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赵景宜

我从没有想过自己有天会去看鲍勃·迪伦的演唱会。8月4日，晚上六点多，我从中环码头叫了一个Uber，同朋友前往两公里外的香港国际会议中心。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

最早，迪伦在2011年来北京办演唱会引起了轰动，包括崔健、何勇、陈升等一批音乐人前来朝圣。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不大可能跑到外地看演唱会。但还是感觉那是我和迪伦最近的一刻。

香港司机驾驶着日产汽车，电台放着粤语歌，很快送我们到了旺仔港道一号。大厅一楼悬挂着演出海报，可以得知在迪伦演出的同一天，这里还举办了“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祈福千人斋宴活动”。它们分别用了英文与中文，看上去有些违和。

上电梯时会看到的信息公告 图/Lucy拍

同我一起下车的李可，还看到一对老年夫妇，他们都留在着头发，有种嬉皮士的感觉。吸引注意的，是手里举着一个牌子，“我们需要一张票”。这场Never Ending Tour（永不停息）巡演，从1988年开始，已经巡演了近3000多场。但这次香港演出提前三个月就在网站上售罄了，新时代没有给老年人一点机会。

演出要开始了。

/ 让人着迷的Bob Dylan /

演出没准时开始，很有默契，观众们不算太守时。

我又一次打开手机，上面显示8:35，进场的人群仍不断涌入。这个场地不算大，只有一个入口，靠临时摆放的椅子才能装下8000多人。全场几乎没有空位。我坐在较高的顶上，正对着舞台，它看起来装饰简单，上面就摆放着架子鼓、钢琴等乐器，后面布景只是话剧演出时的幕布。

终于乐手们上了舞台，底下发出了欢呼与尖叫。迪伦出现了，全场发出了更大的呐喊、鼓掌，还有尖叫，音乐没有等着许多还在找座位的观众，就这样开场了。

观众进场

灯光很简单，几乎只有关和开这两种状态，颜色类似温暖的煤油灯。迪伦在最右边演奏着钢琴，由于隔着太远，我一度错把拿着吉他的乐手当成了他。坐我旁边的小伙子一样，一开场，他就压低声音向我问道，语气带着些期待：“现在出来的人是鲍勃·迪伦吧？”

但假如坐在前排，就能看到更多细节。坐在第一排的龙飞告诉我，“每首歌完了后，迪伦会和鼓手讲几句话，可能在做一个简短的讨论。他走过去时，好像弹跳般迈步过去，耸着肩。每次演奏完一段，或者唱完了，他就很开心的样子。我觉得他是认为这些是他的工作。”

“我感觉迪伦冲我笑了一下。他没有抬头纹，穿着一条运动裤，其他乐手都穿着西裤，像一群时尚先生。”龙飞的女友Lucy说道。

香港场一直沿用了巡演的简单布置。图/李可

至少，迪伦没说话，音乐接着音乐，一共唱了20首歌。《Things Have Changed》开场，熟悉的嘶哑、不羁，带有点嘲讽的声音，我感觉像一下穿越到了很远的过去，在听二十多岁的迪伦唱歌。不过包括我和同去的朋友们，大多时候都不知道迪伦在唱什么。演出很即兴，他会改动编曲和歌词，有时连乐手们都在追着迪伦。

有人事后网上称，只能靠和弦猜歌名。但我不太在意，与其听两小时我早就熟悉的音乐，我更期待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迪伦一直都是全新的。诗人于坚在谈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很好概括了这个音乐家一些特质：奖给了灵魂，没有奖给修辞或观念。这是向跨代的一派、向浪漫主义、向波西米亚、向嬉皮士、向口语致敬。

我们来简单谈一下迪伦吧，因为就连看演出的观众对他也有些不解。1961年，迪伦还只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小伙子，他二十岁。那年冬天，他来到纽约格林尼治村，在不同音乐酒吧寻找演出机会。两年后，他发布专辑《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音乐里批判核子武器、对权威发出反抗的声音，用不同排比式句子发问：“一个人要有多少双耳朵，才能听见别人的哭声？炮弹要在空中呼啸多少次，他们才会被禁止？”

当时，他的音乐很好捕捉了当时美国社会情绪，无论迪伦是否愿意，人们把他看成了“一代人的良心”、“抗议代言人”。那时，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处于核阴影中，同时也开始了一系列民权运动。同年，马丁·路德在林肯纪念馆发表了著名演说，随后多位黑人歌手同下面民众大合唱了《Blowin' in the Wind》，这首歌和《We Shall Overcome》一道成了当时的“国歌”。

几个月后，像是一个回应，迪伦再次发表新专辑《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时代正在改变）》，他警告政客，办公室外面正在开始新的战争，他告知老一代的人，你的孩子不能被你掌控，跟不上变化就不要妨碍。他成了这群反战、关注社会平等的年轻人群偶像。

演出结束后，排长队买纪念品的乐迷。只能收取港币现金，在场很多人直接用了人民币购买。图/Lucy

假如鲍勃·迪伦一直享受这种瞩目感，那么他的历史可能早就止步了。很快，迪伦厌倦了这种成为民谣与民权运动代言者的感觉。他在1965年发布了全新专辑《Highway 61 Revisited（重返六十一号公路）》，在当时这就像一个炸弹一般，支持们认为这个用电吉他唱摇滚乐的迪伦背叛了运动和他们。

那一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上，另一位重要的民权抗议歌手Pete Seeger试图用斧头砍断迪伦的电吉他的电线。有人认为，迪伦开始摇滚音乐，是为了成为真正的大众偶像。其实，长达八、九分钟的音乐不适合当时主流电台的播放长度。

总之，迪伦远离了想要远离的一切。他一直保持一种反叛和自由品格。在许多纪录片里，我们能看到他和媒体的互动：下飞机后，他也拿着一台相机拍摄影相机，用机智语言回应记者“愚蠢”的提问，对热情的粉丝无动于衷。

在电影《工厂女孩》里，有一幕是迪伦来到安迪沃霍尔的拍摄地，他的女朋友在伊迪·塞奇威克片场工作。扮演迪伦的那个演员多少给人一点混不吝的感觉，观众能很明显感受到迪伦对这个波普艺术家不屑一顾的态度。

散场后不愿离去的观众 图/龙飞

也许，在那天香港演唱会里，新一代的乐迷也感受到了一些“不友好”。直到结束，迪伦都没有介绍自己和成员，没有说一句话。他和乐手象征性在舞台上，站了十秒钟，就离开了。人群等了一刻钟，才意识到一切结束了。

我听到一个观众对他说道：“他像是来旅游一样。他开着车来了，又开着车走了。No words.”

/ 住在重庆大厦，花1000多港币看演出 /

“他虽然77岁了，但还是给人一种创作者的感觉。” 龙飞在看完演出后告诉我。从曲目来看也是，演出70年代以前“经典作品”只唱了6首，90年代以后写的歌占了一半，其中来自2012年专辑《Tempest》就有五首歌。

龙飞今年29岁，在上海给小朋友教雕塑，这是他第一次来香港。这份工作在没课时也需要呆在教室，这种乏味让他决定当兼职老师。收入会变少，他选择过一个相对拮据的生活，“空闲时间更多，给自己充电。”

同他一起来的Lucy一样没稳定工作，在负债中。为了节省开销，他们住在了重庆大厦，这是一个东南亚商人与“非法劳工”聚集地，因大量廉价住宿也受西方背包客欢迎。龙飞一度考虑搭帐篷在香港露营，“房间里反正都没有窗户”。在大厦同一层楼里，有许多像“台湾大酒店”、“加拿大旅馆”这样的小宾馆聚集，空间逼仄，有一定消防隐患，每天晚上都有警察在底楼巡逻。

重庆大厦内部一角 图/龙飞

“为什么票选最贵的？” 我们坐在重庆大厦底楼的小餐厅里。五个人共同分享着一份咖喱饭，还有三个咖喱团，一共50港币。印度老板很温和，他不太在意我们长久占用位置。可能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多，生意不太忙，我们才从演唱会结束后打车到了尖沙咀。

“来香港路费就要花不少钱，你看个500块演出，点在哪？还不如买最好的票。我觉得今晚的演出很blues很爵士。这个大爷是我唯一在世的老公，其他两个都去世了。” 另两个Lucy指的是莱恩纳多·科恩、大卫·鲍伊。龙飞也认为很划算：“最贵的票比我想象便宜很多，在内地他们买五月天、陈奕迅都要2000多。我花一半钱，能顺便来香港玩一下，还是看迪伦演出，感觉太值了。”

演出结束后，龙飞、Lucy、李可、伯箐、我一行错过湾仔码头末班船。打车回到尖沙咀。

很多大陆年轻人都觉得香港演唱会票价便宜。这和当地演出市场成熟有关，舞台搭建费、宣传费用更低，较少的审批流程和“公关票”也降低了许多成本。不仅仅是价格因素，像Blur、Guns N' Roses、Anti-Flag等国外乐团，包括香港本土乐团My Little Airport办演出时，总会吸引很多大陆年轻人来香港，在内地他们可能看不到这些演出。

这次迪伦香港演出，进场前后会听到许多讲普通话的人。有些观众不是乐迷，可能冲着诺贝尔文学奖来的。还有一些朝圣心态，演出结束后，我碰到一个穿着“WUHAN PRISON”的朋友，他对我们说：“一点都不想来香港，不过毕竟是有生之年系列”。在场的乐迷，都或多或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迪伦最后一次亚洲巡演。刻薄一点说，说不定下个月他就没力气唱下去了。

确实很多人来了，离场时，我偶遇到了在泉州喝咖啡认识的一对情侣店主，在洗手间碰到了五条人乐队的仁科。还有乐迷碰到了从台北赶来的乐评人马世芳，他穿了一件“Bob Dylan Time Out of Mind”的T恤。两天前，他去台北场时，则特意穿了1999年在纽约看迪伦演唱会时穿的另一件“Dylan”T恤。

在重庆大厦这间印度咖喱店我们交谈的同时，我想到迪伦可能是最受中国音乐人、文化人喜欢的在世歌手了。2011年，王小峰曾有采访迪伦的机会，但他放弃了，“他更喜欢把媒体当成一个笑料来对待。媒体不顾一切想尝试界定他，试图使他钻进设定好的圈套，但是迪伦谜一样的态度让媒体无功而返。”

乐评人李皖在读大学时，科学哲学老师要求写出心目中最伟大的五个人，他还记得自己写了爱因斯坦和鲍勃·迪伦。最近，他每天都在博客里写“一日一迪伦”，他还在继续翻译着鲍勃·迪伦的歌词。

我去过一次李皖的家。他家有一整个墙面的CD，抽屉里甚至还存有磁带，李皖是一个痴迷的音乐爱好者，他觉得自己写乐评是为了对抗“自己日渐贫瘠的思想”。当时我问了他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李皖没有想多久，就回答到鲍勃·迪伦，“他是真正的父亲，罗大佑、李宗盛是他的子孙。他把民谣音乐根植于十分宽广的领域，他把所有直觉都打开了，在他的音乐里，所有东西都获得了全新的表达。他的一生都是向前的。”

香港广告牌一景 图/龙飞

“那么鲍勃·迪伦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我问龙飞，顺手用勺子舀了鸡肉，食物其实已经快吃完了，只不过其他人都太礼让。

他告诉我，在大学学的艺术，让他开始反思过去接受的应试教育。那段事件，他开始接触鲍勃·迪伦，发现音乐里有许多政治意味。他也读了鲍勃·迪伦写的自传《编年史》。那本书，我们能发现迪伦同他的年少偶像伍迪·格里斯一样，对人类现实有一种透彻的关注与严肃表达。在迪伦开始做音乐前，就有过大量的思考阅读训练。从许多工具书、德国印象主义画家小册子，到《资本论》《喧哗与躁动》，“我总是埋首于那些书籍.....像考古学家一样钻研着他们。”

龙飞戴着圆形黑框眼镜，看起来过于正派，他常陷入发呆的思考状。他会脱口开玩笑说，可以做些发明，让猫戴的铃铛发出声音只有人可以听到，这样不会伤害猫的耳朵。他也会因为前一阵的疫苗事件想好几天，“你陷入这个也没用。” Lucy对他说。

龙飞有点怀疑自己正在脱发，最终会变成一个秃头，“你也总想问题吗，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也可能会变成一个秃头，景宜。”

在演出前一天，龙飞拿到了黄色门票后常盯着它看，会幻想起迪伦演唱完后把乐器送给他了。

他觉得鲍勃·迪伦在今天也没有过时，“我在香港街上，看到路上写着一句话，大概说现在年轻人比较沉默。大陆环境需要一些觉醒。年轻人不应该过于沉默，要勇敢一点。”

/ Like a Rolling Stone /

李可也从迪伦音乐中得到一些“觉醒”。他常说“滚石不生苔”。中学时，他开始接触西方摇滚音乐，其中包括鲍勃·迪伦。《Like a Rolling Stone》，给他感觉到一种自由和反叛的力量，“听完这首歌，我了解到这个谚语，很激励我。人像石头一样，一直停在原地就会长青苔。不一定要到处走，要内心追求不停滞。”

他家在汕尾陆丰市，离深圳动车一个多小时。因为迪伦演唱会，他也第一次来到香港。李可一直认为，如果没有摇滚音乐，他会变得像陆丰当地年轻人一样生活。那是什么样？“找一个稳定不太困难的工作，交女朋友，适龄时结婚，开着摩托车，最后买杯冰奶茶回家看抖音。当地人都有一台摩托车，但他们都只是打转一样在东海镇开，很少有人会想着说开得更远一点。”李可说。

李可在陆丰老家的房间，墙面上张贴着许多演出、展览海报。

陆丰市东海镇一角

“这次演出有什么觉得遗憾？”我问他。李可称，没有听到迪伦唱《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空中飘扬）》（事实上迪伦唱了，但做了改编) ，“我觉得音乐只是他表达思想主体的形式。这首歌是他广为人知的一首，我觉得这是他有意为之的。他的音乐有很多隐喻、文学性与个人表达，但有几首故意朗朗上口，歌词简单，这是一种波普艺术。这首歌在反战运动中合唱，我没感受过。但至少我能体验在香港这里听到8000人一起合唱。”

在一些人看来，李可过着一种不太主流的生活。他没有参加高考，在家里呆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他害怕出门。“为什么？”我问他。这个在外界口碑不太好的小城，同大多数广东地区地方一样，人们会倾向去广州、深圳工作。他感觉同龄人去了大城市后，人就变了，“他们变得好像更现实和势利了，当时很怕自己出去，也变成这种样。”

直到13年，亲戚介绍他去高尔夫球场当球童，他才开始算正式工作。每个月工资2000多，但包吃住，李可一共做了七个月。他把存下来的钱，买了台单反和笔记本电脑。这台相机帮助他得到了一份新工作，他到了武汉一家livehouse负责摄影和活动策划。如果有人问广东人为什么来这时，他就会说“滚石不生苔”。

这段工作经历，让他认识了许多音乐人，以及喜欢独立音乐、潮流文化的乐迷。他开始玩滑板，听不同类型的音乐。尽管在音乐酒吧工作薪水微薄，但李可还是满意武汉的生活。现在，他又回到广东，打算在深圳先去一个亲戚那工作。

“我对我的成长有一种侥幸的心态，如果我以前没看过某些书啦，听过某些音乐啦，我也留在城镇成为没追求的人。”李可说。

开摩托车的李可，在东海镇附近的乌坎村。

李可喜欢迪伦用这种即兴的方法演出，他和龙飞都认为，“现在迪伦还是一个创作者的心态。” 演唱会最后一首歌，迪伦选择了《Ballad of a Thin Man》，让李可印象很深。这首歌来自专辑《Highway 61 Revisited》，是鲍勃·迪伦最重要的转型之作。最开始，鲍勃·迪伦因为民谣收获了大量乐迷，他都是一个人背着吉他带着口琴。在六十年代的欧洲巡演，演出前半场是一个人的民谣演奏，后半场则是带着电吉他和乐队上台，观众们觉得这个昔日偶像变了，不断嘘声。

马丁·斯科塞斯《没有回家的路》纪录片显示，当迪伦带着乐队重回舞台，准备演唱新专辑曲目时，一个观众用很大声音喊道：“犹大！（叛徒）” 迪伦对着话筒说道：“你在说谎。我们把音乐开到最他妈的大。” 在一阵嘘声中，新的摇滚音乐在礼堂舞台上响起。

“我观察了一下，这几年的演唱会，他都把这首歌放在最后唱。我觉得这是宣告一种态度。”李可说这话时，打开了蓝牙音响，在陆丰的房间里放起了这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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