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頔说，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她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真看不出来！”

这句话，几乎成了她和别人初次见面的问候语。

看不出她结婚了。看不出她有三十岁。看不出生过两个孩子。混迹在哥大校园里，这些看不出又加上了一连串的惊叹号。除此之外，在她的工作履历上，还有进入联合国总部实习这样的亮点，她甚至还创办过一家上市公司。

这样不停地在母亲、女儿、妻子、学生、员工、老板几种身份间来回切换，曹頔说自己像一台变频空调，灵活地转换模式，而不至于深陷于一种单调的生活之中。

今年她出版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像世界一样宽广地活》。在这本书里，曹頔想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两年里她在纽约的观察与收获，有文化的冲突、市井的喧哗、人情的冷暖，以及这个阶段当中有关自我的成长。

如果你也想发挥碎片化时间的最大价值，记录自己的人生体验，4 月 4 日（周三）晚上 8 点来三明治的「生活写作工坊」听曹頔聊自己怎么处理成年人的多重社会角色，并把这些经历转化成丰富的写作素材。

在正式开始之前，曹頔有一篇选文《走进联合国》想要先分享给大家，其中记录了她 32 岁时携儿带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自己争取到联合国的实习机会，并对这个光鲜亮丽之地进行认知祛魅的故事。

2015 年夏天，我第一次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总部大楼，成为联合国开发署的一名实习生。

这完全是个意外，因为向学校申报实习机构的时候，联合国首先被我剔除在名单之外。我不喜欢任何威武庄严、需穿灰色套装戴工牌上班的地方。

意外发生在二月的一个晚上。自大雪中返家的我，坐在书桌前喝着热可可，许是那甜味让人神驰，我莫名其妙点开了一封广告邮件里的链接，跳入本学院的在线聊天室。刚巧有一场校友与学生之间的求职咨询正在进行中，我被电脑随机配对给一名 2014 年毕业的学生，网名是 Louise，应该是女孩子吧。

她很快打字过来：中国人？

我说：是，我的姓氏相当有中国特色。

她居然打出中文：我在联合国工作，你想问什么？

原来是同胞。我捧着热可可，认真地想了想。

工作内容？任何工作凡是努力都可学会。

工作强度？只要不用通宵熬夜，应该都能扛住。

福利待遇和职业前景？我不在乎。

想了半天，我回答：只一样，这是个真正干活的地方吗？

她慢慢地打字，联合国里有社工背景的人少得可怜，需要更多我们的声音，所以，是的。

众所周知，联合国是块金字招牌，所有人都慕名而去，独缺社工。这种割裂多少来自价值观的偏见。社工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派，具有浓厚草根气息，关注的对象是个人、家庭和本地社区，有清晰的反精英和反全球化倾向。而联合国，在大部分人印象中是精英和全球化最为集中的所在。另外，社工是跨领域的实践型学科，缺乏高度严谨的研究方法，始终未能在严肃的主流学术界拥有一席之地，本专业的学生也因此甚少受到精英机构的青睐。尽管学院每年都向联合国派遣实习生，这些藤校研究生却大多被派去做初级文秘工作，每日裁剪PPT的图片大小，或往 Excel 表格录入数据。

Louise 的话让我重新思考去联合国工作的意义，不为一己喜恶，不为举足轻重。

我拒绝了学校的安置分配，自己投送简历，得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官与我同门，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她简单介绍：我们的工作，就是成为一座桥，联结 UN 、各国政府与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和弱势群体。

这个意外，便是这样开始的。

2016 年 4 月，离我毕业只剩一个月的时候，新浪派了一名摄影记者跟拍我在联合国总部实习的日常。从早上迈出家门，到晚上赶地铁回家，甚至不上班的时候去学校写作业的模样，通通被摄入相机。在办公室里，摄影师围着我的格子间三百六十度地拍，拍我制图，拍我打电话，拍我趴在桌上午睡。他跟着我去仓库搬东西，去其他办公室开会，就连我去茶水间泡杯咖啡，也要在一旁不停地按快门。同事们大叫，活在镜头下太可怕了。后来我就习惯了，我大口喝汤，逛菜市场，把相机当作不存在般，也放弃了管理自己的表情。

四月的纽约春寒料峭，我带着摄影师穿过第一大道走向秘书楼，他在我面前一边倒退着拍摄一边问：为什么要来联合国？

我反问他：你觉得呢？

他放下相机说，多数人选择联合国只为一个原因——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的确，这里代表着名气和权威，光是坐在一旁听那些平时只在《新闻联播》里才能看到的人物高谈阔论，就已经感觉自己在改变世界。

可对于我来说，世界远在政治以外的地方，谁也不能妄谈改变。

年轻时做新闻节目，我有许多机会接触和认识名人，刚开始难免激动，很快便心平气和，从不曾索要合影和电话号码。与陌生人合影多么突兀荒唐，况且在自己变得足够有用之前，擦肩而过以后便不会再有重逢的机会，要来那一串号码又有何用？

况且名人也是人。记得我正式领到工作证，入驻联合国办公那一天，恰逢七十届联大开幕，元首高官们接二连三地被保镖们护送进来，在里三层外三层的摄影机面前，面带微笑地和拥挤的人群站在一起，慢慢观看墙上的展览。战地记者出身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女士最认真，提了许多关于叙利亚难民的问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更是善解人意，主动招呼工作人员一起自拍。全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大家雀跃不已地围上前去，迫不及待发至社交媒体。马克·扎克伯格只身到访，破例穿了一件西装外套，见多识广的外交官们竟然全都失了分寸，纷纷涌上前合影。他一边微笑应对，一边慢慢退到门边，我听见他对旁边人喃喃地说：“人太多了，我得出去透口气。”我推开门，冷风猛地灌了进来。

在受到经济危机波及之前，联合国的工作稳定，收入体面，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工作福利。负担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 75% 的学费，包括那些最贵的私立大学；工资无需缴纳美国个人所得税；持专属联合国护照，外国雇员可获得 G4 外交签证合法留美。虽然常被中国籍员工诟病雇员的国籍比例未能平等反映会费占比，但与美国本土的机构相比，联合国仍然具有对少数族群极友好的工作环境，既是种族和宗教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女性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比重也比一般的大企业高出许多。

不过这些诱人的条件，与并未计划久留的我没什么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弱势群体并不是官员们唯一且最重要的关心。各国为社会公义而在此联合，国与国对利益的竞争却是无处不在。获得过普利策奖的鲍尔女士诚然对战区的儿童忧心忡忡，还曾借助我们的视频连线对孩子们嘘寒问暖，但叙利亚今时今日的悲惨境况，她所代表的国家既是始作俑者，亦是雪上加霜的推手。总在国际援助项目上展现高风亮节的北欧诸国，秘书楼里照样流传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黑色历史。

我第一次跟着同事参加联大会议，便是在那可怜的叙利亚小男孩陈尸海滩引起举世哗然之后，大会紧急召集各国讨论叙利亚的难民危机。会议在历史悠久的托管理事会会议厅召开，镶着白蜡木的墙壁上有一组引人注目的雕像，一名妇女两臂高举，放头顶的小鸟飞去。

我问同事这是什么寓意。

她说，托管理事会曾经用来管理前殖民地国家，这雕塑乃是希望他们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实现独立，从而“无限制地飞向更高处”。

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荧幕上难民们从夹杂着哭声和尖叫的偷渡船上争先恐后地跳下来，与暖气充足的会议厅里平静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代表们穿着一丝褶皱也无的深色羊毛西装侃侃而谈，这些受过绝佳教育的外交官，每次发言都有些我听不懂的单词，但意思很简单：难民很可怜，我们要做以下 ABCDE……

可能是屋子里太热，我不停地打呵欠，同时觉得墙上那只张着大嘴的鸟十分滑稽。

我和同事当天带去了一部用虚拟现实（VR）技术拍摄的纪录片，讲述一名十二岁叙利亚女童在难民营里不乏童真的日常生活。这片子由几位好莱坞和纽约的制作人操刀，在全球巡展的过程中，让人身临其境的新技术唤起了公众对难民的关切。然而在这个会场，大家连九分钟的片子都没时间看完，却在用三个小时侃侃而谈。

当硅谷的无人机飞入菲律宾雨林向村民们发送无线网络信号时，这里也是在侃侃而谈。

当马拉拉带着脖子上的伤疤站上联大会堂的主席台时，某位妇女署的高官却因为相关推特没有@他而在半夜大发雷霆。

点开联合国官方网站，跳出来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来到联合国，您的世界。

这里到底是谁的世界呢？

手握亿万脆弱生命的权柄，却仍然对面前支离破碎的现实束手无策，精英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结束拍摄那天，我发着三十九度高烧，站在东河河畔与这名年轻记者告别。他问：片子你要不要先挑？

我摆摆手，新闻摄影，轮不到我说话。

他笑了：真的？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磨磨皮，拉拉腿。

我说，万万不可，以后老了回头，仍然希望能看到一段货真价实的回忆。

每周我要写两篇工作日志，汇报工作进度和学习收获，上司看过后对我说，你让我们对社工这个专业产生了重大好奇。春天正式开始的时候，她与我一同来到阿姆斯特丹大道 1255 号，与一百多名社工学生和教授讨论，本专业如何代表最边缘群体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发声。教授 N 对我说，你把一颗新的种子带进了联合国。

这才是这次实习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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