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梓新

“试一试，我家乡的胡椒茶。” 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加藤嘉一掏出一份礼物，像所有日本人一样客气。他西装革履，言谈举止充满着礼貌。他的中文在我听来达到了95%的标准程度，可能比带着浓郁南方口音的我更加易懂。

这是我们在远隔大洋的第一次采访之后数月，在上海的一次会面。

加藤嘉一身材挺拔，他的身高在日本男士中应该属于出众的一批，不知是不是归功于长年跑马拉松。从小学开始的每日奔跑，以及后来的坚持写作，使他很自然地将同样这么做的前辈村上春树视为偶像。更何况，他们还都曾经在波士顿的剑桥镇生活过，日日绕着查尔斯河慢跑。

在他所出的《我所发现的美国》一书中，加藤嘉一写道，他曾幻想过，自己跑步的时候会不会碰上村上？

但是和村上写下牧羊人的奇幻世界不同，加藤嘉一写的大多数是政治、社会的专栏文章。他很看重专栏作家这个身份，这是源自西方媒体的一个高贵传统，如同他十分欣赏的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一样。而他自己也是以西方媒体专栏作者这个身份在中国获得了广泛了认知度。2008年，24岁的他受时任FT金融时报中文网创始总编辑张力奋的邀请，在FT中文网开设专栏。他出众的中文写作能力和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察视角，使他声名鹊起，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

十年过去，中国媒体行业沧海桑田。在鼎盛时期，加藤嘉一曾经在《南方周末》、凤凰博报、《瞭望东方周刊》、《VISTA看天下》等多个杂志开设专栏，并上过CCTV一套和凤凰卫视等节目。而十年后，他也轻叹自己的知名度有所下降。

2012年夏天，一叶知秋的加藤嘉一离开中国，到哈佛做访问学者。临行前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寄望于自己在某天归来。

一年之后，他妻子也辞职工作来到他身边。在妻子研究生毕业，留在华盛顿工作之后，加藤嘉一也结束了美国三年后自己在辽宁大学短暂的客座教授生活，回到华盛顿定居。在那里，他成了中日美三国的第三只眼，他在西方媒体和智库的空间有所拓展。他经常应邀撰写关于中国的各种报告，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同时写作。他过去积累的政界和学界资源还在日益加深。他和曾写下《日本中产阶级研究报告》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交往甚深，他也拜访过写下“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他和相关使节以及学界专家经常交流意见。

他热衷于扮演这种角色。但又对中国传统媒体的迅速凋谢略感无奈，这使他正逐步失去一个重要的表达平台。而他自己又不熟悉甚至有点抵触微信公号等新媒体，至今还没有开设个人微信公号的计划。

一个34岁青年，在中日美三国之间用笔努力地扩展着自己的表达空间和存在坐标。这已经不是中国当前话语传播体系熟悉的写作语言和主题，但他依然坚持着。从在中国写中国，到在海外写中国，正如他所言，“中国”本身有无数个存在，换个角度看，也是另一片世界。

Interview

三明治：可以谈谈你小时候的写作经历吗？

加藤嘉一：我和大多数写作者不太一样。我小时候没想过写作这件事。小时候我们需要随着学校必修课写作文、小论文。高中毕业前，我都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除了和跑步的训练日志之外，我也没有主动写过任何文章。那时候我作文成绩差，汉字也掌握得不好，语文考试大概也就65分左右吧。我们学的汉字是日式繁体字，写法、发音、意思和中文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学的汉字对学中文并没有帮助。所以我18岁到中国，学中文还是很费劲的，总是遇到自以为是的困境。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很不可思议的。

三明治：但你的英语一直不错？

加藤嘉一：我从小比较崇洋媚外，我从小非常喜欢用片假名表述的东西，比如罗马史、欧洲史，那些都是音译的。从小我对汉字是有距离感的。但在我所有科目里面英文是最好的。

三明治：在你的书中写到，你的父亲因为欠债，被黑社会追杀。从小你们家搬了20次家，这些经历对生活是不幸，对写作却可能是幸事？

加藤嘉一：和同龄人比我的故事可能比较多。中学的时候我作为小孩子，就同时要处理很多事情。我的生活素材很多。所以我现在的写作，也比较喜欢讲故事。但是中学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写，那时我每天没有睡过五个小时以上的觉。我需要训练跑步、打工、应对追债的人，作为长子照顾弟弟妹妹。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文字表达什么。

三明治：那个时候，你每天的时间表是怎样的？

加藤嘉一：我那时每天凌晨3：15起床打工，然后骑车上学，单程15公里。7：30上学到下午五点，然后还要训练两个小时，还要做作业。每个月到一定时间点，就要付学费了。我和弟弟往往没法按期支付。那个时候，班主任会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纸条，意思就是你欠费。我上的学校是初高中连读的私立中学，同学的家境大多比较好，我这样的人比较另类。

三明治：既然穷，为什么要上收费的私立学校？

加藤嘉一：我算是运动家庭出身，我爸爸看我小学六年级已经长1米7，觉得我应该去上运动相关的中学，那时他的生意还没有破产。于是送我去体育比较有名的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不过，我上的是成绩比较好的实验班，不像体育班每天只要上课到下午三点半就训练，全校只有我一个是既上实验班又练体育的。

三明治：你觉得练体育和现在你写作有什么关系？

加藤嘉一：日本的学校比较重视中国儒家的文武两道。文化成绩过不了，是参加不了比赛的。日本政界商界有很多是练体育出身。我大概从七八岁跟着父亲开始练习专业的跑步。由于在体育氛围较好的静冈县伊豆半岛长大、足球、篮球、棒球我都会一点。

在我看来，写作和跑步两者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毅力，得了解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要学会怎么理顺你的状态。如果面临10天之后的比赛，我就要安排自己怎么睡觉、吃饭，把状态调整到10天之后的早上八点，我觉得写作也是一样的。如果我要准备明天的题材，不管是严肃还是轻松的，我都会相应调整饮食和睡眠，我比较会搞状态。练体育要明白自己体质、思维、长处和短处，要客观认识自己。这和写作一样的，所以我特别明白，村上春树把写作、跑步和人生三位一体，我觉得他表达得特别到位。

三明治：小时候，报纸和书对你的影响如何？

加藤嘉一：我从小比较喜欢看英文报纸。初中三年级第一次出国去澳洲，产生了到联合国工作的愿望。所以我学英文、国际社会、地理很有动力。但直到高中毕业之前，除了田径有关的理论书和漫画，我没有主动读过一本课外书。小时候读过《三国演义》除外。那时我对文学没有兴趣，漫画自然会看一些。我喜欢《足球小将》和《灌篮高手》等。

三明治：我们来谈谈学中文的经历。

加藤嘉一：一开始我靠尽量不用花钱的方法学习，经常听收音机，还跟北大日语系同学结成语伴，第一个语伴是浙江温州人，我和她学了两年，每周1-2次。从“妈麻马骂”开始。到今天可能有朋友会说我的话有浙江口音。最麻烦的是声调，为了掌握声调，我花了大概两整周的时间，因为日语的声调都是平的。

我进北大那一年，正好发生了非典，上课很不正常。我就经常在宿舍读人民日报，就像我初中读英文报纸一样，读着读着就慢慢适应，学会阅读了。三个月后，我就能用汉语进行最基本的沟通，甚至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专业课，一开始完全听不懂，很多老师普通话发音比我还差，而且他们上课时也经常自言自语。后来，我每次回到北京，听着儿化音都会很亲切。

三明治：你第一次发表中文文章是什么时候？

加藤嘉一：我记得2006或2007年吧，《瞭望东方周刊》开设一个叫“东游记”的专栏，邀请了几个老外来写在中国的见闻和所思所想，经朋友介绍，我成为了其中一个作者。记得我第一篇文章的主题为“一个日本80后眼里的中国”之类的。

三明治：那个时候，博客和BBS你用得多吗？

加藤嘉一：对我的中文写作来说，一个转折点是2008年上半年开始在《凤凰博报》上写博客。每篇有几万到几十万的阅读量。不久，我就受张力奋先生的邀请在FT中文网开了专栏，那段时间，依我看，FT中文网正好处于突飞猛进的高峰期，我也是从中的受益者。之后，我就比较自然地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VISTA看天下》等媒体开设专栏了。至于微博，我原来根本不打算开，那是时任《新周刊》执行主编的封新城先生推荐并鼓励我开的。我有IT恐惧，所以天涯BBS我没有上过，北大BBS还是上过的，了解一些校园内的动态和言论，毕竟是北大嘛，会有一些故事可以作为写作的素材。我也看韩寒和徐静蕾的博客。

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最喜欢看报纸，《南方周末》每周必买，那时每天到北大东门的报亭买《新京报》，也买一些杂志。每月买报纸杂志要花100块以上。报亭的叔叔也很懂行，对不同报刊的位置摆放都很有门道，我经常和他们交流，有很多碰撞。那种碰撞令我怀念。当时中国的纸媒，那个环境系统，是一个共同体。

三明治：这个命运共同体现在基本就解体了。变成微信时代了。

加藤嘉一：对，变成新的共同体。我认为时代的变化，有些事情是挡不住的。“标题党”是现在新的“多党合作制”。现在中国的新媒体有点过于极端了。美国、英国、日本有社交媒体，但是传统媒体还是依靠原来的价值观和标准在发表自己的声音，内容和科技两者有时是竞争关系，最终怎么样是由读者说了算的，重要的是要让读者有选择。

三明治：你自己会考虑开微信公众号吗？

加藤嘉一：有朋友建议过。但我不知道怎么开，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操作这个系统，它需要时间投入，也需要商业头脑。

三明治：可以找助手帮忙？

加藤嘉一：现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写。我的写作规划已经有所固定，需要包括上日本和美国的媒体和智库，我已经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再多一个公众号，我会忙不过来。我没有想好，可能将来有一天会写，但没有想清楚之前，我还是偏保守的。

三明治：连资中筠先生都开微信公号了，你也可以开的。

加藤嘉一：了不起。我还有点抵触。

三明治：你现在的写作计划怎么样？

加藤嘉一：最近刚在中国出了两本书，一本自己写的，一本翻译的。固定的写作，给媒体的每月有3-4篇，给智库写的报告每月也有3篇左右。接下来，还是保持一年写一本书的节奏吧。

三明治：几种写作语言的切换是怎么做到的？

加藤嘉一：今天早上我用英文写了一篇智库的东西，用中文写了一个东西，下午写了一篇文章给日本的智库。对我来说，多语言已经不会互相打仗，甚至是一种愉悦。对日本人来说，中文和英文语法是差不多的，而日文的语法很不一样。

三明治：你主要思考的语言是哪种？

加藤嘉一：村上说他在用日文写小说时，已经在考虑如果作品被翻译成英文，读者能不能接受，要采用哪种句式更容易翻译。我也借鉴他，我一般用一种语言写作，就尽量用另一种语言来思考。这样会使语言表达得更独特一些。光靠内容出彩，有局限性，语言很重要。这种写作习惯从我大学时就开始了，那时我也做同声传译，是很好的语言训练，这种方式给我写作的语言方式带来一些灵感。

三明治：不只写作语言，你所处的生活方式也是在中日美三种方式中寻找平衡。

加藤嘉一：在华盛顿我可以和不同的智库、媒体、官员等交流，为写作寻找不同的灵感和素材。现在到处都有华人，我也经常和他们接触，每年也会回中国一两趟吧。你在中国能看到一种中国，但你走在不同地方，能看到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中国。太近了有时不好，太远了又看不到。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妥。

中国话题还是很热，最近日本媒体约我系列采访美国的中国专家。美国的智库、政府机构见我的时候，他们也问我有关中国的问题，几乎没人问我日本的问题。而且我不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反而能提供一个视角，表达得也比较客观。

三明治：所以你是一个专栏作家，像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的定位，而且你比西方驻华记者有优势。

加藤嘉一：我也算是专栏作家。在美国，Columnist是一个受尊敬的职位。日本可能要到50岁以后才能有机会成为专栏作家。我也在想怎样做得更好，对自己一直有反思和怀疑。写作者不怀疑就完蛋了。我现在写的东西比在中国硬朗，在中国写的生活内容比较多（不得不）。如果我是英文世界出生的人，我的话语权肯定比现在大。但我作为日本人，我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文化结构肯定比西方人应该更了解。所以对于中国研究，我是有优势和劣势的，对此要有自觉，尽可能取长补短。一个写作者的终结，就是不怀疑自己，不迷茫了。

我作为写作者最荣幸的是，某一年在香港书展，我被作为名家受邀。当时有一个主办方的领导说，本来香港书展的主题是“华人作家盛典”。那一年只能写“华文作家盛典”，因为我是日本人嘛。我当时希望这是自己对中文写作做的一点贡献。

三明治：你最喜欢的作家还是福山吗?

加藤嘉一：傅高义老师，我也很喜欢。1930年出生的他，快90岁了，还在写从奈良时代起的日中关系的书，听他说，接下来还要写胡耀邦。福山先生看起来是个典型的日本人，但他出生就在美国，从小在美国的环境和制度下长大，他也不会日语。他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时是1991年，才30多岁，很勇敢，了不起。不过他如今也承认，中国挑战了他的“历史终结论”。

三明治：你觉得现在中国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对你的态度有变化吗？

加藤嘉一：非常大的变化。我也心情复杂。一个是中国读者对公共话题，国际问题的热情没有那么高了，以前谁来，都会有人坐到地板上。现在没有了。第二，离开一段时间之后，我也能感觉自己的知名度下降了。而我的知名度也是靠传统媒体带来的，而现在很多传统媒体平台都没有了。原来我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他们是拿着杂志过来的。我是对传统媒体念旧的，最好把作品登在报刊上，现在这种方式走不通了。我明显感觉到，能发声的，和读者对接的平台少了。

不像很多人在网上讨论过的，我从来没有被“封杀”过，出入境也是顺利的。2016年我应邀到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客座教授，教国际关系的课。福山先生的《历史的终结》那篇论文是学期中的一个英文作业，我也用了约瑟夫·奈的书《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的英文版作为教材。我到辽大教书，显然是是由官方批准过的。

这次在国内的新书分享会，本来定了《美国怎么了，中国怎么办？》的主题了，后来说，不要谈中国了。不过，我能感觉到，自己仍然享有比中国国内写作者稍微宽一点的尺度。比如，我这次《我所发现的美国》的出版（东方出版社）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当然，该被删的均被删了）。

三明治：写作者的自由度和程序员差不多，却没有程序员有钱。对于维持生活和金钱观你怎么看？

加藤嘉一：我谈谈我的现状。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北京奥运刚结束到世博会那段期间，在日本，中国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那段时间我在日本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的书，卖得都很不错。现在大环境发生变化。现在的出书、写作收入肯定不如当年，不过最起码日常生活没有问题，我至少能保持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当然，说写作赚不了钱，也不一定对，世上也有很多既优秀，又赚钱的作家。但我有自己的局限，我也开不了公众号拉广告。我还是希望自己把精力放在写作本身，即使传统一点，保守一些。

三明治：你的写作有什么小习惯吗？

加藤嘉一：没有什么习惯，但有自己的节奏。如果下周一要交一篇文章，我就会一周之前开始胡思乱想。我喜欢尽可能安静的地方，我喜欢写作的时候周围没有人，我需要旁边有一杯咖啡，但我不想去咖啡馆。不过在候机的时候，在飞机上我都能写。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有灵感。我也会常在写作时听音乐。

三明治：你会回日本老家写作吗？

加藤嘉一：伊豆在我内心扎扎实实地存在着。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我的母亲、弟弟、妹妹还在那边。我还是偶尔回去，一年2、3次吧，总共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希望总有一天，会回伊豆的土地好好地、慢慢地、静静地写作，面对文字，就像当年川端康成在伊豆写伊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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