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语言学科的研究规划，我想，规划里总得有一项，研究中小学的语文教学，给语文教学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我跟中小学语文教师有所接触。他们在砸碎了“四人帮”“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之后，思想得到解放，急切盼望投入教育革命的行列，把自己担任的语文教学工作搞好。但是，对于怎样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他们感到缺少办法。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很惭愧，我没有。

近来几个月里，各地方出版了一些有关语文教学的刊物，多是师范院校办的。刊物的编辑同志给我来信，问我做好语文教学工作有什么窍门，我很惭愧，我答不出。

我为什么不能满足语文教师和编辑同志的期望，就得说到我当教师的经历和感想。

我开始当教师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担任的是初等小学二年级的级任教员，教国文和算术。当时的小学国文课本是文言，教国文，就是教认字，用本地方言讲课本上的文言。这个办法跟私塾一个样。

我小时读私塾，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诗经》、《易经》。都要读熟，都要在老师跟前背诵，背得出了，老师才教下去。每天还要理书，就是把先前背熟了的书轮替温理一部分，背给老师听。这样读书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是广泛地认字，二是学说古代的书面语言，那是跟任何地方的方言都不相同的一种语言。然后读《左传》，这才开始听老师讲。《左传》开头是“郑伯克段于鄢”，什么叫“克”，什么叫“于”，老师给讲成苏州方言，我明白了。

我开始当教师，干的就是跟私塾老师同样的事。不过也有所不同，一是并不先教学生广泛地认字，二是一开头就讲，就用本地方言讲课本上的文言。

我想，这样教法大概很古了吧。汉朝的大师传经授书，讲究声音训诂，后代人看来似乎很了不起，可是按实际一想，跟私塾老师教我，我教小学生相差并不多，无非是讲书。

从清朝末年废止科举，开办新式学校，直到民国初年我当小学教员的时候，小学中学教国文跟古代一脉相承，还是讲书。因为小学国文课本是文言(前面已经说过)，也选些短篇古文，中学国文教材几乎全是名家古文。其他各科的课本也用文言编写。是文言，就得讲。因而各科教员都讲书，数学教师讲数学书，理化教师讲理化书，史地教师讲史地书。因而各种功课几乎都是国文课。

白话文(又叫语体文，就是用现代语写录的书面语言)从什么时候起用作小学教材，我记不确切了，大概在五四运动前后。白话文开始在中学课本里占地位，我记得是一九二三年的事，那一年公布新学制中小学各科的课程标准(相当于现在的教学大纲)。当时小学的“国语”、中学的“国文”相当于现在的语文课。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是这样规定的：初中阶段。白话文和文言文掺合着教，各年级比率不同，低年级白多文少，高年级文多白少；高中阶段完全教文言。三个年级选教材的方法不同，一年级按记叙文、说明文等文体来选，二年级按《诗经》、《楚辞》等文学史的顺序来选，三年级按《老子》、《荀子》等思想史上的流派来选。这可见那时候的教些白话文只是顺应潮流，主要目的是归结到古文，而且诗词歌赋诸子百家都要叫中学生尝一尝，大大超过了科举时代的童生的阅读范围。

那时候我主要做编辑工作了，先后兼教几所中学的高年级，教材是文言文，当然照老办法讲。白话文没教过，可是我想，如是教，大概还是照老办法讲。白话文里很有些文言成分，可以讲。白话文大体是现在所谓普通话，普通话跟本地方言不同的部分也可以讲。但是可讲之处总不及文言文那么多。因此有些教师常常说，文言文“有讲头”，白话文“没讲头”。

从一九二三年到如今，五十五年了，编选教材的办法屡次变更，可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中学里白话文和文言文掺合着教。教法也有所变更，从逐句讲解发展到讲主题思想，讲时代背景，讲段落大意，讲词法句法篇法，等等，大概有三十来年了。可是也可以说有一点没有变，就是离不了教师的“讲”。而且要求讲“深”，讲“透”，那才好。教师果真是只管“讲”的吗?学生果真是只管“听”的吗?一“讲”一“听”之间，语文教学就能收到效果吗?我怀疑好久了，得不到明确的答案。还有，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掺合着教，我也怀疑已久。学文言文究竟是什么目的?掺合着学会不会彼此相妨而不是彼此相成?问题还有好些，我当然也得不到答案。我说到这里，同志们就可以知道我开头说的不能满足语文教师和编辑同志的期望的所以然了。我的经历只是讲书，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呢?

前些日子《人民日报》登载吕叔湘同志的《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和担任语文课的教师。文章里说：“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文章里说：“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文章里问：“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就这几句话，尽够发人深省的了。

我想，从前读书人十年窗下，从师读书，不管他们后来入不入仕途，单说从老师那里真得到益处，在读书作文方面真打下基础，不至于成为似通非通的孔乙己的，不知道占多少比率。向来没有作过统计，当然没法知道占多少比率。但是我武断地想，恐怕不会很多吧。从前那些读书读通了的人，那些成为学问家著作家的人，可能是像叔湘同志所说的“得益于课外看书”(就是说，脱出塾师教读的范围)，或者是碰巧遇到个高明的塾师，受到他高明的引导，因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的吧。

假如我的猜想有点对头，那么咱们如今的语文教学再不能继承或者变相继承从前塾师教读的老传统了。从前读书人读不通，塾师可以不负责任，如今普通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却非收到应有的成绩不可，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以往少慢差费的办法不能不放弃，怎么样转变到多快好省必须赶紧研究，总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得到切实有效的改进。

实践出真知，语文教学的实践者是教师，因此研究语文教学如何改进，语文教师责无旁贷。个人研究总不及集体研究，学校里已经恢复了教研组，集体研究就很方便。几个学校的教研组互相联系，交流研究和实践的结果，那是集思广益的好途径。

语言学科的工作者有的兼任语文教师，就是不任教师的，研究的东西往往跟语文教学有关联。因此，语言学科的工作者是语文教师最亲密的伙伴，义不容辞，要为改进语文教学尽力，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我在这里恳切地呼吁，愿语文教师和语言学科的工作者通力协作研究语文教学，做到尽快地改进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