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纵横谈”之一

高考不仅牵涉到近1000万考生的出路，也关乎全国近2亿中小学生及幼儿学什么、怎么学和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国的高考承担着“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三大功能，其中引导教学是核心和基础功能，决定数代人的素质、能力和“内芯”如何塑造的问题。那么，高考改革会带来教与学方面的哪些改变？学校该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挑战？

作为一项系统改革，新高考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高考如何跟课程标准对接的问题。今年教育部考试中心仍然发布了《考试大纲》，作为高考命题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规定了考试内容与形式，是考试评价、复习备考的依据。虽说考试大纲参照了《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但是内容、范围、深度、落点、效能等方面仍存在差异，这势必会影响课标的完整执行和教学取舍，进而影响核心素养和立德树人目标的落实。

二是高考如何跟中小学教学资源匹配的问题。新高考最具革命性的地方是增加了“选择”空间，考试科目、考试次数、高校录取专业的选择性，要求高中走班选课。为了与之“衔接”，甚至部分小学、初中也开始走班选课，这导致各地教室、教师告急，再加上智能排课、管理跟不上，选课指导不到位等，凸显出了中小学资源结构、空间规划、信息化建设、教师团队等方面的短缺和错位。

三是高考与中小学课程教学评价的一致性问题。教育目标、教学和评价三者的高度一致，是教育整体效能良好发挥的前提。近年来，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中，努力构建了形成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多元评价等基本框架，但高考作为一种具备高利害关系的终结性评价，主要以纸笔测验分数决定取舍，而纸笔测试效度又多局限于考查记忆、理解、解题能力。这样高考评价与刚刚建立的新的中小学评价体系不完全“同框”，中小学评价体系势必被弱化、虚化，轻则导致各阶段价值取向不一，重则影响培养目标的实现。当然，这是以前就存在的矛盾，但新高考应该更关注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

四是高考如何引导教学重心转换升级的问题。进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原来那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的说法已经行不通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倾向于创意、创新、创造性等方面素质，这些属于更深层的知识、更高阶认知范畴，需要中小学教学要特别关注知识组织、联结、加工、迁移能力培养，重在指导学生学习如何解决真实问题。而高考受集中纸笔测试的局限，更多考查学生的记忆、理解、知识掌握、解题技能等基础认知能力，这不利于引导中小学教学重心向高阶认知能力、创新能力的转换，也不利于引导跨学科、综合探究、项目学习及培养模式的优化，难以支撑21世纪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新高考在教学方面的引导作用体现在哪里？

一是强调必备知识考查，引导中小学做好常规教学。和以往高考相比，新高考强调“必备”二字，旨在强调核心知识，强调知识结构，为未来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提供“底料”。从小学到高中各学科都有若干知识点，这些知识点支撑着若干学科概念，这些知识是形成学科观念、思维、能力、素养及文化的原点和基础，也是通识教育的底层结构。

二是突出关键能力考查，引导中小学加强学生能力培养。和以前的高考相比，新高考将注重考查学生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职业能力等，这些都是人长远发展的关键能力，是未来过完满生活和发挥潜能的“支架”。

三是融入学科素养，引导中小学落实核心素养。例如语文阅读考什么怎么考？题量将大幅度增加，突出考查阅读的核心素养，强调获取信息、推理判断、评价思考等要素和水平。考生如果没有达到一个流畅阅读者的水平，可能会出现不会提取关键信息、不会整体联系、不能深层理解等问题，很难得高分。写作也是这样，往往给出大量材料，考生需联系所学知识，调取生活经验，建立背景知识，才能恰当而有说服力地表达。这些支持人的学术发展、专业提升和取得终身成就的核心素养，不是靠一时的“题海战术”就能培养的，需要日常的课程教学予以承载。

四是增加选择机会。这是新高考改变最突出的方面，不但增加了考试科目、考试次数和科目组合的选择，而且增加了高校录取的专业选择、综合素质评价的个性选择等。这在本质上将触动多年不变的中小学统一教学流水线。

怎样发挥好高考指挥棒的导向功能？

要想发挥好高考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应该从高考指挥棒向哪儿指和中小学如何快速响应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具体建议有五点：

一是课程标准与考纲合一，保证教育目标与高考评价的一致性。应以课程标准为基本框架范围，根据标准和评价双功能进行修订，细化目标表述和评价要素，增强操作性，同时也要把大学对新生的素质要求融入进来，同时满足高考评价指引功能。

二是以“以评促教”为轴心，强化大中小学联动。把高考评价的理念贯穿到中小学及幼儿园课程教学之中，实现大中小学课程贯通，教学内容结构体系对接，教学形式相互衔接。这样，学生搞好日常各项学习和活动，就是最有效的备考，早期各种规划和选择，就是对高考选择的尝试。

三是建立大学先修课程体系与机制，打通高中与大学的通道。根据我国教育管理高度集中的情况，由教育部牵头研制大学先修课程框架及实施系统，作为高中与大学衔接、过渡的切实链接。

四是优化高考命题指向，支持核心素养发展。命题技术层面也很关键，在整体优化命题考查的点位、呈现方式、逻辑链条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有序地加大跨学科、非结构性问题、不确定的问题、创新性问题、真实情境、深层理解方面等考题的比例，把必备知识的考查尽量融合在解决复杂问题能力考查题目之中，深度体现教育目标提升、基础阶段课程改革、教学方式变革、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让高考命题更具合目的性和内在一致性，进一步增强评价效度，更好地适应国家人才发展和创新驱动战略需求。

五是高考工作重心下移，增强中小学的反应能力。高考“引导教学”的功能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必须各学段协同作战。现在高考政策制定和工作统筹，高等学校参与得多，在命题、招生、录取层面下力量多，而对中小学的参与度、衔接度及准备度、完成度关注不多，把中小学置于被动接受和被评价检验的地位，以至于好多中小学校长、老师不能准确把握高考意图、操作要领及应对要求。

除了上述采取大中小联动措施之外，还建议把高考政策、评价内容方式、命题框架等作为研修课程，纳入中小学校长、教师培训体系之中，让中小学教师早知道考什么、怎么考、为什么考，深层理解课程标准、教学、评价的逻辑关系，以利于各区域、各中小学做好自己的顶层设计，提前有序解决好走班选课、生涯规划、专业指导、综合素质评价及新常态教学等工作，让新高考在引导教学方面发挥更大的功效。

（作者单位：中关村学院学术委员会原负责人）

《中国教育报》2018年06月06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