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要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叔孙豹倡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他从道德、功业、文章三个方面倡导做人要立德，做事要立功，做学问要立言。并且潜在性地指出，“立言”是“立功”与“立德”的基础，如果缺少了“立言”这种基础性活动的支撑，那么，“立功”“立德”的美好愿景将难以实现。孔子讲仁，孟子谈义，荀子释礼，都在倡导“立言”，认为“立言”是学生学习与实践的主旨活动。

　　古之圣贤对“立言”是推崇的，“立言”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是至高的。但是随着封建教育思想的异化和科举制度的勃兴，“立言”逐渐演变成“代言”，代圣贤传言，不重视甚至不允许学生发表自己的主见；“经学”也变成了“圣学”，倡导只信奉，不创新；由重“立言”转为重“立意”，继而每况愈下，逐渐退缩为“释象”或“释言”，也即“代言”。使得自春秋以来教育事业以“立言”为主旨的“文化自觉”逐渐地流落为文化“自弃”。

　　鸦片战争以后，立言传统日益孱弱。随着西方军事的入侵和文化思想的侵蚀，中国的教育阵地逐渐被西方的功利主义、分析主义、工具主义等占领，出现了对西方教育理念盲从的现象。教学现象进一步从“代言”跌落到“无言”。“立言”不仅关乎教学效能，而且关乎国家的振兴和发展，因此倡导“立言”，不仅是一种教学回归，而且是一种对优秀传统教育文化的拯救和创新性发展。

　　“立言”具有唤醒功能

　　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指出，“传统的教育不但不去唤醒人的智慧，反而鼓励人去沿袭某种模式，从而阻碍了人的创造”。“立言”是对学生创造的信任、尊重、期望和唤醒，是对学生智慧、灵感、责任、勇气和担当的唤醒。唤醒能让学生获得常规教学难以获得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居于最高层次的两种需要。马斯洛指出，部分人经过努力能够获得“尊重需要”，而绝大多数人在正常条件下很难获得“自我实现需要”。众所周知，常规教学中把解决问题定为主旨目标，如此“实现”仅是一种平常、简易的实现，仅能满足短时期的“尊重”，很难真正获得“自我实现”。而“立言”是在教师邀请、启发、引导下学生的自发自主行为，是基于知识、问题的思想超脱和自我完善，是独立自主又合作共赢的智慧结晶和思想升华的创造性表现，所以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表达，是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是对固定性知识的超越和历史性自我的超越。“自我实现”也即演说家德摩斯梯尼所说的“获得见识之后所产生的最大幸福”，真正体现了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立言”具有平台功能

　　传统的教学过分追求量化和时效，追求知识安全，使学生对难以获得的创新、特色和探究充满恐惧，从而扼杀了冒险精神。教育的本真意义在于激发学生的勇气，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协助学生成熟、自由，绽放智慧和善良，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并超越自我。

　　如此超越需要提供一个激情绽放的平台，而“立言”就是如此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人都是自由的（负责任的自由）、平等的。教师既对学生充满期望，又要给学生足够的支持；同学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亲密战友。有了平台的提供、学友的帮助和教师的支持，学生能很好地激发起成就动机，能够在激情中获得远见并付诸行动。平台上学友的支持能够使学生的外在动机（形象展示、才华展现）和内在动机（知能提升、学有所得）都得到很好的提升，这样的课堂就充满了生命气息。“立言”的展示过程也是一种“完成性挑战”过程，尽管可能有缺陷和瑕疵，但教师的鼓励、同学的建议、集体的掌声会使学生获得高峰体验。如此平台还能促进主动学习、刺激主动探究、开阔学生视野、激发建构生成、强化学习效果、提高自我效能和实现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