办公室的走走看。院子里没人知道王继军写作，直到走走向很多人推荐了他的作品，《回乡记》在朋友间开始传阅。当时在《青年文学》工作的黄德海看了小说后，非常喜欢，过去只是点头认识的关系，在 2015 年后才算“真正认识了”。

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个“大学时代一天要读三本书”的同事，主动扮演起文学经纪人的角色。去年，黄德海要为王咸小说写评论，找他要来所有小说的电子档。他又联系了几家出版社，希望能出版。最终，在中信出版的王苏辛拿这些文稿送审。送审成功后，王咸才知道出书的事情。

听到出书，最开始王咸有些不相信。尘埃落定时，他又担心销量会不好，给编辑添麻烦。在思南的新书分享活动时，比起嘉宾的滔滔不绝，王咸讲起话来吞吞吐吐，他向观众表示，介绍自己的书时会有些不好意思。

现场，走走在谈到王咸时，会自然地说到他本名“王继军”，偶尔改口说王咸。他的朋友们在习惯他的新身份。但项静认为王咸很纯粹：“我们单位是文人扎堆的地方，都很想彰显自己。或者给自己造一个人设，思考以什么样的文学形象给大家一个印象。王咸比较内敛，他不参与这部分。”

最开始，走走是王咸的作者，发表了新锐实验性小说《 961213 与 961312 》。走走告诉我，“他给我的感觉吧，是个慢条斯理，喜欢汪曾祺的人，没想到他看得懂，并且送审，我那时蛮惊讶。” 走走在 2011 年到《收获》编辑部时，他们常为选稿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

生活中，走走是王咸的好朋友，他们看起来非常不同，走走更加锐利，她会更无顾忌地对他人表达自己观点，很职业化穿着打扮。王咸则“有所保留”，他常会笑呵呵的，外表看起来有一些羞涩，他出门会背着个单肩包，除了戴了副眼镜，外表看不像知识分子或文学编辑，更像是小地方公务员。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诗人朋友。那段时间，王咸不再学佛，也没和过去文学上的朋友恢复来往。这个诗人常来巨鹿路找王咸，他们会去临街的那家咖啡馆聊天，参加的还有走走。走走之前一直不理解这种做朋友的方式，“有什么好成天聊的”。王咸写的同题小说《去海拉尔》，以他们一次咖啡馆长谈为原型，诗人是谈话主角，他是话题的中心，在场的王咸是倾听的人。

2018年1月 中信·大方

我在读这段时，总觉得诗人和王咸本人很像，没有被时代变化过多的裹挟。不过，这个诗人又像是小说家王咸自身所缺少的一部分。小说里这样描述，“他去西藏次数像比我去镇上的公园还多。”

我问王咸，他最欣赏或羡慕哪一类的人。王咸答，喜欢质朴中又有一些狡黠的人。

我好奇地接着问：“那你狡黠吗？”

“我很狡黠的，你没看出来是吧？”电话那一端，他笑了问，想了片刻后说道，“黄德海他们知道，我喜欢讽刺他，他过一会才能明白，哈哈。开个玩笑。”

“我说的是生活之中的狡黠。”

“这个也没什么关系。”王咸想了想，回答说。

后来他开始像小说中人物厄姆 .菲谢尔森博士一样熟稔斯宾诺莎的名著《伦理学》了，他觉得他从《伦理学》得到的快乐跟斯宾诺莎写作《伦理学》的快乐是一样的，混乱而复杂的世界随着阅读的展开慢慢地清晰起来，世界的结构、人的位置，未来的命运被斯宾诺莎安排得井然有序，就像杜原的农民父亲耕种的自留地一样，平整得像镜子，菜植得横竖都行。——《去买一瓶消毒液》

王咸喜欢摄影。在买车前，他就开始用胶片相机拍照，后来买了数码相机，现在会用手机拍照。他偶尔会把照片发在朋友圈上。镜头中，主要以风景、街景为主，出现了人也往往只是作为背景。他称自己也想画画，但习得画画要比摄影按下快门难得多。他曾和走走这样说过：“要像优秀的画家一样，画一个苹果，就好像画出一个世界。”

除了摄影外，王咸喜欢养花。他告诉我，有个朋友送了个月季，自那以后就开始喜欢了，还研究过嫁接之类的技术活。微博上，妻子有时会转发一些花草有关的内容，然后标记王咸。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种了许多瓜果蔬菜。

他的小说和日常生活有关，他会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故事更多来自他的亲身经历，而非完全的杜撰。王咸坦白说，自己对小说艺术没那么感兴趣，他更希望能用散文写作。他看重“讲真话”，写作时会用“修辞立其词”来告诫自己。

同时，王咸觉得在这个时代，在公开场合去“讲真话”很难。如果用散文写，这个小说家担心触碰到当事人，或产生一些危险，但“小说可以披着虚构的幌子”。在项静看来，王咸像一个没那么激进的知识分子，不过“他可能有一点反抗，但我觉得是局限在自己心里面的反抗”。

也许，王咸的写作表达就在这种矛盾中进行的，他想要有所突破，但也有所顾忌。在很多人看来，王咸是个友善、平和的人，但他的朋友能感受到他锐利和主见的一面。

有次，王咸受邀参加略萨中文版新书研讨会，讨论的目的很显然是为宣传书。当场，王咸说道，略萨的小说没有内在性。书评人云也退很不客气地回击，在场所有的人加起来都没有略萨经历的一半要多。

走走对我说，这件事让她印象最深。她向王咸说，“那次书店都给了来的人购物卡”。王咸漠然地想了想，称不记得了。“有吗？”

黄德海印象最深的则是，王咸对一些人内心的不屑，“那些对艺术要求不高，整天琢磨人际关系的人”。但少有人会感觉到王咸的不悦，碰到这样的人攀谈，王咸往往会冷淡地应和，“可能在场的人能感觉到”。

这种“自敛的反抗”像是一种困境，王咸向我评论过《去买一瓶消毒液》里那个喜欢斯宾诺莎的同龄人，“他以为自己在慢慢积攒力量，其实在慢慢变老。他以后这个创伤会爆发，但其实在遗忘性愈合。”整本书讲了很多类似的困境：青年时从上海去援疆，退休后试图转回户口的保安、深陷家庭伦理纷争，后突得绝症回家看病的中年邻居、被小镇混混围困的城区年轻夫妻.......

在思南分享会上，王咸也谈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为什么节制和含蓄，“我总觉得自己是很渺小的，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也许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渺小。“

分享会结束后，有六、七人等着王咸，有他的同龄人，也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王咸收到了一束花，有人来讲祝贺的话，有人和他手机自拍。他们要一道去吃饭。拿着花的王咸总落在人群的后面，好像他不是这次聚会的主角，而是突然被邀请来的羞涩朋友。

Interview

什么影响我写作

三明治：你小说的背景基本发生在上海郊区，故事很少是在市区发生的。

王咸：我在市区做编辑，做的事情文化性很强，对于小说需要的故事和生活，就弱一些。你肯定会写熟悉的东西，我们说一个人有生活，这是比较具体的事。郊区的生活戏剧性强一点，事件比较多。现在村子里变化很大，它在虹桥开放区，我们那地方要拆迁。我最新写的中篇《恍惚》就写到这件事，结尾写到房子全部写了拆字，就是现在的状态。

三明治：你最开始怎么找到这个房子的？

王咸：1999 年，我跟朋友去放生，开了一个小面包车，一直开到我住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去那放生呢，因为有个居士在那念佛，在附近有个放生点。他们说村子里有卖房子的，我们也准备买房，房子也快涨起来了。那个时候可能信佛，喜欢清净，环境很好。但主要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便宜。宅基地有 100 多平米，带院子，几万块钱。

那个地方太好了，离人民广场直线距离是 19 公里，但完全是稻田。房子是黑瓦白墙的老式农房，人非常的少，纯粹的乡下。那个时候苏州河没河堤，长满了芦苇。

三明治：以后可能脱离自己的经验来写作吗？

王咸：我估计不会。想象力也要建立在熟悉的生活上，完全靠想象力是推理性写作，也是一种形式。可能两种，建立在生活经验上，还有一种抽象思考的写作，包括像《1984》就是推理性写作。大部分所谓想象力，也建立在熟悉事物中。看莫言想象力很丰富，他也是写农村里的事情，他去写城市的话也表现不出来。

三明治：从没想过自己来构建吗？

王咸：构建一个东西，我也是有兴趣的。有作家很想去构建一个世界。但我觉得艺术的构建相对于广阔的现实来说还是“小”的。原来对文学看得更高些，但发现文学表达也有它的限度。

三明治：你有过文学野心吗？

王咸：大学写作，那时候写得很少，模仿其他作家写作。模仿卡夫卡、模仿格非、模仿乔伊斯。训练性写作。

文学上的野心，肯定有的，一直有的，现在也有。我写出一个很好的作品，很真实的作品，最大的野心。原来就是按照一个文学规律，写文学作品。现在是有一个东西要表达。一个人最好不要专业写作，我喜欢那些非专业的，把写作当成很高的修养。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反而会丧失一部分“文学性”，也就是反文学的东西。

三明治：做编辑对你写作会有什么影响？

王咸：做文学编辑对我来说有帮助。但是有些人甚至觉得是伤害。《收获》对文学的认识比较真实和深入，对待文学非常认真。我们一起讨论稿子时，对我很有启发，讨论一个作品哪里表现得好，编辑们看重什么，他们讲的时候不像批评家一样地高屋建瓴，对文学的看法讲得非常具体。对写作来讲，我们的看法是直接和作家交流，放开的话，是对写作有好处。

阅读上，工作要看稿，另外的阅读是个人的阅读。我写作也不用读更多中国当代作品。工作时已经读了很多。

三明治：比如卡夫卡，他一直都是个小职员，很多作家成名前做的事情和文学没关系。有人都觉得，这种方式会更好。

王咸：每个人对写作追求不一样。我不一定要去做著名作家，写出大量好作品。写作，即是我的追求，但是到后来写作不是要成为什么，只是表达对现实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很多，可写东西没那么多，我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很多人立志做个大作家，当编辑阅读稿子，不好的稿子可能会让他产生厌倦心理。

三明治：不过，你进入《收获》后写作中断了差不多十年。

王咸：进入《收获》后，写作上就放松了，反而不着急。在去学佛那段时间，就基本放弃了。

三明治：这有很大关系吗？

王咸：它跟文学有冲突，佛教是一个出世间的学问，文学是个世间的学问。宗教比文学关心的东西要大，真正地给你一个世界感，文学对人类、世界的关心经常停留在想法上。那个时候，我跟另一些朋友相处，跟文学朋友往来比较少。

三明治：后来你重新写作，也和学佛也有关吧。

王咸：发生了一些事，精神有些变化，学佛比较淡了。同事们知道我不学佛后，都很高兴，因为佛教跟文学有点对立，工作受影响，我很不热心。在我和佛教疏远后，工作兴致就高起来了。在2010年时，又想写点东西。我年纪大了后，就觉得很多事情做不成就是做不成。但写作相对来讲，是可以做成的事情。

皇帝新衣里面，最有价值是孩子说的话。

三明治：你有什么样的写作习惯？

王咸：一年估计一篇、两篇。有的可能一个星期写好。《回乡记》《拍卖会》花了一个月。基本都是晚上写，有时间时就会写。开始写的时候，就两个小时左右。有时可能坐着没写出来。有的是，慢慢写，主要可能是不着急。有时候可能觉得前面没写好，然后想到有新的东西。

我用台式电脑写，写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总要一点点写下去，不是呼呼往下写。从表达意思到用词用句，比较完美时，写下去。但回头还是要删掉一些。我现在觉得一气写下去，回头再改可能更好一点。

三明治：台湾作家王文兴业写得很慢，后来到了一天只写35个字。他说写作就是失败，落笔那一刻就失败了，只能去减少失败。你有没这种感觉？

王咸：他那个状态，有非常完美的幻想，认为自己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但本身写下来后，又会有局限性，有这个想法很正常。我的写作就是尽量写得小一点。对自己要求写得小一点，有意思一点，我的小说还算比较好读。通俗易懂的。这样的想法，就没有很失败的感觉。他有一个对写作有个完美的想象，一旦写下来就有失败感觉。我相反，要把具体写的东西，写得小小的。

三明治：作为读者，比起第一人称，我觉得后面的两篇第三人称更好看些。因为文中的“我”太温和了。

王咸：不温和。它是很不温和的。比如《回乡记》，当时黄德海老师讲，我写得很温和。你这里面有愤怒。你要慢慢看，才能感受出来温和里面不温和的东西。我背后有个东西，我争取写的东西很有意思，这些意思后面还有些意思。比如像盲道里的小安，主题很直路。小安有点走火入魔状态对文学。里面那个“我”，其实跟小安没什么差别，生存状态。这个编辑好像很平静。一个层面，我们生活都像影子。他为什么要温和，不仅是同情他。换一个角度，命运是不一样的。那就说，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他对小安温和，不仅仅只是他的心好，他也觉得自己并不小安更高明，他们是差不多的人。

三明治：你的朋友项静觉得你的小说有散文化倾向，一些媒体和你访谈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外界认为你的小说是故事性不强那种，你怎么看？

王咸：我们现在没有那么魔幻，看上去很魔幻，好像现实很复杂，微博上有各种奇妙、奇葩的事情在发生。但从人类大一点角度来说，其实这些事情很简单。这种奇葩像一个泡沫，并没有真正地让人变化。经常有人说，文学赶不上变化，但这种变化像泡沫。一个有价值的时代，它对语言会产生影响，会对文学产生有价值影响，但泡沫不会。

散文相对比较“平庸”，我觉得时代需要朴实的东西表达。反过来皇帝的新衣一样，他不需要变化各种方式来戳破谎言，它只需要一个真实的话。现在就是一个好多泡沫一样，皇帝新衣里面，最有价值是孩子说的话。这个时代，朴实的话是最有价值的。从这里开始才能谈得上深邃的思想，不从这里开始，深邃的思想也可能是泡沫。

三明治：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写散文？

王咸：小说还是有一点点虚构上的方便。散文就是如果写真实的东西的话，相对来说也可以。但是，散文有局限性，它的真实性会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小说可以披着虚构的幌子。

三明治：写作能为讲真话带来什么可能性？

王咸：每个人变得越来越孤立，通信方式很发达，也属于通讯方面发达。他在社会中要有联系的感觉，需要要有公共平台，缺乏的话每个人会觉得很孤独。包括我们同事，哪怕在外面开会，也感觉与世隔绝，哪怕我们有微信。

文学还是公共流通的，人也算进入了社会里面。写作，可以作为文学作品，也能够用隐晦方法表达对社会的看法。做其他有意思的事，更不可能。比如你做编辑编稿子，发表一个真实性作品很难，它要符合标准。生活中，你发表自己看法，可能性很小。

三明治：小说在保护你。

王咸：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我的还是有一些小说性，可能是自己功力不够才需要小说性。废名就说不写小说了，以后写散文。这是年龄上的变化，也是思想上的变化。他前面学文学，后来关心哲学，包括儒家和佛教，他领悟的时候觉得很丰富，觉得自己不太喜欢小说。我现在能理解一点他的这种“不喜欢”。

很多东西散文就可以表现了，用小说是有一点被迫性的选择，虚构还有点自由度。像黄永远，他真实的经历很有价值。不过，他用小说的形式写了《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可能觉得有些东西用散文说不方便。我们看到一些故事会特意申明纯属虚构，其实很多都是真实的。

三明治：你有没理想读者？

王咸：可能没有。没有理想的读者。说有读者的话，我的小说其实通俗易懂，所有人读时都能笑一笑。但会有文本参照者，哪种好我就希望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很喜欢夏目漱石的小说。

三明治：为什么现在喜欢他？

王咸：他在表述他们当时生存，那些人的生活时，它能够表现很自然、很真实的生活。那时的日本人怎么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怎么形成自我，有什么可能性，能达到什么程度。夏目漱石的文学对我们更有益处。

严肃文学很难通过互联网成功

三明治：现在的《收获》和以前很不同，路内在三明治访谈时，开玩笑说，2006 年在上面发长篇也做不了科长。同过去相比，好像文学没那么精英和话语权了。

王咸：那个时候是文学很狂热的时代，当时最时尚的东西，像现在的计算器、网络。一个人在《收获》发表作品，尤其是边远地区，对他影响非常大。现在话语权下降非常厉害。那时整个时代思潮是这样，文学现在没过去前沿，相对来说到了正常的状态。

王咸在《收获》的书桌。摄影：赵景宜

三明治：那现在的作者有哪些新变化？

王咸：原来总是突然出来一个作家，他们有不同的自身教育、修养。现在的写作，专业化比以前要强。很多人可以通过学习，写出很多文学作品。模仿是必须的，但最后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你说 70、80 后在语言上没有自由感，是因为整个生活没有自由感，没有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写作也是我们感受到生活。没有新奇的东西，这和我们现在生存状态有关系。

三明治：现在有了互联网，微博、微信很活跃，每个人都能自己发表作品，这是一个机会吗？

王咸：它在类型文学有优势。严肃文学没有，它还是需要鉴赏力。我们做编辑，你的鉴赏力，一定很快判断出好的作品。不是说看不起大众，大多数人是没有鉴赏力。你在网络上发表了，只有那些喜闻乐见的作品，大家容易接受。严肃的作品很难口耳相传，它需要有人判断，有人跟随。

凡是严肃作品，都是带着学习态度看，随便给你一个严肃作品很多人看不下去，但你觉得他有价值你会看。网络发表很自由，没人说好，也没人看。想成为严肃文学创作，还是要走期刊，世界都是这样。原来是小论坛，大家相互鼓励下，还可以。纯文学作品，在大的文学论坛最不受欢迎。

三明治：小说中写了小安。你对这些来自民间的文学爱好者怎么看？

王咸：文学和喝茶一样，有的人喝好茶，有的人喝普通茶。不是说喝不到好茶，就不喝茶了。我们每天接到稿子，来自各个地方，有些是有钱人退休了写作，有些像是穷人改变命运。每个人在不同层次表达自己，和人交流。有的写得好，进入公共平台，写得不好也有私人文学交流，都是有意义的。

三明治：你对非虚构写作有什么看法？

王咸：我关注得比较少。卡波特写的《冷血》，我当虚构在看。这本书传到我们这里，现场感现实感没了，看起来就像虚构故事。我觉得非虚构很好，但更难，很难写，更直接，触及东西更麻烦。

相对来讲，做一下非虚构蛮好的。自由的时代，自由的想象时代，需要虚构给生活带来更丰富的意蕴。现在，虚构有点无力量。非虚构是现实摆在你面前的东西。对生活会更冲击，传达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结果，大家会更关注这个东西。

三明治：按照你以往的写作速度，等你下一本书，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吧。

王咸：目前没写东西了。有可能下一本书，要等很久，也有可能突然间多写几个，挣稿费嘛。这也蛮重要的，现在收入没原来高。写作也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有时候生活压力有一点，可能会强迫自己写，至少有个外因了。

（文中图片如无特别标识，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