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故事应该这样开头：

李嘉诚建了个大学，我在那里长大。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内地工资，诚哥给的钱多，加上沿海经济特区的"貌似"优势，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来汕头这个城市的郊区——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扎根。

这里到市中心，需要坐 40 分钟的公交，而去隔壁的揭阳市，也只需要开半小时的车。它坐落在汕头的边缘，没有成片的居民小区，没有完整而丰富的菜场与市井，更别提大型的商场超市。买瓶酱油得从校园这头骑车到那头，来回需要 20 分钟，这个梗被母亲吐槽了很多年。

大学里有内地农村出身的老师在这里待了二十年后，深深地感慨着，自己这辈子就没进过城。

而或许这里就是座城，它几乎有着完整的生态。从教师公寓到学生宿舍；从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网球场、旱冰场到健身房；从食堂到东门口的小馆子；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从邮局、出版社、地震台到精神病院。

这里还有个两米多深的水库，有人游泳戏水，有人跳河自尽，水抽干的时候可以下去走走，一不小心就能踩到牛粪。

水库一角

/ 我常常忘记自己活在一所大学里 /

我总是看见一个遛狗的老人，但我不知道他是现代文学研究大师王富仁，初中的时候他来班上跟我们谈天说地，而直到他去世，我才真正意识他是谁。

水库旁的水库管理室的头顶有一群黑色的人像，打着黑色的雨伞，我在那里围着他们转圈，有时还玩起捉迷藏，但我不知道那是台湾雕塑家朱铭先生的“人间”系列铜质雕塑。

朱铭先生的“人间”系列铜质雕塑

体育场外有四根柱子，从高到低，分别刻着“有志”、“有识”、“有恒”、“有为”。从泳池披着浴巾回家洗澡时，我总是匆匆扫过一眼，但我不知道这是这里的校训。

有几年，我不过二三年级，十月份的时候有电影节，每晚在大礼堂都有排片，也就跟着大人去了。迷迷糊糊地看完《肖申克的救赎》，却只记得《疯狂的石头》里，那个站在厕所里尿不出来的郭涛。

那些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不知道他们在教什么，在研究什么，但几家人开车出游时，我听见某某的妻子吐槽某某一到出门的时候就要去上大厕，一上还要很久；我又看见某某上树摘杨梅的样子，不再矫健的身躯在树杈处自得其乐。

所以大概我真正清楚的，只有人工湖哪个地方的水虾最多，哪几颗鸡蛋花树最容易爬，什么时候可以去抓小蝌蚪。以及，如果要进幼儿园里享受游乐场般的感觉，却又太矮翻不了铁围栏，可以从哪个地方钻狗洞匍匐进去。

就像我知道这里物种丰富。晾衣服的竹竿常常有黑蜂来蛀洞，若是碰到那洞口，黑蜂会从竹竿里爬出来蛰你。我家后面甚至就是山，山上有野猪，领居家的哥哥提醒我不要太晚回家，他看见有野猪在偷吃他家的菜。等到木棉花遍地泛滥的季节，满地的棉絮中会生出一簇簇的木棉虫，是大只又妖艳的红蚂蚁。

这里在桑浦山下，有着自己的文明与野蛮，大概给了我最初的，关于世界的启蒙。

木棉花絮飘落现场，像满天星。 摄/邵勇

一般来说，大学里的老师总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但不是每个大学的教师公寓，都集中在小小的校园里。

所以当这群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村里时，你来我往，再搭伙找点乐子，化学反应之后，想不熟也难，圈子也就形成了。

而在这个圈子里行走时，大概是自在的。跟着朋友去某户人家撸猫，从没见过的叔叔阿姨，他们会问你是谁家的孩子。便报上母亲的名字。

“噢——是程的女儿！”

又或者是在体育馆里，随口跟朋友吹了个牛，说父亲乒乓球打得很好，冷不丁旁边就冒出来一句嘲讽。

“你爸的球还真臭。”说话的是个中年男人，我甚至见所未见，他瞟了我一眼，继续挥起球拍。

这大概就是活在圈子里的日常，在那么小的校园里，我甚至不知道那张关系网是什么时候拉起来的，上面有着各色各样的人。

母亲 93 年来的，我无法想象的是，在那个空气都仿佛泛黄在老照片里的九十年代，那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们，是怎么坐着破巴士一路颠过土路在小小的校门前下车的。就像我无法想象夜晚的他们是怎么在工会跳舞的，又是怎么约着坐绿皮火车一起出去玩的。

但大家就那样简单地认识了，从十年到二十年。

而这些人，他们又生出新的，各色各样的人——大概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二代，每年有二十几人，进入幼儿园。然后从小学到初中，一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有人走有人来，但总有那么几个人，一直在那里，从 5 岁到 15 岁，几乎活成彼此的生活背景。我知道他们引以为羞的乳名，他们看过我妈扇我耳光，彼此之间随时可以翻家底。

这是件有点神奇的事情。

——在充满着潮汕话 16 个音的潮汕大地上，一群口音各异的外地人，说着普通话，呱唧呱唧地开垦出自己的土地，然后建造房屋、繁衍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