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2018上海书展落下帷幕，15万余种图书、500多种首发新书让读者在今夏享受了一场文化盛会。
在上海书展创办15年之际，沪上不少出版社也迎来自己的周年纪念。上海教育出版社创立6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创立40周年……出版社的聚集，让上海在书展7天之外，依旧有深厚的阅读氛围。
上海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创立，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后，新中国的第二家专业教育出版社。如今上教社版教材在上海基础教育领域覆盖率占到七成左右，上海的学生，几乎都是读着上教社的教材长大。
上教社在教材出版领域有很多成绩，牛津英语教材的成功引入被认为是让上海学生英语水平走在全国前列的原因之一。去年，上教社的小学数学教材还输出英国，这是我国中小学教材第一次成系统、大规模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
除了大家熟悉的教材，在学术专业出版领域，上教社在汉语言文字研究、心理学、教育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厚重的理论著作出版。
“《易》六十四卦倒数第二卦是‘既济’，最后一卦则是‘未济’。上教一甲子既济，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缪宏才，提及上教社60周年，他认为，在总结成果的同时，大家更多思考的是上教社的未来。

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缪宏才
【对话】
60周年是一个新的起点
澎湃新闻：中国人说60一甲子，纪年以60为一个周期。上海教育出版社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是否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缪宏才：60年对中国人来讲是一甲子。不过对于一个单位来讲，一个文化单位如果能够持续发展60年，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6月22日做了一个建社60周年纪念活动。前期大家为了60周年，社里的老同志、年轻人，包括我们几十年分分合合的这么多单位，大家都来纪念、反思、回顾，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做了一系列的活动。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主要是有两种情感或者说思考，一个就是回顾在当年的创始的艰难经历、当年做的书，当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第二方面，大家想得更多的，就是上教社未来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上海是中国现代近现代出版的发源地，到现在为止，上海也是省市级出版社最多的一个城市，不包括外地出版社在上海的分社，有38个出版社。除了上海，没有一个省有这么多出版社。但这几年对上海出版的争议也比较多，有的认为上海出版还是占据中国出版高地的，但更多的人认为，上海出版这几年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多年前，我刚刚做发行工作，到外地书店有一个行话，说如果没有沪版书，这个书店是开不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书店一定要有上海书，才能站得住脚。当年上海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界的地位就这么高。现在上海出版到底怎样，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
从上教社来讲，我们是2017年4月25日，世纪出版集团启动教育板块的改革，有三个出版单位合并成立了一个新上教社，原来的上教社，和世纪外教出版社、世纪音乐出版社这三个出版单位成为新的上教社，合并我们就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走向全国。
上教社做教材以前只是在上海地区，上海地区基本上占到70%以上。现在我们的目标首先是不仅要在上海把教材做好，还要能够把上海的教材、上海的先进的教学经验推向全国。
第二，就是走向市场。教材一般来说是非市场产品，不需要到市场上竞争。我们现在希望除了教材，一般图书也要做好，走向市场。
第三，就是数字教育出版也要做好。这三点我们关注较多，因为这和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利益切身相关。
上教社60周年，不是完成也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教材反映上海特色
澎湃新闻：上海教育出版社是1958年成立的，当时为何要在上海成立一家教育专业出版社？
缪宏才：1949年以后，百废待兴。文化领域、教育领域尤其重要。因而1950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要教材实现全部统编。到1958年，成立了第二家，就是上教社。当时上教社的主要工作是辅助人教社，以出版教学挂图为主，基本上全国的挂图都是这里生产的。原来的老同志讲过，当时从年初一到年三十都在印挂图，就这样都印不完。
但上教社成立以后，显然不会只做挂图。上教社有几方面比较出彩，做了劳动学校的识字课本，还有聋哑学校的课本。这体现了上教社一以贯之的办社宗旨，就是服务教育、服务社会。做挂图利润很高，但做特殊教育识字课本应用面窄，利润很低，还有很多特殊要求。现在我们的理念依然如此，我们最近做了一套最新的特殊教材，规模很大。上教社一直会做这样的事情，为国家的教育做一些几乎没有利润、甚至要赔钱的工作。
澎湃新闻：上海人都是用着上海的教材、教辅长大，上教社什么时候开始承担上海教材编写工作？
缪宏才：以前中国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全中国用一样的教材。但我们国家这么大，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也不一致。所以当时反响非常强烈，认为一个国家的不能只有一种教材，后来就进行了改革。1990年代初，上教社就出了沿海发达地区教材，在四省市使用。
后来上海课改，一期课改基本上全上海的教材都是上教社出。二期课改之后，一到九年级义务教育阶段，绝大部分教材还是在上教社，高中阶段教材的出版社比较分散。
到现在新课改又回归，语文、政治、历史三科，教材是国家统编。其他高中教材现在也已经开始用国家课标。上海自己编写教材要体现上海的特色，目前教材还在编写，预计2019年使用。
澎湃新闻：考虑上海地方特点，上教社的教材有什么相应的特色？
缪宏才：上海特色各个时代不一样，各个教材也不一样。
我个人认为上海特色首先是要反映上海的教育实践、教学研究。
第二个特点是比较注重国际范。我们做的牛津英语教材是从20年前引入，现在是上海课改3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第三个特点，我觉得上海教材编写能够和最新的科技成果结合。像这次新的高中教材很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复合型教材，传统纸质书和网络结合起来，这是我认为比较有上海特色的。
澎湃新闻：上教社的小学数学教材2017年还输出到了英国，可否介绍下当时情况？
缪宏才：PI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是国际性对中学生综合学业能力的一个测试，在全球范围内举行。每个国家派队参加，上海连续几届都是世界第一名。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重视，尤其是英国。英国派人来考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上海学生连续得第一名和思维训练有关系，思维训练和上海小学生学的这套数学教材有关系。所以他们就希望把这套数学教材引进到英国。引进过程很复杂，翻译过去要做很多本土化的改编，比如人民币都要改成英镑，地名也要改成英国人熟悉的地名。
关注教育、文字、心理学术领域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除了教材，上教社还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教育研究方面的读物和报刊？
缪宏才：教育出版社也不能只靠出教材。上教社几乎拿过了所有的国家级的出版奖项，就是靠这些研究理论著作。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心理学著作在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都是很有名的。还有一个学术出版领域，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汉语言文字研究。比如《古文字诂林》历经14年出齐，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搜罗最为齐备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还有《近代汉语词典》《敦煌俗字字典》等等。这些书一个编辑一年大概只能做一两本，印出来最多卖出几百本上千本，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
澎湃新闻：你们会关注通俗读物小说之类的其他出版物出版吗？
缪宏才：上教社的专业分工里是不出原创文学的，但现在专业分工趋向模糊，我们也可有可能在未来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做一点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出版，甚至也不排除做一些文学原创作品的出版，但这肯定不是主流，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方向，而且一定是要有价值、有意义才会去做。
澎湃新闻：现在沪上实体书店复兴，读书会也层出不穷，7月14日，上海教育出版社成立了“永福书汇”，作为一个教育主题的读书会，“永福书汇”有怎样的特色？
缪宏才：这两年很多实体书店势头非常猛，设计赏心悦目。不少书店和商业体合作，已获得更低的租金，政府为提升本地文化氛围，也会邀请一些办得很好的书店来开店，这样一来，实体书店复兴就成了一个现象。
上教社门口有一个书店“新知识教育书店”，在永福路这么好的地段，业务量却不大，但我们也会坚持开下去。
这次新知识教育书店是上海书展的一百个分会场之一，书展期间也按照要求陈列、打折、宣传。结合我们的新书《幼儿尤克里里英文唱游书》，书展时有一个尤克里里英文唱游活动，现场教小读者弹唱尤克里里。
我们原来在新知识教育书店不定期地做读书活动和阅读活动。成立永福书汇后，目标是想通过几年时间，把它打造成一个专业的读书活动，主要面向低龄学前的儿童。希望逐步做到每周或者是隔周有一场活动，一方面是带动上海的小朋友的亲子阅读，另一方面也想给年轻的父母和小学幼儿园的老师推荐点好书。如果我们能一周推荐一本书，也就是每年能有50本左右，对孩子的阅读将是很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