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不过是件百衲衣

——评《枪炮、病菌与钢铁》

文｜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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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FT 中文网财经板块主编、专栏作家，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著有《凯恩斯的中国聚会》。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学界和出版界的双料明星，其视野宏大，关照古今——他这样的人在学术圈也多少被视为异类，但谁知道哪一种研究才是真正的贡献呢，是离公众更近还是离公众更远永远是个问题。

文明与野蛮，从来都是一个问题。

早在十九世纪，素有人类学之父称的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里归纳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段模型：蒙昧——野蛮——文明，差不多同时期东方的福泽谕吉也于《文明论概略》中区分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个阶段。那么，文明与野蛮如何在蒙昧中分野的呢？人类文明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平等？为什么是欧洲人征服了世界，而不是相反？问这些问题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句式语法不断变化而已。比如，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 72 年在新几内亚时就被一个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朋友耶利问倒：“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把它运送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帕伦——新几内亚福雷族高地人

耶利的问题触及了人类现状的实质，也是更新后世人类历史的关键所在，它实质是探询文明不平等的根源。戴蒙德教授当场语塞，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放弃思考这个问题。时隔了二十多年，贾雷德戴蒙德写出了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来全面回答“耶利的问题”。贾雷德戴蒙德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系，老本行是生理学，在新几内亚是进行鸟类调查，但是经过一番研究他走上了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的方向——也就是研究地球生物分布、繁殖、被驯化和灭绝的地理学。在本书中，他通过对人类生存一万多年的全景考察——也就是最近 13,000 年来关于人类的近代史，试图从地理学、生物学、病菌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解读“人类社会的命运”的起伏。

以前围绕文明起源问题理论林林总总，一种比较流行的答案是人种的不同造成了文明发展速度的不同，也就意味着某些人种高于其他人种，所以才安享先进文明——比如前阵就有英国的林恩教授用调查数据证明东亚种族的智商高，所以呈现富裕和高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贾雷德戴蒙德的立论方向则完全与人种学背道而驰，他认为答案存在于公元前 11,000 年冰河期结束的年代，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核心论点则在于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万年前，澳洲土著和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互换位置，那么现在澳洲土著可能不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也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现在的欧洲人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一些遭受蹂躏的零星分布的人口。

历史证明，农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冰河时代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族群都过着四处漂荡，朝不保夕的狩采生活，而地理禀赋的不同让各地的农业发展有所不同。气候适宜，物种繁多，作物茂密的地区，农业较为发达，首先是让大部分人能够过着定居生活，加大了人群之间的交流沟通机会；其次农业生产带来的丰盛粮食则让某些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技术创新，因此农业奠定了组织，文字，政治以及技术等等文明基石，所以决定农业发达与否的因素就决定了文明的起源与进化。欧洲文明的霸权建构的三大优势：钢铁，病菌，枪炮，无不与农业息息相关。

在欧洲人的征服史上，是关于枪炮与钢铁的作用众所周知，而细菌的作用则是让人耳目一新。最为明显的例证在十六世纪，在墨西哥，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交锋中，几百人的队伍居然战胜了几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使白人取得决定胜利的不是传说的利用先进枪火对土著的屠杀，而是天花病毒。到了 1618 年，墨西哥大陆的 2000 万人因传染病减少到 160 万，据说 95% 的原住民便是死于白人带来的天花和痲疹，而被直接白人杀死的土著只有 5% 左右。科学表示，传染疾病菌多从动物身上变异而来，先传染给人，然后才在人类群体中传播。由于欧洲农业历史悠久，家畜众多，在几千年来与病菌的频繁接触已经形成适应性；印第安人则不是，农业的欠发达让他们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触的经验，肌体很少遭遇此类病菌，也就全然没有免疫力，所以在天花面前溃不成军。由此可见，细菌的优势也间接来自农业。

农业是文明之母，但是早期农业的发展太多受限于各大陆先天地理环境。所以戴蒙德通过历史与数据证明四点因素决定了各大文明的竞争优劣：首先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其次影响大陆之内传播和迁移速度，第三点则是各大陆之间影响传播和迁移的速度，最后则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因为欧亚大陆在这四个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大陆，所以农业最为发达，也为欧洲人扫荡世界铺平了道路——但是为什么不是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呢？

所以，上文中提到“耶利的问题”也可以换做中国人的版本：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中长期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华帝国却在最近几百年时间轰然让位与西方？为什么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不是中国人？因为从本书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观点来说，中国的落后是令人诧异的。首先在农业上中国农业产生的时间几乎和新月沃地一样早，而且从华南到华北不同的作物物种都有分布，加上中国广阔的幅员和人口，使得它在农业诞生一万年之后还能进行高产的集约农业，而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因生态问题废弃。这些环境因素以及中国内部地理上的相对四通八达使得中国在初始获得有利条件，但是随着地理的统一在政治上表现为经常性的稳定，进而带来内部的集权以及对外在世界的漠视。中国古代统治者一言可以兴邦，亦可亡国。最具体的例证就是郑和的西洋探索，在皇帝的一个决定下就被停止，而哥伦布则可以在分裂的欧洲找到不同的国王来支持他的冒险，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帝王一个偶然而不可逆转的决定就让本来在航海处于上风中国走向后退与封闭。

新月沃地，包含有公元前 7000 年的一些粮食生产地

房龙认为，文明起源的问题最终是解决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思考。从某种象征角度来说，枪炮可以看作技术，钢铁则代表着资源，病菌在可以视为传播的隐喻。有了资源，必须利用技术才可以使用，而有了前两者之后如果没有传播，任何优势都可以走向停滞甚至反面。文明如水，流水不腐是自然之理，保守不变是文明难解之痒，没有传播带来外来的交流对话甚至冲突，任何文明会走向消亡崩溃。戴蒙德曾在他另一本书中指出，人类与黑猩猩算是近亲，二者基因重合层度高达 98% 多，从这个意义上人类可算是第三类猩猩，很大层度上文明诞生是一种偶然。而文明发迹之后的历史亦吹弹欲破，如果克娄帕特拉德鼻子短一点，8万印加人与西班牙人皮萨罗初会时带了武器，奥地利大公的车开得慢一点，行刺希特勒的公文包靠得再近十公分……回到原点，由环境差异而衍生的文明与野蛮，不过一纸之隔。戴蒙德的宏大论述体系揭示了文明进化本质暗合另一个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的玩笑话：“文明，不过是一件百衲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什么地方的布条子都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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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 贾雷德·戴蒙德｜著

谢延光｜译

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为何越过大洋进行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的土著，而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各族群间的生活差异为何如此之大？ 对于现代人类、国家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史学家往往存而不论，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为许多大家熟悉以及想当然的答案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演化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枪炮、病菌与钢铁》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也是一部真正关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完整一贯的叙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戴蒙德的其他两部著作《崩溃》、《第三种黑猩猩》一起堪称为“人类大历史”。

本版《枪炮、病菌与钢铁》在 2005 年国外原版的基础上修订出版，新增“日本人乃何许人也”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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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分享一段书摘作为彩蛋吧。以下摘自《枪炮、病菌与钢铁》之《耶利的问题》：

新闻记者总是要求作者用一句话把篇幅很长的书加以概括。对本书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当然，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发展，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念。然而在今天，这种观点已得不到历史学家们的青睐；它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过分简单化的，或者被讽刺为环境决定论而不屑一顾，或者把企图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差异这整个问题看得太难而束之高阁。然而，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

由于有几门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人类历史毫不相干的科学学科所提供的新的知识，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些学科首先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这些学科再加上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病菌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所有大陆和主要岛屿进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

这种学科的多样性向想要写一本书来回答耶利的问题的未来作者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样的作者必须具有包括以上各学科的广博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把相关的各种先进知识加以综合。每个大陆的历史和史前史都必须同样地加以综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历史，但所用的方法则是科学的——尤其是诸如演化生物学和地质学之类历史科学的方法。这样的作者必须根据直接体验来了解一系列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现代的太空时代文明，都要有所了解。

这些条件初看起来似乎是要求多个作者协同工作。然而，这种办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综合体系。这种考虑就规定了只能有一个作者，尽管这样做会引起种种困难。不可避免的是，这个作者为了从许多学科吸收材料将不得不浑身冒汗，并且将会需要许多同事对他进行指导。

甚至在耶利于1972年向我提出他的问题之前，我的经历已经使我涉足这些学科中的几门。我的母亲是教师兼语言学家；我的父亲是儿童遗传疾病专科医师。由于有了我的父亲做榜样，我怀着当医生的志向完成了我的小学和中学学业。在7岁时，我还成了一个狂热的观察和研究野鸟的人。因此，在我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很容易地就从起初想要从事医务工作这个目标转向生物研究这个目标。然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的训练主要在语言、历史和写作方面。甚至在决定要取得生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我在研究院的第一年还差点放弃科学而去做一个语言学家。

1961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业后，就把我的科学研究分成两个领域去进行：一个是分子生理学，一个是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只能使用一些不同于实验科学的方法，这对于我写作本书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要设计出一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会有许多困难，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使我对这些困难了然于胸。从1958年到1962年，我在欧洲生活，我的一些欧洲朋友的生活曾经遭到20世纪历史的严重伤害，生活在他们中间使我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在历史的展开中因果链是在如何起作用的。

在过去的33年中，我作为演化生物学家的现场调查工作，使我同范围广泛的人类社会产生了密切的接触。我的专业是鸟类演化，我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特别是新几内亚，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同这些地区的土著人在一起生活，我熟悉了许多技术上原始的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不久前还依靠石器的部落农民和渔民们的社会。因此，大多数有文化的人认为不可思议的、遥远的史前期生活方式，却是我的生活中最鲜明生动的部分。新几内亚尽管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很小一部分，但它所包含的人类多样性却大得不成比例。在现代世界上的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只在新几内亚使用。在我研究新几内亚鸟类的过程中，由于需要用近100种新几内亚语言列出一些鸟类的俗名，我对语言的兴趣被重新激发出来了。

所有这些兴趣产生了我最近的一本书，这是对人类进化的一种非技术性的描述，书名叫做《第三种黑猩猩》。这本书的第十四章叫做《意外的征服者》，是试图了解欧洲人同印第安人接触所产生的后果。在我完成了这本书之后，我认识到无论是史前时代还是现代，民族之间的接触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我明白，我在那本书的第十四章中努力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1972年耶利问我的那个问题，只不过把问题搬到世界上的一个不同的地方罢了。就这样，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试一试去满足耶利的——也是我自己的好奇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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