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十年时间把自己的“英国胃”装满中华美食,连书也充满花椒香气|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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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在周末推荐一本有关美食文化的好书,实在再美不过。
但这本书并非普通常见的出自美食作家笔下,而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女孩。
从剑桥文学系研究生变为伦敦首屈一指的“中华美食代言人”,扶霞·邓洛普用了十年时间。
这是关于中国菜的故事,也是一个英国女孩的中国历险记。
什么样的美食让“外国胃”投身“中国胃”?
一九九二年,原本只是出于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学术热情,只身前往中国的英国女孩扶霞·邓洛普,在一次造访西藏的旅途中,途经四川成都,这趟偶然的行程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一间开在杜甫草堂的”苍蝇馆子“(四川当地人对一些本地小菜馆的形容),两道陌生的异国菜(凉拌鸡和豆瓣鱼)点燃了这位英国女孩体内像鲸鱼一样大的对食物的好奇。
离开中国两年后,她毅然决定再次回到中国,并做好久居的打算。要知道,当时东方菜色仍甚少出现在英国家庭的餐桌上,对于“中国菜”的了解,仅有外带的糖醋肉与蛋炒饭等等,但她仍发誓:不论那儿食物有多么古怪,她都一律来者不拒——第一次与四川料理相遇时的神魂颠倒、亲眼目睹鸡鸭被宰杀时的惊吓、体验千变万化的刀工、对养生饮食的叹服、品尝野味时内心的道德两难……
英
中
而当她实际体会到中国菜“强调生鲜、善用香料酱料、充分利用食材”等特质后,一连串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年轻的扶霞并未困惑,带着青春独有的坦率和好奇,毅然踏上冒险旅程,一闯就是十年,从一位来自异国的”美食猎人“,到如今“伦敦久负盛名的中餐文化代言人”。扶霞.邓洛普的十年就像一个味蕾上的梦,个中滋味,都在下面这本书中。
译文纪实系列第26本
《鱼翅与花椒》
透过扶霞的眼睛,我们得以用全新的角度来了解熟悉的中国菜。不同地方的食物拥有其独一无二的气质:川菜的辣带着一丝丝甜,就像悠闲的四川人,总是带着甜甜的体贴;湘菜直接又毫无妥协余地,就跟那里培养出来的领袖人物一样;扬州菜则是太平盛世的食物,温暖而抚慰人心。
从四川热闹的市场到甘肃北部荒僻的风景,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书中呈现了中式料理让人难忘的美妙滋味,也深刻描绘出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且兼具人文观察与幽默趣味。
西方对中餐的误解正在改变
书名中的“鱼翅”和“花椒”,代表了西方人对中餐奇异之处的两个典型代表。在书中,如此解释书名的含义:
“花椒相当于香料世界的“跳跳糖”。要是猝不及防与它初次邂逅,也许会惊慌失措,这还算比较婉转的说法了。有一次,我在牛津的年度饮食座谈会上给一个陌生人尝了尝,没有提前打招呼,结果他以为我想下毒害他,从那以后再也没搭理过我。其实我应该更小心才对,不能忘了一九九二年我去重庆时第一次体验花椒的情景。“菜里全都放了一种我觉得特别难吃的调料,”我当时在日记里写道,“吃着就像八角、香茅和辣椒混了很多在一起,味道很重,我嘴都麻木了,味道真是受不了。我就只喝了汤,吃了米饭,其他菜都没怎么碰。”
作为一个外来者的视角,作者也在书中多次对比了中西餐饮观念的不同,特别是提到中餐因为食材而被批评时存在着“两种标准”——“西方人谴责中国人吃鱼翅当然容易啦,因为他们自己根本不想吃。但我们会为了环境,放弃寿司、金枪鱼三明治和便宜的汉堡吗?”
与此同时,中餐的丰富性也正在被国外餐饮界所注意并研究,在之前受诚品文化采访时,扶霞表示:
这一两年,西方厨师开始对中国菜好奇起来,发现他们能够多跟中国饮食文化学习。比如说,现在在西方厨师界内有一个 "发酵热":有一些名厨要自己做韩国泡菜、日本的katsuoboshi等外国发酵食品,可是还不知道中国很独特的发酵食品。有这个兴趣,他们应该赶快跑到绍兴品尝绍兴的臭霉味,跟中国师傅学习!那东西好吃的不得了,而且对西方人来说很神奇,跟我们的发酵味完全不一样!
我也觉得西方人应该多学习中国的养生意识学习:西方人对饮食与健康的关系太单方向思考、不平衡。
《鱼翅与花椒》选读
湿气弥漫的十月早晨,四川大学留学生楼与别人合住的小房间里,我从被窝里爬出来。我的意大利室友菲洛梅娜已经起床出门了。我睡眼惺忪地套上一件棉外套,看了看窗外。和平常一样,天灰蒙蒙的(老话说得好:“蜀犬吠日”)。留学生楼有围墙,是要让留学生老实待着,也让好奇的中国人别进来。墙外头一溜梧桐树,梧桐树那边就是锦江,一个打鱼的带着一船的鸬鹚,在浑浊的江水中试手气。他的鸟儿们扑闪着大大的黑色翅膀,脖子上都套着环。逮到的鱼要是太大,吞不进喉囊,就吐给打鱼的。打鱼的扔进鱼篓,换条小鱼喂给鸬鹚。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被深深吸引了。我在成都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这些令人着迷的小剧场。
渔夫划着船飘远了,我也没法看他的鸟工作了。于是冲了澡,穿好衣服,出去找早饭吃。我跟留学生楼那个看门的大爷说了声“早上好”,然后懒洋洋地走过一排芭蕉树。学生和老师们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车铃叮当响。矮矮的居民楼,阳台上晾着衣服,还挂着鸟笼。四川的雾气很温柔,笼罩之下的一切都变得轻软了些。川大的校园安宁平静、树木葱茏。在这么个出租车不停按喇叭、小贩大声叫卖、喧哗谈笑的城市,这里可真是一片静谧的绿洲。
不远的地方,就在大学办公楼后面,有个小摊,我动动鼻子就能找得到。小摊卖的是军屯锅魁,用面团卷起压扁的饼子,中间裹着碎肉和小葱,再撒点花椒,天堂般的香味能飘满整个校园。摊主是两口子,年纪有点儿大了,各司其职,互相不咋个说话。女的揉好面,掰成小团,再在油光光的菜板上搓成圆球,然后拿手掌后部把每个球擀成长舌一样的面饼,遍抹猪油,精确地撒上点香麻味儿的碎肉,最后卷起压成圆形递给她男人。男的把面饼在热油上煎得金黄,然后放进鏊子下面的炉膛里,沿边上摆成一圈,把外皮烤得焦香。趁热吃,一口咬下去油脆脆的,里头的面又有嚼劲,味道也丰富可口,花椒刺得你双唇麻酥酥的,像在跳舞。在这么一个阴湿的秋天,还有比这更美妙的早餐吗?
最开始引诱我到中国生活的,不是食物。至少我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我应该是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一九九二年我初访中国;过了一年,我飞到台北地区,参加了两个月的暑期中文课;接着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内地四处转转,其间去了西藏。从拉萨回家的路上,我途经四川的省会成都,到的那天天气真好,在四川实在少见:阳光灿烂,只微微有点常年挥之不去的盆地迷雾。我有一张皱巴巴的名片,是个四川二胡演奏家的,叫周钰。我和他偶遇在我家乡牛津的路上。当时他在演奏二胡,悠扬的旋律深深吸引了一群听众。“到成都的话,找我。”他那时对我说。于是我入住了交通饭店,租了辆自行车,去四川音乐学院找他。
几个月后,一位同事建议我申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去中国学习。她帮着我弄出一个很不错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计划,估计我对这个主题还能感一阵子的兴趣。填奖学金申请表的时候,我想了好些常驻成都做研究的理由,都是学术上的,很有说服力。我不想去外国人特别多的北京和上海,这样就能让自己真正融进中国生活、学习中文。哦,四川话是普通话的变种,变得七扭八歪的,没关系没关系。四川算是中国汉族聚集区的边缘,周围有很多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如藏族、彝族、羌族,等等。这些理由听起来都是相当充分的。然而,我必须坦白,填着表格上那一栏栏的项目、编着堂而皇之的理由时,我心里想的是鱼香茄子、豆瓣酱红烧鱼、火爆腰花和花椒的香味。运气真好,英国文化委员会和中国政府也认为成都对我来说是个做研究的好地方,给我拨了奖学金。这真是张“金奖券”,能到中国去探索一年,还没什么附加条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成都的外国人还挺少,留学生的总人数大概也就一百二十人左右。除了我们以外,就只剩下些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外教和救援人员。还有个很神秘的生意人,来自秘鲁。学校里那四十来个日本学生特别爱抱团,很排外。我们呢,意大利人、法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埃塞俄比亚人、波兰人、约旦人、老挝人、加纳人、德国人、丹麦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就彼此热热闹闹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虽然说我们居住在奢侈的孤立当中,也只需要走出宿舍楼,就能被四川生活的喧哗与骚动所淹没。在大学的侧门边就有个菜市场,满满当当的全是应季生鲜。水盆里,鱼儿跳跃、鳝鱼蠕动;笼子里,鸭子和鸡都在强烈地抗议;大大的竹垫子上堆放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藤藤菜、竹笋、蒜薹和苦瓜。还有特定季节才能吃到的,比如苋菜、枇杷和椿芽,也就是香椿树柔软的新叶子。有个摊子上卖的是不同种类的豆腐。手工编织的竹筐子沉甸甸地装着农产品,农民坐在筐子后面的小凳子上,等着拿老式的手提秤称好斤两,然后拿算盘算价钱。
每天,成都的人们都在这样的市场里买菜。那时候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超市。我经常在那个市场遇见大学里的某位老师在人群中挨挨挤挤,自行车的篮子装得满满的,什么大葱啊、豆芽啊、菠菜啊、生姜啊,还有现杀的鱼装在塑料袋里,从车把上垂下来,还在扭动。很快我就把那些小摊贩都认熟了。那个眯眯眼的太婆,总爱穿一身白色的工装裤,坐在一袋袋、一罐罐调味料之间:血红的干辣椒,有的是整个的,有的磨成了辣椒粉;还有暗粉色的花椒。那个卖花人长得挺帅,穿着精干的深色西装,舒服地瘫在小小的竹椅中,靠着砖墙,安稳地沉睡着,周围是玫瑰与康乃馨的美丽花海。要是有人来买花,轻轻地把他唤醒,他就眨呀眨地睁开眼,露出天性善良的微笑,点燃一支烟,拿了钱,递给客人一束五彩缤纷的花。
早晨和半下午菜市场都是忙碌喧嚷的。但午饭后有段时间,大家都在休息,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仅是那个卖花的,菜市场的所有人,似乎都在睡觉。农妇们双臂盘绕,趴在她们的南瓜和茄子上,头埋在胳膊里,打个瞌睡。卖西红柿和豆子的坐在地上,双膝耸起,睡成一摊。卖鱼的靠着墙,轻轻扯仆鼾。菜市场之外,整个城市似乎也深陷困意之中。三轮车师傅懒洋洋地躺在没有载客的车里,双脚搭在车把上。办公室的人们躺在仿皮沙发上,四仰八叉的,像猫。
成都有这种立刻就让人着迷的魔力。然而初到的那几周,我一直低落又困惑。我其实有点搞不清楚,我来中国到底是干吗的呢?到那时候为止,我的生活好像一条传送带,带上的我几乎从没认真想过,只是单纯地待在学习的温室中,从高中到剑桥大学,然后走向新闻事业。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怀揣着成为专业厨师的想法,但大学是贷款读的,为了还贷款我干了短期兼职,结果就得到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也没有勇气拒绝。迈入二十的头几年,我干着一份学术性的工作,枯燥乏味,完全不适合我。每天要在伦敦与雷丁之间通勤,也让我精疲力尽。所以,同事一说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中国奖学金,我就赶紧抓住机会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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