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Prima

编辑 | 龚晗倩

二零一六年二月，我开始计划一场出逃。

此时，我已经从上海调回北京工作八个月，以暂住名义搬进了父母的住处。这段时间，我一边在蹭蹭窜升的租金中漫不经心地四处看房，一边在午时与深夜往返在十号和六号地铁线路之间。

那时的生活没有任何值得抱怨的地方。“北京是极容易让人习惯的，”我给布莱克的邮件里写道，“一旦习惯以后，就会心怀虔诚按部就班地一步步走下去。”唯一遗憾的是，戴在口鼻处的雾霾口罩已经升级到防毒面具级别，这让我无比怀念潮湿的上海。

因此，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的集体出逃，并没有与我产生相关性。当收到布莱克一封洋洋洒洒的公路旅行邀请时，我仅仅把它当做了一场为期五个月的探索行为。

这就是我离开北京时的情形。也许父母在忍受了毫无规律、散漫的入侵者八个月后，同时考虑到我与前男友分手“仅仅”两年的时间，还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也就默许了这场旅行。那时，没有人意识到这将彻底颠覆我三十二年的既定人生。

“你的思考与感受仅仅是对有限的知识与经历的模仿，从这一刻开始没有任何意义。”布莱克停顿了一下，“你要忘记熟悉的一切。如果可以忍受这些的话，我可以考虑让你成为我的同伴。”

初春二月的早上，地上还结着一层薄薄的霜。我在美国南方一个偏僻的小镇上见到了布莱克，那时他刚刚从一个小小的帐篷里钻出来。你来啦，他冲着目瞪口呆的我说，仿佛我突然出现在他的——好吧，这个地方被称作为一个家的建筑实在还是太勉强了——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便携式野营炉里小小的煤气罐冒着蓝紫色的火焰，不一会儿咖啡的味道就弥漫开来。香气惊扰了筑巢的蓝松鸦，它们正在努力把捡来的松树枝弄断，潮乎乎的松枝耗费了它们不少时间。布莱克惬意地躺在长椅，身上盖着一条毛咋咋的毯子，他已经从帐篷中搬了出来。小镇出奇的安静，镇上二十多个居民已经去附近的教堂做弥撒了，这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比起在北京时，布莱克的外貌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他六英尺的身高，但极瘦，因此显得更高一些。他的目光犀利，留着 Ghost Pope 一样的络腮胡，看上去总是一副警觉精明的神情。他的精力充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便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但有时候，布莱克也会像只养在温室里的蜥蜴一样，趴在长椅上纹丝不动，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有面临突发事件时，他才会迅速摆出应对状态。

有一次，我从长椅旁边经过时，却猛地被好似融化在椅子上的布莱克拉了回去。我的正前方是一只周身通红身长不到一米的小蛇，正嘶嘶地吐着红色信子。布莱克蹑手蹑脚地走到它身边，轻巧得像只狸猫。他捡起地上的树枝轻轻敲打在红蛇面前的草地上，趁着它的注意力被树枝吸引时左手慢慢拎起了它的尾巴，越拎越高，然后右手松开树枝闪电般地掐在了它的七寸上。

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一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生活。

清晨，布莱克会踩着露水巡视小镇上被采伐一空荒凉的松树林。他会把林子里所有的植物都仔仔细细地观察一遍，标记出地上新冒出的蓝莓或者甘蔗树苗，虽然我根本看不出它们与一旁的杂草有什么区别。有时候，他会盯着地上模糊的足迹，告诉我一头成年的公鹿或者穿山甲先生在前一个晚上趁着夜色光顾了我们的露营地。

我把布莱克当做导师，当他提起远游的想法时，便毫不犹豫地追随了。

我的导师看上去并没有什么要急着奔赴的目的地，于是我们先是一会儿向北，前往布莱森小镇，在那里的阿普拉奇山脉居住了一些时间。接着又一路向西，跟随《生存者手册》拜访了多处洞穴改造的生存空间，直到抵达犹他州的 Hole N The Rock 。而后，我们又突然折回南方。

这段时间，我们大多住在企业号（ Enterprise ）租车公司借来的十人座小客车里。夜晚赶路，天蒙蒙亮时就在高速路上的休息站里睡上几个小时。期间，我尝试回避微信上的所有问候。但在永远暖和不起来的拂晓时，又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设计一场即将回归日常生活的假想。

相处的日子里，我对布莱克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毕业于美国最知名的烹饪学校，却对摆放在精美容器里赏心悦目的食物兴趣缺缺，好像在看一堆随意拼凑的野果荆棘。他对旅途中每每遇见的机械工艺与草本植物总是倾心不已，常常抓住我去翻译他从中国带回来的《伤寒杂病论》，惊叹于植物多样的物种时也懊恼于手边素材的限制。“中国的传统医学是对自然运作本身的还原，而美国的医药制剂则是对自然形式的粗暴模仿。”他常说。

就这样，伴随漫长的跋涉和一路的畅谈，我们进入了弗罗里达州，这里潮湿的梅雨季节才刚刚开始。

抵达基韦斯特岛的前一个晚上，这里下了场大雨。蜿蜒的水汽如低处云层一样笼罩整条公路，遇到森林的阻挠时就会落在松树枝或者针叶上，凝结成丝丝缕缕缭绕的灰色烟雾。即温暖又潮湿。路灯下，我们像行驶在云朵里般不真实，自珊瑚城堡起的三个小时车程行进得无比艰难。

我们将车停在海滩上，在看不见星空的黑暗里沉沉睡去。第二日，迎着初升的太阳，我们进入了基韦斯特岛的市区，夏天的狂欢早已在这里拉开序幕。

在橡皮艇停靠码头上，我们见到了短租网站上的红袜子船长迈克，他那艘海岸三英里外的三十八英尺帆船是我们今晚的目的地。

Airbnb网站上迈克的帆船照片

迈克的个子很高，四肢因为过于硕大而显得不太协调。他穿着印有红袜子棒球队标志的T恤，大联盟赛季时，这件T恤是酒保迈克的工作制服。

结束了一个最简短的问候，迈克率先跳进码头上停靠的一艘四人座橡皮艇，麻利地解开了栓着船的绳子，之后从布莱克手中接过我们提前用塑料袋包好的旅行包。小小的空间有些杂乱，随手丢着一根鱼竿和捕蟹网，以及一只还能看到螃蟹残骸的空水桶，风吹过时会刮起一股海水的腥味。小艇缓缓驶出码头，码头上的汽油味和喧嚣声被我们甩在了身后。

迈克今年二十六岁——他看起来要成熟多了——生长于加利福尼亚，高中毕业后四处漂泊，夏天和秋天在北方，冬天和春天在南方。他是酒保、是滑雪教练、是服务员、或者是建筑工地的临时工人。一年前，他在旅途中听到同伴提起 Airbnb ，游历过很多地方的迈克自此有了一个关于“稳定”的梦想。

“半年前，我从船墓地（ Boat Graveyard ）买了一艘废弃的帆船。除了没有引擎以外，它一切都很完美，”迈克望着行进的方向说。“我花了两个月除掉了船身上的锈迹，涂上新的白色漆料还为它上了蜡。它看上去，就像......”迈克停顿了一下，“就像又变回小姑娘似的。”我和布莱克被迈克的形容逗笑了。

远处有引擎的声音传来，迈克鸣了鸣笛声，示意着自己的方位。夕阳中，一艘二十英尺的捕鱼船缓缓向迈克的小艇开来。“乔治，”迈克提高音量叫住对方，“听着伙计，帮我留意下船墓地有没有适合的帆船，一千五百美金以下，最近 Airbnb 生意已经忙不过来了。”

捕鱼船上的年轻人比了个没问题的手势后驶向另外的方向。迈克回过头来继续刚刚的话题，“我的船停在距离海岸线三英里的海上社区，这里的停泊费用只需要两百美金，是码头价格的五分之一。这是社区的杂货店，它的运营者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还养了一只金毛犬。”迈克指着已经出现在视线里的一艘浮坞说。

“很多年轻人选择生活在这里。他们有的像我一样，花上一千美金购置一辆废弃的帆船，把它改造成睡觉的地方。等过了旅游季节，再以更便宜的价格卖给船墓地，离开这座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工作。有的人，则拥有一艘可以远航的船只，在夏天来临前驶离基韦斯特岛，等过了飓风季节以后再返回这里。”

站在白得发亮的帆船上，迈克看起来真像个船长，虽然无论这艘帆船或者迈克都将不再远航。“也许我还会离开，但现在我有了回到一个地方的理由。”挥手告别后，迈克从船上一跃而起扎进海水里，向水波中一沉一浮的橡皮艇游去。在倒映着红色天空的海平面上，迈克像只海豚般的舒展，硕大的四肢显得轻灵无比。接着，迈克与他的橡皮艇和太阳一起消失在夜色里。

我和布莱克坐在这艘没有引擎的帆船上。月光中，音乐声由远至近轻飘飘地传过来，那些漂泊的年轻人们，三三两两地散落在海平面上，划着独木舟或者站立式划板归家了，这真是一个宁静的夜晚。

告别了基韦斯特岛后，我们折返回到劳德代尔堡。在迈克的指引下，布莱克决定接受 STCW 95 的航海培训。虽然已经临近了工作停薪留职的最后期限，我依然选择跟随这场新的冒险。

劳德代尔堡海事学校是全世界最知名的航海培训学校，每年，无数航海者前往这里，接受首席机械师和船长的升级测验。在我们仓促报名的海事基础课上，聚集着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同伴们，他们有的刚刚在货轮上获得了报酬不菲的职务，有的与变幻莫测的海洋打了多年交道，有的出走华尔街自此丢弃银行家的身份，有的则是与世隔绝的小岛最后的守护者。

不同母语文化与宗教信仰的这个群体，是一艘轮船的缩影。而其中，身高一米九六高大俊朗的克里斯无疑是最为显眼的那一个。

克里斯出生于一九八五年，他一头金棕色短发，目光犀利鼻梁瘦削，极薄的下唇总在不经意间向下弯处一个嘲讽的弧度。因此虽然外表极为英俊，却但难以产生亲近之感。他的体格健壮，棱角分明的下颌显示出坚定的意志，尽管他深邃的双眼总是无神地半眯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类似于疲惫表情，似乎是他离开警署生活后逐渐失去对于生活具有节制能力的征兆。

曾经做了五年警察的克里斯，具有非凡的领导能力。在救火演习中，我是他率领的队员之一。六月潮湿闷热的天气里，扛着五十米长的水龙爬上高楼的难度远超出我所想象的。努力追赶克里斯的步伐，我一个趔趄绊倒在四层楼梯上，水龙像千斤顶般压下来。那时，高大的他像神明一样扶起我，对身后焦虑地望着时钟的队友说，No One Left Behind 。

但有时，他像个老人一样蜷缩在不起眼的角落，眼睛中显露出一种心不在焉的茫然神情，在一群冲动的年轻冒险家中，嘴里勉强发出几个单音节词，仿佛他的灵魂已经漂泊到远方。

克里斯是水上社区的明星。三十岁时，他独自一人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继而又顺着大河（ Great Lake ）返回到多伦多。近十个月的航海旅程为克里斯带给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但他似乎对接踵而来的价值无动于衷。有一次，在跟随布莱克拜访一起拜访他的帆船时，我如实地表达了对他的钦佩。他却回答我说，被他视作偶像的 Soudée 在二十九岁那年和一只叫做 Monique 的母鸡为伴，环游最危险的格林兰海域。这才是人类在适应自然与创造奇迹所能体现的神圣力量。

Soudée的旅程

结束航海课程的几个月后，克里斯回到加拿大并获得了一份海岸警卫队的职务。

在永无止境的追逐与驱赶中，克里斯一望无际的冒险野心被消耗殆尽。“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厌倦，”他说，“无论多少次航行在海洋上，我好像再也看不到那时的颜色了，它是那么晶莹剔透。日光高照的时候，可以反射出天堂的颜色。”

“我无数次地碰到了来自南美、北非和叙利亚的偷渡客。驱离他们驶出加拿大海域时，我能做的是丢给他们一些食物和水（如果我们有多余的话），虽然这远不足以支持他们那没有边界的旅程，”在我们最后一场同行的旅途中克里斯说，“你知道我和芬的上一次航行，在永远伸不直身体的狭小船舱里，在隔离城市补给的这艘孤岛上，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留恋这片海洋了。”

那一次，克里斯将他最忠实的老伙伴遗弃在维吉利亚的港口上。作为被托付者，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克里斯。

克里斯看上去臃肿了很多，那个狂热的冒险份子消失了。“我现在是船厂的机械师，”克里斯说，经他摆弄过的帆船看上去并不认可这个新的头衔。凭借着油管网的知名度，克里斯成为了“有货”运输公司的代言人。“新的行程就要开始了，”克里斯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止疼剂成为了灵丹妙药。鱼儿长着无法飞翔的翅膀，马儿背着普拉达的皮包，而我，只是放弃了理想的一个侏儒而已。”

与布莱克一起撑起帆布的克里斯的身影（左）

与克里斯的分别并不是一场让人愉快的体验。记得我们熟悉起来后，因为年龄相近他总会称我为千禧年一代的搭档。大概，无论是救火实习课或者柴油机维修课上，我都是他的小组里最手足无措的伙伴。

我常想起他临别时突然轻松下来的神情，不时怀疑自己是否放弃了回归日常的最后一线希望。之后的旅程中，我开始变得沉默。

维吉利亚港口的皇后码头，布莱克接手了克里斯那艘颇有名气的 1970 年代帆船。为了方便帆船的修理，也为了节省开销，我们退还了十人座小客车，在维修区的干船坞安顿下来。

敲敲打打的日常中，我几乎首次体会到“身体的劳动”。一方面，我迫切的期望习得更多技能，并为自己在生产与消费这一循环中能够逐渐向前者靠拢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我也日益对回归北京之后的生活感到担忧。

我逐渐体会到，城市生活中工具使用原理和体验式操作的缺失。激进的消费文化下，新的购置永远比维护更快速廉价，同时不需要花费一分一毫的气力。

皇后码头，在上了发条般的翻新工作中，我突然有了勇气与已知的生活决裂。

八月底，布莱克与我面临着分离。

妈妈的体检报告里写着“肿瘤持续增长并多处新增结节，确诊为非小型肺癌四期”，这是她停止化疗的第六个月。

“如果她喜欢旅行就陪她多出去走一走吧。”常常往来的王医生说。

“不能停止治疗。”这是爸爸怎么也不肯退让的底线。

年初时，爸爸为这埋下的隐患做了周全的准备。他卖掉了三环路边的两居室，那是早年时厂子分下来的员工宿舍。天天将脑袋埋在头条里的他决定，在制药公司遍布的波士顿寻找奇迹。

我偶尔会想，放弃了常规而稳定“我的”生活，是否正中父母的下怀？毕竟，虽然十万分的不愿意承认，与父母的相处时间正处在一个滴滴作响的倒计中。也许因为过去六个月的日子中，我模糊地看到了自由的轮廓，这场独自上路居然极其轻松。陪伴父母在波士顿安顿下来后，我在这个城市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

与贝尔的相遇是一场有计划的行动。

那时我对于波士顿的流浪者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在这个几乎聚集美国百分之二十投资资金的中产城市，那些络绎不绝以流浪为形式的到访者，他们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建立联系呢？

在芬威球场，葡萄牙后裔汤米给了我一个超乎预期的答案。

“波士顿是一个富有的城市，”汤米喝着可乐说。这份麦当劳巨无霸套餐是换取汤米智慧的索取物，“记得可乐要最大杯的。”他再三叮咛。

“我出生在这座城市，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富有的城市，人们非常友善，”他和同在芬威球场的伙伴交换了下意见后，语气确凿。这位伙伴是个来自纽约的逃亡客，“那里太冷漠了。”他说。

作为资深的街头从业者，汤米慧眼洞悉了这座城市的分工。

“有的人开公司挣大钱，有的人上班挣工资。无论对于哪一种人来说，我的存在都可以让他们感到轻松一些。”他晃了晃眼前的装着不少硬币的纸杯，那是今早他从多纳圈店领取的免费咖啡的杯子。

“把钱丢到我的面前，就像去教堂一样。我是最好的守护者，分担着他们的喜悦、不安和侥幸，”汤米咧开最笑了，他黑黄的牙齿残缺不全。“我的存在是被这个城市需要的！坐在这里看着每天神色匆匆的行人时，我觉得自己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汤米的话就像波士顿的风雪，我望着他的眼神也多了层窥见真理的尊敬神色。

读出了我不言而喻的崇拜，汤米得意地说，波士顿的流浪者才是神秘技能的拥有者。

几天后回过神来，我反复琢磨着汤米的话，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博物馆的门口，遇到了贝尔。贝尔是一名云游的禅修者，二零一七年的秋天我们相遇时，他已经流浪了十四年。

贝尔是个复杂的人，当然，他对此的解读是“具有精神灵力的个体”。

他常常戴着一幅耳机——多数时间我完全听不到里面传出声音，骄傲得像是一只来自大沼泽地的天鹅。

贝尔是个普通人。他不高不瘦不胖不矮，在街头的行列中也显得过于干净。他普通的金色短发，普通的眼睛鼻子和中等厚度的嘴巴，穿着温和的蓝色夹克和最常见的卡其色工装裤，背着不显眼的黑色双肩包。

如果有任何细节可以透露出他的复杂——好吧，具有精神灵力的个体，我想应该就是他颈间巨大的蓝铜矿吊坠。后来，贝尔告诉我，这是他编制的生命之树。

贝尔的生命之树在书店售卖，价格为350美金

茶杯口那么大的“生命之树”，银铜线缠了一圈又一圈，凝聚着贝尔的心力。正面，是它错综复杂的根基脉络。背面，是象征着再生与转化的无限螺旋（不同释义中，无限螺旋也代表着生命力）。

贝尔的手工作品在波士顿剑桥区的书店售卖，价值不菲。他也对此毫不谦虚，毕竟在他装着宇宙的头脑里，藏着一千六百种矿石的秘密。

这是贝尔在印度修行的六个月里，导师传授的技艺。

倾茶博物馆的街角永远上演着拙劣的历史小品。由于面朝大海游客众多，这里的每座躺椅都有它们流浪的主人。这个多元的社区结构中，普通的贝尔不得不显得扎眼。我想，这一方面大概归因于他遗世独立的恬淡气质，另一方面，五个小时的日常打坐也很难不带来追随的目光。

有趣的是，这样的贝尔并非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需要的时候，他毫不吝惜抹着蜜的赞美。

“女士，你的衬衫真好看！”

“先生，这件皮衣可真神气！”

闭着的嘴是吃不到骨头的，贝尔秉持着他的生活哲学。

二十一岁前贝尔不叫做贝尔，那时他是拉斯维加斯一座剧院的经理。不过那个名字已经不值得一提，他的生活简单地被分为过往与重生。贝尔是印度的导师赋予他的名字，象征着保护者，以及强大的身体与精神的治愈能力。

这个名字不知不觉变成了贝尔的使命。为了理解他，我参阅了内山兴正的日常（书籍名称为《The Zen Teaching of Homeless Kodo》），这位禅修界的名人在许多年之前与年轻的贝尔有过短暂的交集。贝尔，在此后，默默无闻地继续着他的修行。

在街头，贝尔的身边总有不少几面因缘的过客。十月是吉米，十一月是艾伦和瑞恩，十二月时则是迈克与茱莉娅。他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他们。吉米对硬毒品上瘾，那么就隔离一切试图用毒品勾引吉米的图谋者。艾伦热爱铅笔画，两美金的尺子是贝尔日常的礼物。迈克在旧火车站捕捉灵异照片时，他就那么安静的等候着。

然而，这些来就匆匆的过客总是消失在迷雾里。艾伦在一场商定好的跳蚤市场艺术展的前一晚拒接一切沟通，不久就带着贝尔的尺子沉寂地流浪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迈克，则在冬天的某一个清晨，宿命般地消失了，也许他被卷入了异次元的梦境。吉米，哦，幸好还有吉米，他们经历了正式的告别。

当吉米在教会的资助下回家过感恩节时，我问询了贝尔的归家时限。毕竟，他并非是那么的一无所有。漂亮的画家夫人在拉斯维加斯里耐心地等候他，还有他那仅仅四岁的聪明女儿。然而，贝尔说，“宇宙会告诉我回家的时间。”此时，他有了新同伴，年轻的芮雷思。

贝尔是个......我实在无法用有神论或者无神论去定义他，他就像是随风而动的河流那么难以捉摸。当他难得慷慨地摘掉耳机时，言语像吐露出宇宙的纹路。“佛教并非宗教信仰，而是与宇宙共处的哲学。”在西藏的寺庙里修行了十八个月的贝尔说。他像布莱克一样，为孔儒思想与草本论深深着迷。

今年，我不可置信的再次见到贝尔时——按照他的时刻表，贝尔应该在圣诞节时回到拉斯维加斯，他耸耸肩清淡的说，“我需要帮助芮雷思稳定下来，那时，我就完成了这场使命。”

“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每一天，我都认为自己明天就会死去。当我死去的时候，一定是微笑的。”

我在啤酒屋见到了大卫。

他穿着呢绒黑色风衣，长长地盖过了膝盖。一件熨帖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搭配着蓝色领带，黑色西裤已经有些松懈了，拖在他的黑色皮鞋上。在零度的波士顿里，大衣的后摆被一阵阵寒风吹起，这身保安工作制服像纸一样薄。

已经五十岁的年纪，大卫看上去还算年轻，不过左耳边挂着的助听器和上衣兜里的老花镜泄露了衰老的征兆。他和我差不多高，标准男士工作服在他身上有些松垮，只有肚子不合时宜的凸了出来。“最近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冰箱里的食物都坏掉了，吃汉堡胖了很多。”大卫看着菜单讪讪地说。

大卫是波士顿A公寓的前台兼保安。他很和善，见到房客们都会笑眯眯的打招呼，还常常试图用他在中国城学到的蹩脚中文跟我聊天，一旦气氛开始尴尬时再哈哈笑两声拍拍我的肩膀。

“你站在那里就像是个胸有成竹的长官，”有次在咖啡厅碰见时，我对大卫说，“跟所有人都可以轻易开开玩笑，前台和监控工作还是有条不紊。”

大卫总是不相信我诚挚的夸奖，也许在英文用词上，我选择的形容词稍有些夸张。但这不妨碍他享受我们的闲谈，并隔三差五不经意地透露一些往事，比如上次在咖啡厅时，他说，“我在伊拉克战争中杀了很多人。热情对待之后遇到的每个人，也许可以弥补一些我的罪恶感。”

这段终止在午夜的顶楼咖啡厅对话完全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在大卫刚刚结束了难得仅工作八小时的下午，我们约在啤酒屋喝上一杯。

我第一次对海军陆战队这个兵种产生认知，大概始自十几年前观看电影《异形》时。除了强悍抗打魅力十足的西格尼外，海军陆战队大概是这个系列里最稳定的人形背景板。

“哦，她可真性感。”大卫大笑着说。

他的认可让我迫不及待的想在这个话题上拉进我们的关系，“还有《明日边缘》里，被教官发现打牌士兵们要念着军规把纸牌吃掉，这是真的么？”

大卫再度笑了起来，他招呼女酒吧点了一杯啤酒，“再来点玉米片吧，今天我们要玩 GOLF 。”

“你们是要去打高尔夫么？”女酒保有些茫然地问。

“不是，我们还要去旁边的酒吧喝几杯。”大卫回答。

“你想说的是 Barhop 吧。”女酒保转身结束了对话。

“我们在海军陆战队时，都说 GOLF 。”大卫有些郁闷。

五十岁的大卫穿着老旧的黑风衣，习惯性说着过时的英语，遵守着不合时宜的礼节，在人头攒动的运动酒吧里像个异类。

1984 年，高中毕业后，大卫签署了海军陆战队的入伍合同。在经济萧条的八十年代，很多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后入伍，除了就业无门的原因外，退役后免费升入大学的机会对贫困的家庭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吸引力。

他被分配到了维吉尼亚训练营，那段日子，大卫用“备受折磨”来形容。

“你觉得现在我每天被安排十六个小时的工作，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觉时间是折磨么？不不不，这太容易了，”大卫说，“我们在训练基地没有钟表，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教官允许睡觉的时候才能够休息，教官需要你训练时必须马上清醒过来。我们不知道每天睡了分钟，几小时，甚至不知道一天是否过去了。到最后，我已经忘记了极限是什么。能够在海军陆战队里生存下来的都是强者，而我们知道这一点。”

两年后，大卫暂时离开陆战队，并接受了华盛顿一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入学邀请。

“等等，你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我打断了大卫的叙述。

“你在想我本科计算机学位，为什么会去当保安，是么？”大卫一眼看穿我的心思。“偷偷告诉你，A 公寓的网络安全做的太差了，其实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了。”出于职业病习惯，大卫又哈哈打个圆场。

1990 年 7 月大卫从大学毕业。

1990 年 10 月，美国陷入了战后第八次经济危机，大卫丢掉了仅仅干了一个月的工作。他回到陆战队，这一次，一呆就是十年。

2003 年，作为武器专家，陆战队上尉大卫加入到伊拉克战场中。

“那一次我们负责发射导弹袭击政府楼，”大卫向我描述他在伊拉克最惊险的一次行动。“我们四个人小队按照指定时间到达发射地，设置好导弹路径后藏身在预先挖好的泥坑中，铺上泥土作为掩饰后，等待指挥中心的命令”。

“然而，一支六人伊拉克小队在这时向我们藏身的方向走了过来，我清楚地记得他们隔着泥土踩在我身上的感觉，在黑暗每个毛孔都张开了。”

“预感到已经暴露了，我们四个人从泥坑中一跃而起。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完全没有使用枪械的时间，4 对 6 ，我们拔出匕首陷入了肉搏战”。

大卫说着，撸起左手的袖子，向我展示了他被匕首划上的伤口。伤口颜色很浅，扭扭曲曲地覆在他黑色的皮肤上，很显眼。

他放下袖子，喝了一口酒，“我算幸运的，我的战友被匕首划开了腹部，每个人都负伤累累，”他说，“但因为我们袭击得很突然他们完全没有准备，所以几分钟后我们就杀死了这六名伊拉克士兵。”

那次行动很成功，大卫小分队发射的导弹炸毁了一座政府建筑。他的小队成员经过救治后全员恢复，暂时调离伊拉克后，大卫和战友被派到位于德国凯撒斯劳滕的美军驻地进行修养。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伊拉克战场。

《杀戮一代》《哈迪塞镇之战》，伊拉克战争的无理性已经被电影诠释了，而作为个体的参与者，困在死神的呼吸中或者化身为它的使者时，他们在想象着什么呢？大卫说，他们什么都不去想象，理智屈服于本能，一切都成了身体的记忆。

“我在陆军队的最后一年，舆论对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逐渐升级，媒体开始渲染新兵培训的残酷程度。到最后，新兵会在口袋里放一张红色的卡牌。如果在演习中教官对他们进行了指责或者批评，他们有权出示这张红色卡牌。在这种情况下，教官必须给他们十五分钟的情绪调整时间，”大卫说，“你相信么？在战场上去跟敌人出示一张暂停牌？在那里就是你死我活，本能至上。”

“每一天我都会想，今天我会死在这里。死亡时，我会微笑着。”大卫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那里，我会为任何一位陆战队士兵而死去，他们也会为我这样做。当第二天天亮睁开眼睛时，我会更加热爱生命和所有的一切。”

第二次伊拉克扎住义务结束，大卫结识了他的第三任夫人。次年的征兵通知下来后，两人爆发了一场蓄谋已久的争吵。

“她怀上了我的女儿”，大卫说，“最终，我用一个家换来了另一个家。”

大卫出生在波士顿周边的一个小镇上，在这里他没有父母兄弟，没有左亲右邻，几十年后的波士顿与他没有任何羁绊，是一个最陌生的城市，可他还是在这里扎根了下来。

来到波士顿的第二年，大卫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如果算上第一位妻子所生的大女儿的话，他将成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巨大的生活重担压了下来。最紧迫的时候，大卫在商场和 7 - 11 找了两份工作，一周要工作一百多个小时。

我见过他拼命工作的模样。前几天在咖啡间碰到大卫时，他持续着下午三点至早上七点的工作排班，已经二十八天没有休息。严重缺乏睡眠让他的眼睛看起来又红又肿，长时间的走动和站立，他扭伤了一只腿。有时，我会刻意避开他的工作时间，他疲惫的、刻着黑色的皱纹却又带着笑容的脸，总是提醒我生活有多么辛苦。我知道，上周他工作了九十六个小时，税前工资是一千美金，而由于大幅度的超时工作，他的税点变得额外高，最终为这九十六小时的工作大卫拿到了七百美金。

这时，大卫已经结束与妻子十七年的婚姻，独自一人在波士顿生活三年多了。

“我需要钱，”大卫说，“那场离婚带走了一切，只留下了高昂的抚养费用。”他停顿了一下，有些灰暗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明朗，“但我是一名陆战队上尉，它们不会打败我的，我会尽全力追求我要的生活。”

离婚后，大卫在波士顿周边的小镇租了一件房子，虽然每天他要搭乘一个半小时的地铁才能到达市区，但他非常满意仅五百美金的月租金。这个月，大卫有了新的主意。

“我要把房东的地下室整个租下来翻修，重新铺上地板砌上水泥墙，那时我就拥有独立的两室一厅空间了，”大卫说，“我要努力攒够钱开始这个翻新计划！”

大卫深深喜爱波士顿这座城市。童年时冷清荒凉的没落小镇，少年时家人爱护与陪伴的缺失，波士顿的热闹繁荣满足了大卫对于亲近一座城市的渴望。

他在纽约待过一段时间，那里每个人都在抢夺着昂贵紧俏的资源，大卫想挥着拳头把他们全揍开，一段不受他人侵占的距离在那里太难稀有了。而波士顿，对他来说，偏偏完美体现了空间和亲密感的最佳状态。

A 公寓的保安工作任务之一，就是确保房客不会在顶层抽烟，这是严重违反安全条例的行为。大卫最喜欢的，就是和房客们猫捉老鼠的游戏。在抓到偷偷抽烟的年轻人时，他会说，“伙计们，我是必须要给你们警告的，否则我就要打包滚蛋了。不过我给你们一些提示吧，在 XX 地方抽烟的话，我会难发现一点，下次违例抽烟时记得我们已经 GAME ON 了。”

大卫还是像一个在海军陆战队训练时一样，喜欢挑战和刺激，能够对生活触底反弹才是一名优秀的陆战队员。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里，大概会去冲绳吧，在海军陆军队时我在那里服役了几年。那里就像波士顿一样，生机勃勃。”

二零一六年八月底，布莱克和我回到北京，在民政局登记结婚，父母大喜。我们决定舍弃短暂的 Mentor/Mentee 关系，直面另一种捆绑契约，婚姻。

这一年，我三十二岁。再往前数两年时，我与交往了七年谈婚论嫁的初恋男友分手。那场聚少离多的分手轻得像是飘落的一片树叶，顺水推舟般自然。婚姻自此成为一个不咸不淡的话题。

分手的头一年，工作把生活塞得死死的。那一年，我对人工智能产生了极大兴趣，同时，也开始大量阅读《无缘死》话题。非此即彼，那是三十岁的我对于婚姻的结论。

我曾经固执抗拒的婚姻，被布莱克轻轻的“航海是两个人的旅程”化解。我敌视为“娱乐他人的婚礼”，也在父母渐渐花白的双鬓中妥协。

领取结婚证的一周后，我们在家门口的老字号举办了一场没有仪式的婚礼。一面墙上记载着过往，是我与父母这十年来走过的地方。广西的黄竹沿着竹节处劈开成一段段，捆在一起就是简单的盛花的容器，留下了我在竹子工作坊的痕迹。薰衣草、薄荷和迷迭香混合的草本卷烟，是布莱克亲手配置的配方。这弹指间的幸福，是与父母于北京还可以留存的为数不多的回忆。

四桌宴席，在座者，除了家人外无一是布莱克与我的嘉宾。对于曾经在北京生活近十年的布莱克，这里始终是个无法归属的异乡。而早早去漂泊的我，这个缘浅的故乡也不再是我的主场。

我们终将还是要去流浪的，两个人，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