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韩国华侨，中文自然不及父亲。于是我看到，每封母亲写的信上，都会有一个个红笔圈着的错别字，那是父亲帮她挑出来的，然后又把信寄回给母亲。母亲收到后都会在被订正的字旁写上一整行对的字，就像小学生被罚写生字。因此每封母亲的信，都要这样两度易手，家书除了讲讲家中事，也是国文教材，父母两人如此不厌其烦，大约也是相互依靠的情意。及至想到他们的离异，让我不禁鼻酸。

据大阿姨形容，母亲私底下对父亲，还是一丝不苟的周到。当时父亲的办公室离家很近，他中午都会回家稍事休息。母亲需要帮我们洗澡，她会把毛巾先垫在浴缸里，再用毛巾把水龙头包起来，这样放水的声音就不会吵到睡午觉的父亲。但午间无聊的小孩终究会吵，母亲就会带我们去台湾疗养院旁的公园玩一个小时，这样父亲才能完全清静。但这种周到发挥到极致，就是两人的压力了。父亲回家进门不愿意脱鞋，对有洁癖的母亲是很大的威胁，但是她又不忍心改变丈夫的习惯，于是下班时间一到，她会沿着父亲从门口到房间的路线铺上毛巾，以防弄脏地板。

父亲不羁的性格，让他在还很年轻时，就放下前程一片大好的海军不做，拿了十万元退役金，开了间“作家咖啡屋”，来的不是作家就是文学爱好者，父亲遇见了，都转身跟母亲说“不能收钱”。这样的生意自然是不得善终的。但可能赔了家咖啡厅还不够快意，他接着开了家电影公司。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挺着大肚子在电影街穿梭，大概自动化身为“制片”之类的。父亲自己写了剧本，投资了几部据说很前卫的电影，叫《不敢跟你讲》，女主角是归亚蕾。1970年的金马奖，片中的小孩（俞健生）还因此片得了最佳童星奖。但片子上演前，因为内容涉及师生恋而被禁演。拍了部不能上映的电影，自然就不是投资，而是把钱丢进了水里。这些点滴小事不见得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离异，但毕竟一步步考验着两人不同的价值观。

离开对方之后，他们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婚姻。这也合理，那么年轻、那么时髦的两个人，自然应该再追求幸福。只是遗憾，他们其后的姻缘也无法甜美收场。但这么多年来，我倒是没有在我父母口里听到他们对对方有任何恶言，甚至每一年父亲的生日到了，都是母亲提醒我们的。

老家房子被国防部收回后，父亲只得独自搬出去住。对一个老男人来说，生活上的琐碎事打理起来较费周折。我打了求救电话给母亲，二十分钟内，她穿着短裤，带着一堆工具，出现在父亲的新家。她戴上老花眼镜，没什么台词，动手帮父亲洗冰箱、刷地板……父亲站在旁边，福至心灵，突然说了一句：“树兰，谢谢你。”母亲头也没抬：“都是为了我女儿啊！”母亲的矜持是容易理解的，但那坚持“周到”的底下，也许还有点儿“曾经同船渡”的情分。

就这样他们开始有了些交往，母亲不在台湾时，父亲会帮着搜集我的剪报。我若是出现在电视里，两人会互相通电话提醒对方收看。我出国时，我家里的除湿机要倒水，母亲会叫我父亲去。回来后，我会在茶几上看到母亲留给父亲的字条，写着要他记得帮我开开窗，买点儿杂物什么的，也会看着同一张字条上父亲的字迹，记载着他何时来何时走，完成了什么……当然，母亲依然偶有错字，父亲不订正了，只是私底下跟我偷偷笑。

有天，我在路上突然看见他们两个，我停下车说：“哦，约会被我抓到！”他们急忙澄清说是要找新的公车路线，方便去我家……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两个，有种时光倒错之感。两个人因热恋而结合，生了一对女儿，然后了解多了，不得不分手。他们没有太多怨恨，孩子也没有怨恨，他们各自试着去爱别人，但始终爱着孩子，孩子也爱他们。如果不是太贪心，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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