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吴海霞是希望工程在金寨县首批资助的20个孩子之一。每个受资助的孩子都有一个64开的小本子，红色的塑料封皮，里面写着受资助人的信息和受助金额。
34岁的周玉梅至今记得上小学时的一个春节。
快过年了，她所在的安徽六安金寨县花石乡里特别喜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但周玉梅家根本没钱过年。父母连她和弟弟的学费还没凑齐，更别说买年货了。
直到腊月二十七，学校老师给了周玉梅一张400元的汇款单，说有人资助她上学。父亲用400元中的一部分给他们姐弟交了学费，一部分买了腊肉香肠。
周玉梅说，那是她过得最好的一个春节。
周玉梅的汇款单来自希望工程，一项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发起并实施的民间公益事业，旨在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并改善贫困地区的教学状况。而周玉梅出生、长大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正是1990年5月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建成的地方。
金寨县城，至今保留着一家希望公益服务中心，不仅将善款直接捐给贫困儿童，还会整合社会上的慈善组织，提供捐助方、受助方的资源共享平台。周玉梅是服务中心的秘书长。
青基会官方网站显示，从1990年10月发起实施开始，至2017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9814所。
只有1/3的孩子能读完小学
金寨县希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希望工程启动前，这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学校还叫做金寨县南溪小学，因为它建在南溪镇。
当时，南溪小学设在镇上的彭氏祠堂里，青砖黑瓦，纸糊的窗户，教室的一侧没有墙。“冬天，孩子们冷得伸不出手。碰上阴天下雨，到处都是水。”1988年起，便在南溪小学教数学的杨先铭回忆。
教学设备也很简陋。教室里没有课桌椅，只有一块木头黑板，几支粉笔。孩子们来上课时要自带板凳；下了课，还要帮老师收集粉笔灰，然后用水调匀灌到竹筒里，晒干继续用。杨先铭说，那时的教室里不通电，光线很差，坐在后排的学生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
“但是有固定的教室和老师，有学生就很不错了。”杨先铭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孩子家里穷，连这样的学校都上不起。
1984年出生在金寨县花石乡的周玉梅，小时候险些失学。她家里5口人，父母以种地为生，养活两个孩子和年迈的奶奶。刚上小学时，周玉梅交不起书本费，就用别人的旧书。但每学期一百多块的学费对她来说，仍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一天半夜，她听见父母为了两个孩子学费的事情争吵，父亲哭了。
“我身边不少女孩子，小学没念完就跟着家人外出打工。”周玉梅说，自己也动过这样的念头。
在当时的中国，像周玉梅一样的孩子很多，与南溪小学情况相似的乡村小学比比皆是。1990年7月，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指出，“贫困”和“教育经费不足”是造成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
徐永光说，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孩子的学习费用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吃饭和读书，二者不可兼得”。而在教育经费方面，1988年，国家行政教育拨款加上其他渠道筹资共计423亿元，人均不足40元，列世界倒数第二位。
尽管改革开放已有10年，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7.1%。但学生流失的速度同样惊人。徐永光说，在全国2.2亿在校生中，“只有1/3能读完小学，继续读完初中的又只占1/3，再读高中的不足30%。”其中，小学生的流失呈上升趋势。
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1990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扫盲年”。就着这个机会，青基会于前一年的10月30日向国内外宣布，通过社会集资，建立中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基金，长期资助那些品学兼优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孩子。
“这些孩子是贫困地区的明天和希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明天和希望。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命名为‘希望工程’。”徐永光曾说。
蓝色的心形海浪上一轮红色的太阳，配上邓小平题写的“希望工程”四个大字，共同组成了希望工程的标志。意为“托起明天的太阳”。
作为接受希望工程资助的学生，1990年，周玉梅收到了第一笔捐款，30元。“我记得那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有人来帮助我上学，然后给了我一张汇款单。”周玉梅说，钱虽然不多，但能应付一部分学费。
还有那年临近春节时收到的400元汇款。两天后，父亲便带着周玉梅和弟弟到附近的古碑镇取了出来，厚厚的一沓，有五块的、十块的，也有50元、100元的大票。那是她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知道什么是希望工程，只知道有一些人拿钱让我上学。”周玉梅记得这些人身上有一个统一的标志——蓝色的大海托着红色的太阳。
救助贫困学生的同时，希望工程还会帮助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在有条件的贫困县，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和青基会及其他捐赠者的援助，对选定的乡村小学进行改建或扩建，并命名为“希望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