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村上广播”的内容，来自微博网友@刻奇人类研究中心所写的一篇《刺杀骑士团长》的书评。之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是因为作者有一个很明确的切入点：当村上在“高墙”和“鸡蛋”之间选择站在后者那一边的时候，他有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做出任何努力以使“高墙”被软化，甚至有一天能被拆掉。

在作者看来，《刺杀骑士团长》中生活在现代的免色涉，在德国和中国分别经历了二战的雨田具彦和政彦父子，正代表了以不同方式撞向“高墙”的一个个“鸡蛋”，而最终，只有“整个民族的‘鸡蛋’都认清了自己‘高墙’面前的处境，认清了‘高墙’通过引诱‘鸡蛋’们释放人性之恶，来引发互相倾轧的手段”，“高墙”赖以延续的环境才可能不复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体制之恶”才有可能消失。

感谢@刻奇人类研究中心授权发布本文。欢迎在文末发表您的看法，译文君准备送出两套《刺杀骑士团长》，其中一套将是林少华老师的签名本哦。留言有效期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 24 时。之前参与《》（点击标题可回看）这期互动留言的读者中，五位获赠阿根廷小说家费德里科·阿萨特精彩悬疑小说《悬命遗书》一本的是：伊夏、AK-林柯、老张、路、望星辰。还请尽快发来您的联系方式哦。

向高墙宣战的村上春树

文｜刻奇人类研究中心

- 声明：感谢授权刊发，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有理由相信，20 年后，这句话将成为一句“名人名言”，频繁出现在中学生的作文之中。这句话出自村上春树荣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的获奖辞。“耶路撒冷文学奖”旨在嘉奖在作品中涉及人类自由、人类与政治及社会关系的重要作家。村上春树发表这篇获奖辞的地点，正是连年冲突不断、生活在“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阴影下的以色列。

一般认为这段话是作家所作的生动比喻，实际上这段话是实有所指的。在村上春树的新书《刺杀骑士团长》里，出现了这么一段话：

免色喘了一口气说：“实际下到里边，觉得墙壁高度很有压迫感，让人生出某种无力感来。同一种类的墙壁前不久我在巴勒斯坦看见来着。以色列修建的八米多的混凝土墙。墙头拉着通有高压电流的铁线，差不多绵延五百公里。想必以色列人认为三米无论如何高度不够，但一般说来有三米高，作为墙壁就够用了。”（《刺杀骑士团长》第 2 部，第 171 - 172 页）

这样看来，“高墙”首先是指以色列修建的高达八米的混凝土墙。那么，“鸡蛋”毫无疑问就是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了，但是，请不要以为村上春树有意偏袒巴以冲突中的任意一方，在获奖辞的后半部分，他明确指出：

炸弹、坦克、火箭弹和白磷弹就是那面高墙。而那些鸡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炮弹粉碎、烧毁、击毙。这是这比喻的一层意味。……我们每一个人，程度或轻或重地，都在面对着一面高大的、坚固的墙。而这面墙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体制”。这个体制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它有了独立的生命意志，而这时它开始杀死我们，并且怂恿我们互相残杀——冷血地、有效地、系统性地残杀。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也好，巴勒斯坦人也好，还有叙利亚人、库尔德人、达尔富尔人……所有陷入长期冲突的地区的人民，都是“被体制怂恿互相残杀”的。如此持久地冲突下去，最受伤害的恰恰是这些互相残杀的“鸡蛋”们。而“鸡蛋”们忙于相互倾轧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其他，真正对他们施以伤害、教唆“鸡蛋”们互相残杀的“高墙”是稳固不倒的。因此，它也更加热心地怂恿平民们互相伤害，让这一局面永恒地维持下去。

除了以色列的这面高墙，《刺杀骑士团长》里还提到了柏林墙。如果说以色列人修建高墙是为了保护自己，那么德国人修建高墙，则是为了更加可怖的政治上的目的：

“对了，隔开东西柏林的墙的高度可知道？”免色边下梯子边问我。

“不知道。”

“三米。”免色往上看着我说，“根据位置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那是标准高度。比这洞高一点点。那东西大致持续一百五十公里。我也见过实物，在柏林分割为东西两个的时期。那可真是让人不忍的场景。”

免色下到洞底，用手提灯照来照去。同时继续对地面的我述说。

“墙本来是为保护人建造的，为了保护人不受外敌和风雨的侵袭。但它有时候也用于关押人。坚固的高墙让关在里面的人变得无力，在视觉上、精神上。以此为目的建造的墙也是有的。”（《刺杀骑士团长》第 2 部，第 170 - 171 页）

与柏林墙有关，有一个著名的“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典故。大意是，把守柏林墙的东德士兵 Ingo Heinrich，先是击中了逃往西德的同胞 Chris Gueffroy 的大腿，随后抬高了枪口，击中了心脏。因此 Chris Gueffroy 成了最后一个翻越柏林墙而死亡的人，死于德国统一前的几个月，这让他的死充满悲剧与荒诞色彩。Ingo Heinrich 完全可以不这么做，随便开一枪好了，或者不瞄准要害位置射击。这样既不违背作为士兵的职业道德，也不至于杀害同胞、违背人性。为了惩罚他对同胞的恶意，德国统一后，唯独他被联邦法院判处监禁。

柏林墙无疑是“体制”、“高墙”的物质化形态。但别忘了，持枪把守着柏林墙的，正是无数个像 Ingo Heinrich 一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士兵，而不是发现活物就自动开火的红外自动武器。也就是说，哪怕是像柏林墙那样的坚硬“高墙”，也是由无数鲜活的、有思想、有情感的“鸡蛋”所共同构成的。

但这些“鸡蛋”并不是普通的“鸡蛋”，而是被物化（异化）了的鸡蛋。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的，在“非人性的、标准化的分工”中，工作和工作人员的个人能力及其需要相脱离，成为一种无主体性的例行公事，而“违背人的本性的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为了服从高墙的需要，鸡蛋不再是鸡蛋，而是变得和石头一样心肠坚硬、失去人性。

这种毫无人性的“坚硬”，正是村上春树孜孜不倦在作品中大加批驳的“恶”。实际上，描写和揭露“恶”正是日本文学的传统。在日本特有的“私小说”中，常常见到对个人精神世界的过度关注，哪怕个人的行为与世俗道德相悖，也会无所顾忌地加以描写。但是这样的描写和揭露不是为了批判或反思，而是为了“忏悔”；这忏悔也不是改过自新的忏悔，而是一种“只要说出来就可以得到原谅”的心态。这是日本人在军国主义、皇权思想的高压下，对西方基督教观念、自由民主思想进行本土化改造的结果。

但村上春树显然想做得更多。与其说村上春树超越了日本文学，不如说他根本就不打算和日本文学沾亲带故。日本学者三浦铃一把村上春树称为“在日本写作的美国作家”，是不无道理的。不管是早期的所谓“村上流新个人主义”，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村上对社会问题的积极介入，以及对历史的持续反思、对“恶”与“暴力”的反复拷问，都更接近西方传统。虽说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一位日本文学教师，但就像《刺杀骑士团长》里貌合神离的雨田具彦、雨田政彦父子一样，村上春树远离了父亲所代表的日本文学传统，坚持走向了西方文化那一边，几乎是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反思日本的“恶”的历史。这种游离于日本之外的视角，让村上春树一系列作品中的反思，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在《寻羊历险记》中，“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府不顾一切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象征”。在西方文化传统里，山羊既是温驯的顺民，也是魔鬼的象征，村上春树显然采用了后者。在羊的操纵下，以“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先是在中国兴风作浪，战后又控制了日本的政界、商界和文化界，掌握着日本全体国民的命运，可谓无恶不作。羊就是恶，而“寻羊”就是要寻找到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源源不断向国土之外输出罪恶的源头。

这个源头究竟是什么，在《奇鸟行状录》中得到了更加深刻的解答，在这部小说中，村上春树提到了发生在“满蒙边境”的诺门罕战役。这场战役由日军发动，但是日军却被苏蒙联军击败。日本陆军第 23 师团全军覆灭，无数日本士兵做出了无谓的牺牲。然而这样的惨败却被无情抹杀在历史记忆中，无人提及，自然也无人为这些枉死的士兵的生命负责。村上春树想表达的是，日本发动的那场遍及整个东亚地区的战争，对于被侵略的国家的人民而言，自然是一场重大的灾难，但是，对于日本自己的国民来说，也同样如此。这恰好与村上春树所说的“它（体制）开始杀死我们，并且怂恿我们互相残杀”形成了互文的关系。在“体制”所引发的灾难面前，没有人是可以幸免于难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就必须寻找到这场绵延至今的灾难的源头——代代相传的弱肉强食的等级社会。绵谷升的叔父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战犯石原莞尔交好，就连战后也往来甚密；绵谷升的父亲则是等级制度的狂热信徒和既得利益者，对上位者言听计从，对下位者颐指气使，并把这套很成问题的人生哲学灌输给自己的儿子绵谷升。在父亲、叔父的影响下，绵谷升成长为一个畸形的人，这个“畸形人”却顺利继承叔父的政治势力，成了国会议员。

于是，畸形的等级制度就被这些把持了权力与资源的人代代相传，并不断被加固。这与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构想的“结构化”过程有些相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不断被制度化了的人所强化。或者更通俗地说，就像《名侦探柯南·贝克街的亡灵》里灰原哀所批评的那样：“政治家的儿子长大依然是政治家，董事长的儿子长大依然是董事长，正是伴随着这种世袭制，人类的错误历史被不断地重演。”

所谓“错误历史”，指的是历史上每一个等级社会都难以逃脱的厄运：如果一个民族将等级制度看得格外重要，服从上级命令高于一切，这个民族固然会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井井有条，享受着令人羡慕的秩序；但问题是，一旦上位者，也就是控制着“高墙”的那个（群）人，决定做点什么疯狂的事情，那整个民族就会陷入自上至下的、不可挽回的集体疯狂；更恐怖的是，这样的金字塔形结构本身决定了，如果上位者想要做什么疯狂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制止。

那么，应该如何避免等级制度引起的灾难？或者说，面对“高墙”时，“鸡蛋”应该如何自处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恰恰隐藏在村上春树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的反思之中。

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春树就提到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恶行：

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扔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奇鸟行状录》第 152 页）

而在《刺杀骑士团长》里，则出现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细致的大段描写，详细到读来可怖的程度：

“是说到遗书吧，”政彦语气陡然郑重起来，“据我父亲说，遗书中记述了继彦叔父砍俘虏脑袋的情形，非常生动详细。当然，作为士兵不带什么军刀，日本刀什么的以前也从未拿过。毕竟是钢琴手。就算能读复杂的乐谱，砍人刀的用法也一无所知。但是上级军官递过一把日本刀，命令砍掉俘虏脑袋。虽说是俘虏，但一没穿军服二没带武器，年龄也相当不小了。本人也说自己不是当兵的。只不过是把那一带的男人们随便抓来绑上杀害罢了。查看手掌，有粗糙硬茧的，就是农夫，有时候放掉。但若有手柔软的，就视为脱掉军服企图混作市民逃跑的正规军，不容分说地杀掉。作为杀法，或者用刺刀刺，或者用军刀砍头，二者必居其一。如果附近有机关枪部队，就令其站成一排砰砰砰集体射杀。但普通步兵部队舍不得子弹（弹药补给往往不及时），所以一般使用刃器，尸体统统抛入扬子江。扬子江有很多鲇鱼，一具接一具把尸体吃掉。以致——真伪程度不清楚——据说当时扬子江里因此有肥得像小马驹般大的鲇鱼。”

“上级军官递军刀给叔父，要他砍俘虏脑袋。那是个刚从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年轻少尉。叔父当然不愿意做那种事。但若违背上级军官的命令，事情可就非同小可，单单制裁是不能了事的。因为在帝国陆军里面，上级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叔父以颤抖的手好歹挥起军刀，但一来不是有力气的人，二来那是批量生产的便宜军刀，人的脑袋不可能那么一下子轻易砍掉。没办法砍中要害，到处是血，俘虏痛苦地百般挣扎，场面实在惨不忍睹。”

“叔父事后吐了。能吐的东西胃里没有了，就吐胃液。胃液也没有了，就吐空气。因此受到周围士兵嘲笑，骂他是窝囊废，被上级军官用军靴狠狠踢在肚子上踢飞。谁也不同情。结果，他一共砍了三次俘虏脑袋。为了练习，要一直砍到习惯为止。那就像是作为士兵的通过仪式，说是通过体验这种残忍场面才能成为合格士兵。可是叔父一开始就不可能成为合格士兵，天生就不是那块料。他是为悠扬弹奏肖邦和德彪西而出生的，不是为看人头而出生的人。”

“哪里会有为砍人头而出生的人？”

政彦再次摇头：“我不知道。但是，能够习惯于砍人头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人是能习惯许多事物的。尤其被置于接近极限状态之下，说不定意外轻松地习以为常。”

“如果那种行为被赋予意义和正当性的话。”（《刺杀骑士团长》第 2 部，第 68 - 69 页）

“上级军官命令士兵杀害俘虏”恰恰是等级制度中的典型问题，因为它展现了等级制度与人性的冲突及悖离。2008 年 3 月，村上接受共同社采访时就表示：“战争期间。长官叫杀俘虏是不能说 ‘No！’ 的，对吧？日本人在战争中干了这种事情。而日本人对此事的真正的自省之念，我认为还没有出现。”

士兵服从上级命令固然是“天职”，然而当上级命令与人性相违背时，倘若毫不犹豫地去执行，并且事后毫无愧色，把责任推卸给下达命令的上级军官，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就是身为鸡蛋，却站在高墙一边了；有的鸡蛋满以为只要铁石心肠，就可以从鸡蛋变为石头，成为高墙的一分子，实际上还是“被体制怂恿互相残杀”罢了。

在面对“恶”与暴力的诱惑事，上位者无人制衡，下位者言听计从，无不享受着放纵人性之恶的快感，当然会陷入自上至下的、不可挽回的集体疯狂。解决的办法是从内心深处拒绝这种诱惑，用个人主义去抵抗等级制度和集体主义的“高墙”。

为了表现这一点，村上春树让《刺杀骑士团长》的男主角，也就是“我”，两度置身于放纵人性之恶的边缘。先是免色涉自告奋勇地要求一个人待在封闭的石室里，再是与“我”有露水情缘的女子竟要求“我”虐待她——可能是有特殊的癖好：

免色继续道：“我想问你的是这点：在那一小时之间，你没有——哪怕一闪之念——想把我弃置在那个洞里的心情吗？没有为就那样把我一直扔在漆黑洞底的念头诱惑过吗？”

……

“那种念头完全没有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如实回答，“哪怕一闪之念，脑海里有的只是一小时后可得挪开盖子把你放出来。”（《刺杀骑士团长》第 1 部，第 298 - 299 页）

“打我！”正交合时女子对我说。……我按她说的打她的嘴巴。

“不是那个打法，求你了，认真地打！”女子剧烈摇头说道，“还要用力，猛打！有伤痕留下也无所谓，使劲打得鼻子出血！”

……

“嗳，勒一下我脖子可好？”稍后她在我耳边低语。

……

“做做样子就可以，”她气喘吁吁地恳求道，“不认真勒也可以的。”

这我不能拒绝。（《刺杀骑士团长》第 1 部，第 327 - 328 页）

实际上，在听完雨田政彦所描述的、他叔父雨田继彦所经历的南京大屠杀中惨绝人寰的细节之后，“我”察觉到了这种熟悉的、“高墙”引诱“鸡蛋”释放人性之恶的危险：

我反躬自省，假设处在同一状况，我会如何行动呢？继而，倏忽想起在宫城县海滨小镇共度一夜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女子——性行为当中递给我一条睡袍带，要我狠狠勒她脖子的年轻女子，想必我不会忘记抓住双手的那条毛巾质地带子的触感。（《刺杀骑士团长》第 2 部，第 70 页）

雨田政彦的叔叔，可怜的钢琴家雨田继彦，最终还是没能违抗上级军官的命令，杀死了手无寸铁的平民。但是，作为一种抵抗和交待，他选择了自杀。正如书中所说：

对于叔父，自绝性命是恢复人性的唯一方式。（《刺杀骑士团长》第 2 部，第 70 页）

但村上春树绝不是叫每一个进退两难的人都去自杀，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雨田继彦的死让他的哥哥雨田具彦——也就是雨田政彦的父亲——大受打击。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留学的他，碰巧赶上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于是参与了一起针对纳粹高官的刺杀行动。失败之后，雨田具彦被遣返回日本，而一同参与刺杀的同伴们则惨遭杀害，包括雨田具彦的当时的恋人。

至亲之人接连死于法西斯体制的迫害，使得雨田具彦开始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并凝神聚力地以当年失败的刺杀行动作为原型，创作了《刺杀骑士团长》这副伟大的画作。只是时过境迁，这幅画似乎失去了意义，因此被画家本人封存在阁楼上，不见天日。

但是“我”在阁楼上发现了这幅画作——由它引起的种种事件，构成了《刺杀骑士团长》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因此不难判断，村上春树认为，这样一幅从个人遭遇出发，反思民族历史错误的作品，至今仍不过时，有必要让他重见天日，借助“我”的故事，好好思索、省视一番。

日本民族也好，其他民族也好，都应该正视自己本民族的历史，不因为这段历史屈辱或者无耻就加以否认。无论如何都应当带着理智与情感，深刻地省视本民族的历史。然而这是痛苦的。作为民族的一员，自然会把本民族历史所带来的种种感受投射于自身，引发强烈的喜怒哀乐。关于真相所带来的痛苦，村上春树不无感慨地写道：

“……真相反倒只能带来混乱，其结果恐怕谁都幸福不了。”（《刺杀骑士团长》第 1 部，第 310 页）

“……真相有时候将给人带来何等深的孤独！”（《刺杀骑士团长》第 1 部，第 311 页）

这样的省视所引发的改过自新，无异于一种重生。一旦整个民族的“鸡蛋”都认清了自己在“高墙”面前的处境，认清了“高墙”通过引诱“鸡蛋”们释放人性之恶，来引发互相倾轧的手段，就不会再被暴力与恶所诱惑，不会被“高墙”怂恿着残害自己的同胞，更不会主动放弃人性，假装自己是坚硬的石头、主动成为“高墙”的卫道士。这样一来，“高墙”赖以延续的环境，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么，这就不单单是个人的重生，而是作为整体的民族的重生，乃至于是全人类的重生。

在《刺杀骑士团长》中，经历了理念世界的历险之后，“我”正是以一种婴儿出生的方式，通过一条狭窄的通道（隐喻阴道），体验了肉体的痛苦之后（隐喻出生的痛苦），“重生”到真实世界的：

我抛弃所有理性，全力以赴地将身体捅向更为狭窄的空间。身体痛得剧烈呻吟不止。但无论如何也必须向前移动。哪怕全身关节尽皆脱落，哪怕再痛不可耐！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关联性的产物，绝对性的东西概不存在。痛也是一种隐喻。触手也是隐喻的一种。一切都是相对的东西。光即是影，影即是光——只能相信，不是吗？（《刺杀骑士团长》第 2 部，第 278 页）

那么，不妨认为，雨田具彦就是村上春树，雨田具彦的那幅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画，就是村上春树这本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书，而文中的“我”就是诸位读者，在“骑士团长”——既是雨田具彦在画中倾注的理念，也是村上春树在书中所倾注的理念——的带领下，经历理念世界的历险，最终经历某种类似于婴儿出生的痛苦过程，获得新生，成为一个拥有“相信”之力量的健全的人。在面对违背人性的事件时，健全的人不会盲从上级的命令，也不会畏惧集体的权威，而是会选择相信自己的人性，相信自己的选择。

除了雨田继彦的自杀和雨田具彦的用自己的方式主动反思、反抗，村上春树还设想了一种折中的道路，那就是积极地等待。免色涉提到了以色列高墙、柏林墙，随后讲述了自己被东京地检关押在拘留所里长达 435 天的经历：

免色说：“我在那里学得了忍耐狭小场所的战术，天天那样训练自己。在那里期间，学会了几种外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汉语。这是因为，单人房里能放在手头的书的数量有限，而辞典不在此限。所以拘留期间是学外语再好不过的机会。所幸我是得天独厚具有精神集中力的人，学外语时间里得以把墙的存在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什么事都必有好的一面。”

……

免色点头：“正是。不能在那帮家伙面前认输，不能被体制挤瘪压碎！只要在对方准备的文件上姑且签名，我就能离开牢房回归普通世界。问题是一旦签名就完了，就等于承认自己压根儿没干的勾当。我促使自己认为这时上天赋予自己的重大考验。”（《刺杀骑士团长》第 2 部，第 174 页）

精通于学习外语的神秘富豪免色涉，难免让人想起《挪威的森林》里同样精通于外语的阔少爷永泽。就连两人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也大体相似：

“不要同情自己！”他说，“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挪威的森林》，第 324 页）

雨田具彦也好雨田政彦也好免色涉也好，无一例外是撞向高墙的鸡蛋，只不过行动的方式不同罢了。甚至，村上春树认为，只要坚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是顺应人性的，哪怕是暂时逃离日常社会，也是非常光荣的。在《海边的卡夫卡》里，他描写了两个“身穿旧帝国陆军野战军服”的士兵：

“要是还在当兵，作为士兵迟早要被派去外地，”壮个儿说，“并且杀人或被人杀。而我们不想去那样的地方。我原本是农民，他刚从大学毕业，两个人都不想杀什么人，更不愿意给人杀。理所当然。”（《海边的卡夫卡》，第 493 - 494 页）

“首先要‘咕哧’一下子捅进对方的肚子，然后往两边搅动，把肠子搅得零零碎碎。那一来对方只有痛苦地直接死掉。那种死法花时间，痛苦也非同一般。可是如果光捅不搅，对方就会当即跳起来，反而把你的肠子搅断。我们所处的就是那样一个世界。”

……

“为什么人对人非那么残忍不可，你知道么？”高个儿士兵问我。

“不知道。”我说。

“我也不怎么知道。”高个儿说，“对方是中国兵也好俄国兵也好美国兵也好，肯定都不想被搅断肠子死去。总而言之我们就住在那样的世界。所以我们逃了出来。但你别误会了，其实我们绝不贪生怕死，作为士兵莫如说是出色的，只不过对那种含有暴力性意志的东西忍受不了。”（《海边的卡夫卡》，第 509 页）

这两个“逃兵”所持有的怀疑“暴力性意志”的态度，在村上的世界观里，是最值得欣赏的。但他们也只有落得流落在森林里的命运，绝无可能在外面的世界里生存。因为外面的世界，仍然是“鸡蛋”们在“高墙”怂恿下互相残杀的世界。

那么，在村上春树眼中，怎样的世界才是好的世界呢？怎样的体制才是好的体制呢？请允许我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典故讲完。那位杀害了同胞的东德士兵 Ingo Heinrich，尽管一开始被判了监禁的重刑，但 2 年后，联邦法院修改判决，将他释放。前后两次判决，恰好说明了什么是人性之善。如果说判处 Ingo Heinrich 有罪，是正视本民族历史、惩处人性之恶，那么释放他，恰恰是反思历史、表达人性之善。这表明联邦德国法院认识到，Ingo Heinrich 的行为既是个人之恶，也是体制之恶。无论哪一方都不可以假装无辜。柏林墙是物质之“高墙”，联邦法院则是法律之“高墙”，但不同的是，前者只会开枪，后者却懂得时时反思自己。

倘若这个历史的温柔一隅能够成为历史的常态与全貌，那人类大可不必如今天这样，张牙舞爪地生活，更不必以安全之名，建起一座又一座的高墙，并任凭“高墙”来控制、摆布自己，陷入无休止的痛苦与内部倾轧之中。

在中国，村上春树被认为是一个“小资作家”，这一印象大概来自于《挪威的森林》。然而《挪威的森林》本就是村上春树小说作品中的异类，怎可以一部《挪威的森林》来定位村上春树。哪怕是《挪威的森林》，其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立场，在逻辑上也必然将村上春树引向对等级制度和集体之恶的反思。

不管是反思历史与战争，还是思考人性与制度的善恶，至少在日本作家之中，村上春树都是一位可敬的先驱者，值得中国读者去钦佩与爱戴。不但日本读者需要村上春树，以便时时唤醒全民族的历史意识，中国读者也需要村上春树，来做本民族的一面镜子，仔细端详本民族历史的真面目。

赞美村上春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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