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些组织协调的工作，有一些特创的感悟，希望能由小见大，说说自律和他律这个话题，同时比较一下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所谓组织协调，就是组织别人来开会，那在那里开会，就有俩种选择，一种是椭圆形的桌子，大家围成一圈做。另一种则是像教室那样，有讲台，底下是一排排的椅子。麦克卢汉说媒介就是内容。会议室的选择，不应该只考虑能不能坐的下，不同的会议室，会给参会者不同的暗示，从而影响会议的预期效果。

会议室能有选择，这也多亏了西方文化的渗透，毕竟圆桌会议是亚瑟王的发明，中国以前的会议室，都必须有主席台的。这从两千年前就能看出来，我们画中描述的孔子和他的门徒是这样的，一个人坐在前面，其他人围着他听。

而西方的柏拉图学园，在其著名的画中是这样的，这里你看不出谁是中心人物，不是每个人都围着柏拉图的。

圆桌会议和主席团式的会议，有什么区别了？从信息的不平等上讲，开会就是为了更高效的去交换信息，所以必然会存在着信息的不平等，但主席台式的会议，强调的是单向的信息交流，坐在下面的人想说话，要举手，要得到同意，而圆桌会议上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个区别反映的就是交流规则背后的假设，首先是信息来源的问题，主席台的会议的目地首先是要让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记住某件事，其次才是收集参与者的反馈，而圆桌会议则是要从参会者那里收集到信息，虽然会议的主持者可能比参会人有更清晰的议题，但并没有一个预设的权威。

这俩种不同的会议方式，延伸开既可以说到自由和平等的古希腊遗产，说到等级社会留给我们的奴性，但这样不叫以小见大，而是用已有的成见来按图索骥的找例子。其实主席台式的会议主持者，何尝不想博采众家之长，这样的会议模式，也有提问的时间，也会要坐在台下的人来发言，只是这样的会议模式，假设的是参加会议的人需要他律，不然会议就会低效，而圆桌会议讲究的是自律，会议上的人自己决定何时合适开口发言。

之所以要他律，首先是由于会议的主持者有着不对称的信息优势，比如会议中要宣布一件众人议论了很久的事，主持者不希望自己被打断，Ta觉得如果没有等级制，参加会议的人会在自己还在讲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私下的信息沟通。就像经济学中禁止皮肉交易的讨论，一个对交易双方都能带来交易剩余的行为，因为其对第三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被禁止。主席台的会议模式不是一无是处，这是一种特定环境下最高效的沟通模式。

需要他律的第二个假设是静态社会，会议的主持者不相信参会人俩俩之间的交流会带来新的价值。主席台式的会议，参会者有问题是问主持人，征集意见时也是针对主持人抛出的话题，参加会议的人无法自己提出议题，也无法为选择题多加一个选项。在动态社会里，只有零和博弈，任何俩俩之间的串联都会损害整体的利益，所以需要等级制施加的他律来摆脱囚徒困境。

然而在一个动态的社会里，主席台的会议模式变得越来越不适合。首先是决策的来源，主席台的会议是要求决策者已做好了一个决策，只是借助会议让决策能高效的执行，而越是变化快的时代，做决策所需的信息就越需要来自于第一手的信息，需要头脑风暴带来的全新视角。其次是决策的执行，如果一个决策能足够细化，每个人只负责其中一小部分，那主席台的模式最适合，但若是扁平化的小团队，每个人都要做多面手，那就需要圆桌会议带来的和而不同。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讨论会议室的选择这样琐碎的问题，我已经知道了圆桌会议更好了，但关键的是要知道其为什么好，从而能举一反三，在其他领域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圆桌会议的目标和主席团式的会议，本质的区别在于其对真相的态度，前者是主动去寻找真相，后者是主动去遮蔽真相。其实没有什么是百分百的真相，任何理论都是对现实不完整的误读。然而圆桌会议是希望让参加会议者通过相互的妥协，从而让每个人都能达到更接近事实的理解，而主席台的会议的目地则是将会议主持者认为的真相强加给其他人。

所以说改变会议的模式是手段，真正要改变的是会议预期要达到的目标，从达成既定目标改变为对真相的探寻，从而更高效的服务于任何会议的终极目标，即群策群力办成一件大事。既然是要寻找真相，首先就不要怕失败，要让参加会议的人每个人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做的事在未来三年失败了，那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只有对失败可能的复盘，才能避免这些失败。其次是要鼓励跑偏，没有随机性就没有创造性的源泉，但跑偏的应该是内容，而不是逻辑，就如同搞笑诺贝尔奖并不是再鼓励伪科学，追求真相的会议，要鼓励的是那些看起来很好笑但却和议题有关且符合逻辑推演的观点。

然而圆桌会议要成功，首先要求参会者能够做到自律，能够不那么自私自利。没有自我节制，会议上的自由会变成闲聊，经济上的自由会变成互相伤害和欺骗。在一个完全失去了自律的坏境下，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那一点点小九九，要想合作就必须要等级制的监管。其次是要参会者是互补而不是互替的关系，互补意味着合作会带来额外的收益，所以寻找真相，从而找到最佳的合作方式，能够创造出全新的价值，而互替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来带来更高的效率。

从会议延伸到广义的沟通，任何的沟通，其目的都是要在三个成本之间做权衡，从而找到三者加起来的最小值。第一个是自己做一件事的成本，第二是通过交易让别人做这件事的成本，第三是通过等级或权力让别人做这件事的成本。如果对于大多数人，第三个是消耗最低的选项，那官僚体系就会由于自身基座的千疮百孔而枯竭，例如东北的经济断崖，如果第二个选项变得很容易，那就会带来大量的搭便车者，他们从交易中拿走了蛋糕的大部分，从而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同时带来技能的降级，例如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真正要关注的是这三者的加和最小，而真正决定这三者之和的，是第一个选项自己做的成本，如果自己做不了，那么不管是交易还是通过跑部来获得，都需要超额的成本，但如果自己能做，那就不会有过高的溢价。

前几日看到一位知识服务大V说起他和他孩子的对话，他问孩子医生工资高是不是应当，孩子说应当，因为医生需要很多知识，而学知识很累很艰难。但考古学家也需要很多的知识，可为什么考古学家不是人们认为的高薪职业了。其实医生能拿高薪，那是由于医生能做其他人想做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未来的AI医生常驻手机里，那医生就不会是高薪职业了，虽然成为一个医生还是需要付出同样多的努力，而如果未来人们对文物古玩如痴如狂，那考古学家就会成为高薪职业，即使他们没有获得额外的知识。